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我的年代--- 釋戒嗔

一個好故事，不亞於一件藝術品，值得反覆咀嚼，多次回味。

作為一件藝術品，今天給大家推薦一個好故事。

為了體現對這個故事的尊重，其他欄目暫停一次。

為什麼說它是好故事？因為故事中的人做出的一些舉動，貌似十分難以理解，甚至會被看做不正常，但如果放在當時的時代下，是再正常不過的選擇，而導致這種選擇的，是故事中人純良的感情。這是藝術君眼中一個好故事最重要的標準。

好故事，不是靠煽情的語言來打動人，而是靠平實的語言下不同人物跌宕起伏的遭遇，以及這些遭遇在時空前後的呼應；是這些人物在面對時代洪流時，對某種價值的堅守，對某些情感的堅持,有時候，還要堅持微笑。

好故事中，當然有巧合。不過這種巧合併非刻意為之，而是因為：生活，的的確確是最好的編劇。

這個故事依舊來自於藝術君推薦過多次的小和尚釋戒嗔，選自《小和尚的白粥館3》。

這是一個好故事，因為借釋戒嗔之口，讓我們知道，那個年代還沒有被完全遺忘，也完全不應該被遺忘。因為如果真的無人記得這樣的故事，那麼它再次上演恐怕就是遲早的事。而那恐怕是我們每個正常人都不想看到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故事太長，可以分幾次看。如果看完之後你覺得很好，可以轉發給你的朋友、兄弟、姐妹、父母看。

