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考古與鄱陽湖修閘

1620年。

已是重病不起萬曆皇帝躺在弘德殿的床上。這時他可能會有無數的想法，關於過去的，現在的，以及將來的。他也許還未察覺到自己大限已到，依舊憧憬著將來紙醉金迷的日子。又或者和一個將死的普通人一樣，往事不禁歷歷在目，心中多少有些懊悔。但是，這位皇帝在最後的日子一定沒有想到，300多年後，自己的陵墓會在幾位文人「建議」被「官方」地打開，最後甚至弄得他和他的皇后們屍骨無存。

1956年，在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吳晗和「最有骨氣文人」郭沫若的建議下，國家決定對明定陵進行挖掘。就這樣，安然經過了異族統治的滿清，軍閥割據的民國，山河破碎的抗戰，保存完整的定陵在舉著紅旗的文人眼下被輕易打開。至於打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只是為了所謂的明史研究，同時發掘一些珍貴文物。而開挖定陵的結果，則是得到一堆金銀器物。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那就是一個教訓：不要主動發掘帝王陵。在這之後，中國的考古界確實沒有再主動開挖過其他的帝王陵了。不過類似的錯誤卻依舊在中國不斷發生。

2016年11月。

江西省水利廳發布了一則關於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的公示。這條公示又將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推在了聚光燈下。在江西省水利廳的官網上，關於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的內容有很多，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有百利而無一害。在《為了「一湖清水」——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介紹》中，有關部門指出了若干原因，又強調了各種效益。誠然，這篇文章說的都是真話，但這會是全部的真話么？

這就如同當年吳晗等人在《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中所羅列出的諸多好處一樣，你看咱們既能找出一些明史文獻佐證歷史，又能把這個地方弄成名勝來吸引遊客，多麼好的事情，所以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吳市長動情地寫到:「埋藏在地下的宮殿,今天如能使其重見天日,開放為地下博物館,安裝電燈,供人瞻仰,不但可以豐富歷史智識,也將使這個古代帝王陵墓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名勝。」魯迅先生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但這裡不得稍加惡意地推測一些這兩位大家，也算是得罪上他們一下。二人作為當時中國考古界的巨擘，關於定陵考古可能對文物帶來的風險會一點也沒有察覺么。按照正常的邏輯理應是有的。至於兩個人為什麼沒有明確提出這些風險，這裡就不做「惡意」的推測了。

定陵也的確成為了北京一處著名的景點。不過，關於這之後的悲劇，吳晗和郭沫若便少有反思。吳晗可能因為在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而沒有機會思考。但是從郭沫若還對其他皇陵抱有想法的態度上大致也能推斷出他對於定陵考古之後的那些問題是毫不在意的。索性總理吸取了定陵的教訓，才讓剩下的帝王陵墓得以保存。

考古和水利建設都屬於系統工程，並且後者尤甚於前者。凡是系統工程應該有一種科學的態度，就是要做出合理的風險判斷。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在論證這些系統工程的時候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官方只報喜不報憂，對於可能的好處濃墨重筆，至於那些潛在的風險卻避而不談。鄱陽湖作為長江流域的重要的湖泊之一，在維護長江周邊生態環境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對這樣的功能性湖泊進行水利工程改造，如果缺乏嚴謹的科學論證，是有巨大生態風險的。世界自然基金會也認為，「目前對相關問題還缺乏研究，樞紐工程並不是其答案。」

對於這樣的水利工程，利弊權衡的標準其實是很難把握的。如何既能滿足短期利益又不損害長期利益？如何在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中取的雙贏？如何保證下游安徽、江蘇以及上海省市的權益？只以江西省為主導，很有可能會出現那種以偏概全的「真實」的結論。

定陵考古的教訓猶在眼前，眾多工程導致的生態災害也時時發生在身邊。如果有關部門的官員依舊以「適者生存」這種態度來回應質疑的話，那麼重蹈覆轍絕非不會重現。強調風險，謹慎應對，才是面對這種巨型系統工程的應有的態度。如果只將這樣的工程當做政績來做，歷史總會把一些人的名字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