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貧困的自由——應對環境變化的心理反應 | 研究漫談

來自專欄 決策有道

作者： 陶睿、劉歡等

Change is inevitable. Change is constant.

-Benjamin Disraeli

Change does not necessarily assure progress, but progress implacably requires change.

-Henry S. Commager

全文約4000字，閱讀大約需要10分鐘。

摘要

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貧困的自由是兩項基本自由並且與客觀環境的變化有關。通常認為人們的主觀感受與客觀環境的變化是線性相關的。然而，本文綜述的兩個反直覺的效應卻暗示了人們應對環境變化和追求該兩項自由的背後存在複雜的心理機制：客觀環境與主觀感受的對應關係抑或是非線性的。

第一個反直覺的效應是「心理颱風眼」效應，即越接近高風險，心理越平靜。

第二個反直覺的效應是「城鎮位錯」效應，即儘管城鎮居民的客觀的生活水平介於城市和農村之間，其主觀的住地依戀水平卻不介於（低於）城市和農村之間。

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和免於貧困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是富蘭克林·羅斯福（1941）提出的「人類的基本自由」中的兩大基本自由（圖1）。聯合國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2009）也明確提出國際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幫助人類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貧困的自由。

那麼此二者何以躋身「四大基本自由」之列？又是什麼促使我們如此迫切地想要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貧困的自由？

細細想來，其源起與變動不居的環境緊密相關。我們所處的客觀環境在不斷變化，或變壞、或變好。

一方面，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洪澇、海嘯）破壞我們的客觀環境，即天降恐懼於人類，我們便尋求免於恐懼的自由；

另一方面，為免於貧困，人類人為地改造自然以改善客觀環境。工業化、城鎮化一直是人類免於貧困、走向繁榮富強的途徑（圖2）。

面對環境變化，人要調動身體資源、做出適應性的判斷和反應，方能生存。即所謂「心由境生」「心隨境轉」。具體落到「自然災害」與「改造自然」的情境即為：免於恐懼與貧困的自由。

面對環境的挑戰與變化，人類也相應地進化出了諸多應對和適應機制。當我們身陷危境時，我們感到害怕；而當我們身處美境時，我們則感到愉悅。

生活常識認為主觀感受應當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呈現線性變化，即：環境越危險（客觀），人們應該越害怕（主觀）；環境越好（客觀），人們應該越歡喜（主觀）。然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李紓課題組歷經數年收集上萬名被試的數據後發現了兩個反直覺的效應，揭示了主觀感受與客觀環境之間的變化關係未必是線性的。

第一個反直覺的效應：

「心理颱風眼」效應

害怕是人類應對各類環境危險的本能反應(Soyk, 2011)。學術界通常用「漣漪效應」(Slovic,

1987)來描述我們面對諸如地震、颱風、洪澇等嚴重自然災害時的心理反應——猶如向外擴散的漣漪，不幸遭遇所造成的影響也會隨著時間和距離推遠而逐漸減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客觀危險與主觀害怕之間的關係卻並非如此。

2008年5月汶川發生8.0級大地震，李紓等人對非災區（北京、福建和湖南共542人）和災區（四川和甘肅共1720 人）居民進行了大規模調查。調查驚奇地發現：越接近震中的居民，心理反而越平靜，即：隨著主觀判斷的所在地災情嚴重程度的增加（從非受災、輕度受災、中度受災到重度受災），居民估計災區對醫生的需求量、災區對心理工作者的需求量、災區發生大規模傳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採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數均隨之減少（圖3; Li et al., 2009）。

李紓研究員將此效應命名為「心理颱風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效應（圖4），即在時間維度上，越接近高風險時段，心理越平靜；在空間維度上，越接近高風險地區，心理越平靜。

「心理颱風眼」效應的變式

關係版的「心理颱風眼」效應：

在汶川地震發生4 個月和11 個月後，李紓及其同事又對災區（四川、甘肅）的4178 名居民和非災區（北京、福建）的1038 名居民進行了兩次跟蹤研究。

這兩次跟蹤研究發現，「心理颱風眼」效應在汶川地震1 年之後仍然強勁。與此同時他們還發現了「心理颱風眼」效應的一個變式——關係版「心理颱風眼」效應，即與遭受財產損失的受災人群的親緣關係越近，或與遭受生命傷害的受災人群的親緣關係越近，居民對健康和安全的擔憂反而越低。

捲入版的「心理颱風眼」效應：

鄭蕊等人（2015）入戶調查了生活在湘西鳳凰縣鉛鋅某礦區的居民（217 名礦區村民）。該研究調查了捲入度（involvement）與村民開礦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之間的關係。其中，採礦捲入度根據當地村民參與礦業開採工作的不同程度分為4類，從高到低依次為：礦主（自家土地能夠出產礦石的村民）、礦工（在小礦廠打工的村民）、礦主和礦工的家屬以及未參與開礦的村民。依常理推斷，捲入風險事件程度越高的人，他們的風險認知水平也應當更高。

調查結果卻顯示，從礦主到未參與開礦的村民，風險認知水平逐漸升高，表現出明顯的「心理颱風眼」效應。研究者將之稱為捲入版的「心理颱風眼」效應，即：捲入風險事件的程度越高，對風險的認知水平越低（圖5）。

如何解釋「心理颱風眼」效應？

已知的認知失調理論、心理免疫理論、「經驗與想像差距」的解釋機制均不能全面地解釋「心理颱風眼」效應。鄭蕊等人（2015）提出了「感知利益」的解釋機制。他們發現在鉛鋅礦風險中高捲入的人感知到鉛鋅礦帶來的利益也更高，這直接影響了他們對鉛鋅礦風險的認知。這表明：」心理颱風眼」效應的產生很可能是由於位於災難中心的人感知到了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們對風險的感知相對更低。

「心理颱風眼」效應的社會影響

「心理颱風眼」效應表明，主觀害怕並未隨著客觀危險的增加而單調遞增。「心理颱風眼」效應的發現也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註：

《Nature》的高級主編Noah Gray（2010）對該發現做出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這一結果「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非常重要，有助於他們更好地制定公共衛生風險的應對政策。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究竟哪些人正在遭受災難的折磨」。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對有關環境污染風險的「心理颱風眼」效應研究做了題為《人類認知環境風險的大悖論》的深度報道，該報道總結，「心理颱風眼」效應的發現充分說明，單純地給民眾呈現數據和統計結果並不能改變他們的心理認知，政策制定者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應該更多地與民眾交流和溝通（Harvey, 2015）。

第二個反直覺的效應：

「城鎮位錯」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城鎮化發展迅速。截至2014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54.77%，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53%（國家統計局, 2013）。

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測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城鎮化的迅猛發展將很大程度上提升居民的主觀幸福感。然而，研究者發現在一些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荷蘭——隨著人均國民收入近十年的持續增長，主觀幸福感的均值卻幾乎保持不變（e.g.,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Easterlin & Sawangfa, 2010）。這些結果意味著主觀感受並非隨城鎮化水平呈線性變化。那麼這種非線性的關係是否在諸如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存在呢？

Wang等人（2015）從2007年8月到2007年9月在全國範圍內對處在不同城鎮化進程的三類地區（農村、城鎮、城市）的居民（合計3716名）開展了入戶調查。

研究者通過直接和間接測量考察人們對於住地的主觀看法。直接測量的主觀指標是自評的社會環境，即居民是否認為自己的住地擁有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間接測量的主觀指標（住地依戀）由投射測驗（Li, 2016）測量得到，即不直接詢問居民對住地的態度，而是要求其對與自身關係重大的事項做出選擇，包括詢問他們是否願意選擇本地人作為終身伴侶，是否願意來世重生在本地，是否希望子女掌握本地的方言，以及是否對外地人侮辱本地人存在情緒反應（Wang et al., 2015）。有強烈住地依戀的人會更願意選擇本地人做伴侶，來世再做本地人，讓孩子掌握本地方言，以及對外地人侮辱本地人的言辭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反應。

根據客觀指標（如，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成人文盲率和人均家庭月收入等等），居民的生活質量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呈現出自農村至城市階梯上升的趨勢。按理說，居民的住地依戀水平也應當呈現出相似的趨勢，即城鎮居民的住地依戀水平應當落在農村和城市居民之間。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城鎮居民的住地依戀水平和自評的社會環境分數均低於農村和城市居民（圖6；Wang et al., 2015）。鑒於這種「非邏輯」的性質，Wang等人（2015）把這種V字型關係稱作「城鎮位錯」效應（town dislocation effect）。「城鎮位錯」效應描述了城鎮化過程中主觀感受與客觀環境的不同步變化。

「城鎮位錯」效應儘管出乎意料，卻仍在情理之中。伊索寓言中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農村老鼠羨慕城市老鼠有美味的蛋糕和啤酒，於是他搬到城裡。然而，當他親身體驗到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異後，農村老鼠認為與其緊張焦慮地生活在城市中享用美食，還不如回到鄉下過平靜的生活。正如農村老鼠一樣，人們面對城市似乎也表現出了類似的「田園情結」（Wang et al., 2015）。

如何解釋「城鎮位錯」效應？

研究者依據前人研究選擇了社會支持，對創新的接受程度和冒險感作為可能的用來中介居住地區和投射背書之間關係的變數（Wang et al., 2015）。Wang等人（2015）採用分層隨機抽樣對處於不同城鎮化進程地區（三類城鎮化水平）的合計1452名居民開展了第二輪調查。調查還收集了被試對社會環境和投射背書的評分。除第一輪調查中測量的指標外，調查還測量了三個潛在的中介變數——社會支持，對創新的接受程度和冒險感。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在中國被視為一種高風險行為，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體現了被試對創新的接受程度。風險偏好則通過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來測量。結果顯示，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風險偏好並不能作為潛在的中介變數為「城鎮位錯」效應提供滿意的解釋。但合乎預期的是，社會支持成功中介了三類城鎮化水平的住地在自評的社會環境和投射背書上的效應。這個結果也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Bonaiuto et al., 1999; Rollero & De Piccoli, 2010; Moser & Ratiu, 2002;Scopelliti & Tiberio, 2010)。

「心理颱風眼」效應和「城鎮位錯」效應意味著什麼？

前述兩個反直覺的效應提示我們，主觀感受隨客觀環境的變化關係可能並非是線性的；人們在應對環境變化以及爭取免於恐懼和免於貧困的自由背後有複雜的心理機制。

人類越是視「免於恐懼與貧困」為普世的基本自由，心理學工作者就越有責任辨明「免於恐懼」的心理防禦機制和「免於貧困」的心理調整機制。鑒於這些機制尚不得而知，人類在追求自由之路上仍將繼續求索。

參考文獻

Wei, Z. H., Tao, R., Liu, H., & Li, S. (2017).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and Our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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