因為，藝術君期待它被拍成電影的那一天。

~~~我~~~是~~~分~~~隔~~~線~~~

人生就好像無數條縱橫交錯的道路，我們從屬於自己的起點出發，在每一個人生的岔路口做著單選題，找尋屬於自己的單行道。不會有誰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順暢，那些曾經悲傷的、歡笑的、心碎的、幸福的歷程，都是屬於我們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師父年輕時，正是一個非常講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時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稱為「四類分子」，簡單來說便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四種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四類分子又做了擴充，原先的四種人再加上右派，變成了「黑五類」。

其實四類也好，五類也好，對師父來說，區別都不大，因為都迴避不了師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運很奇怪，無論你是否接受，它都會把許多本不屬於你的東西帶給你，就像這個帶給師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樣。

新中國成立時對於地主成分的認定，有一個時間界線，時間截至新中國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說，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裡有多麼富貴，都無所謂，只要一九四六年後是窮的，便不會把你的成分劃定為地主。

師父說：「我的父親好賭，原本以他敗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裡便可以變窮了。可惜我的母親卻沒有政治遠見，常常為了父親賭錢的事情與他爭吵。」

最終，師父的母親帶著師父和師父的哥哥小三一起離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還用自己的積蓄和嫁妝購置了一些田產作為今後生活的保障。正是這些被師父的母親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終成了她被劃定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據。

師父說：「在北方地廣人稀的地方，母親最多只夠劃定為富農，可惜在江南擁有三十畝田產便足夠成為地主了，也許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師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組來交接財產的日子，那一天師父流了許多汗。

因為師父的母親聽說要沒收的不只是土地，還有從勞動人民手中剝削來的財物，所以早早地便把過冬的衣服穿在了師父和小三的身上。母親的想法很簡單，穿在身上的衣服總不能扒走吧。

對於當時只有七八歲的師父來說，那天的情形已經很模糊了，能記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氣尚熱的初秋時分，穿著棉襖站在牆角，看著工作組的人來來回回地搬東西，而師父跟小三則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師父每次說到這個情節的時候都會忍不住笑，其實那天工作組的人並沒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現在想起來師父母親的想法還是比較有前瞻性的。畢竟家裡的東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兩個狗崽子是決計不會要的。

地主成分的劃定，是師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家裡雖然算不得大富大貴，但是吃穿還是沒有問題的。可自那以後，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歸了國有，就連本來就不算寬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幾間給成分好的同鄉。

師父和小三都在鎮里的小學上學，學費並不貴，但對經濟窘迫的家庭來說還是很大的負擔。小三上到小學的最後一個學期的時候，師父的母親決定讓師父和小三退學回家。

在學校里，小三是成績突出的優等生，對於他的退學，班主任很惋惜。其實班級里大部分學生都是免除學雜費的，老師也幫小三和師父申請過，只是沒成功，最後被批准申請的只有貧下中農子弟。

師父的母親告知師父讓他退學之前，特意讓小三把家裡打掃了一下。師父的母親說：「萬一等會你弟弟發脾氣在地上打滾，衣服也不會弄得太臟。」

師父說，事實上他是不太喜歡讀書的，他在學校的成績也屬於很不穩定的那種。有時候考得特別差，讓老師一度以為他要留級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僅從退學回家這件事情本身來說，師父原以為自己不會太在意。

離開學校那天的情景師父一直記得，師父拎著個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後面，從校園裡穿過。那個年代學校的設施很不完善，連桌椅都沒有配備完整。那個板凳是師父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師父一樣，都沒有留在校園裡的必要了。

有很多雙眼睛從教室里望過來，厭棄的眼神並不多，更多的是屬於兒童的那種懵懂茫然，還有同情和憐憫。那一刻，師父不知道怎麼就被那些熟悉與不熟悉的、含著關切的眼神灼傷了。師父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是可憐的，早幾天就該流的眼淚便流了下來。

家裡的生計，主要是靠師父的母親在鎮上的刺繡廠接一些刺繡活來維持。只是以師父母親的身份自然是沒有資格成為刺繡廠的正式職工的，她做的產品都是計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錢。

因為收入微薄，師父的母親在家門口擺了一個小貨攤。小三和師父不上學後，時間也多了不少，有時候可以幫忙看攤送貨。

師父曾以為自己這一生都會那樣一直走下去，就那樣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順利的話，自己或許會成為一個遊走於鄉間的小販。

但是師父命運的轉折再一次來臨了，不過這一次，比師父所預想的要好上很多。這一年，與師父的母親斷了聯繫的弟弟，也就是師父的舅舅，終於託人找到了母親。

舅舅在延安工作過幾年，後來去了省城工作，至於職位，對於小鎮的居民來說，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高級職位。師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轉，舅舅每個月會郵給母親十五元錢作為師父和小三上學的費用。

師父說：「因為我是被迫離開校園的，所以後來我比同學們更愛讀書。課本對於我而言，不再是擋著臉睡覺的工具，不再是隨意撕下來摺紙飛機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學打架時敲他們頭的武器。」

師父的成績雖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學校里絕對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疊加而來的，一九五八年的時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績一直很穩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學裡，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對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實上，小三的命運並不是在考場里改變的，早在小三進考場之前，他的檔案里便因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錄取」的標籤。

也就是在那一年，師父的母親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調去了邊疆。

舅舅臨走的時候替小三在省城謀了一份工作，師父跟著小三去了省城。

師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師父並沒有繼續上學的打算，他想早點出來工作，也好減輕舅舅和小三的負擔。

可是小三很堅持，他希望師父可以繼續自己沒有完成的大學夢。師父說，現在想來小三的堅持並不理智，因為師父和小三那時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條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個無法抹去的痕迹。

師父最後選擇了繼續讀書，並不完全是因為想學習、愛學習，而是因為從那一年開始，糧食變得很緊張。如果工作了，那麼國家計劃分配給師父的糧票就會按社會青年分配，一個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繼續上學，國家規定給學生的糧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糧票，可就是吃得飽和吃不飽的差別了。

師父說，自己的學習成績也挺不錯的，不過對於上大學，師父卻沒敢奢望，畢竟連小三這麼好的成績都落榜了，何況是自己呢？

只是最後師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學，師父後來分析說，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對招收成分不好學生的限制放寬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後師父聽人說，在當年招生的政審會議上，曾經有人激烈地反對過錄取他。有位老師說：「剝削階級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尋找繼承人。這個學生雖然是高分考生，但剝削階級的子女從小接受了剝削階級的

思想，世界觀容易出大問題，我們的大學不應該給剝削階級培養繼承人。」

最後一位和師父舅舅相識的老師替師父說了好話，他強調師父的社會關係不錯，家裡也有人為共和國做過貢獻。

學校最終決定錄取師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專業。

師父說，可能和人生的經歷有關，他自小便對生活沒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卻一直充滿著希望。小三說，在黑夜裡，我們察覺不出白晝的跡象，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那一縷光亮就在夜色的盡頭。

小三的話，一直讓師父覺得很疑惑。但被大學錄取的那一天，師父忽然感到了這種希望。這是師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轉折，兩個人從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地走來，前路第一次照進了這樣的光亮。師父說，他甚至覺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橋，紅橙黃綠都可能出現在腳下。

師父去學校報到的那一天，是一個好日子，因為小三結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選的日子。師父的嫂子是同鄉的一個地主子女，師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經是師父母親生前最擔心的事情。那年頭，找對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況還好點，她們總會竭盡全力嫁給工農子弟，如果對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對方的經濟條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問題。可男人就不一樣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對方的家長也不可能把女兒往火坑裡推的。

師父的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嫂子家可算是富甲一方的。臨解放的時候，因為擔心受到土改政策影響，嫂子的家人都逃難去了台灣地區和美國。那一年船票不好買，嫂子的家人計劃分批走，結果中間出了意外，只剩下嫂子一個人沒有走成。

後來和嫂子熟悉之後，師父才知道嫂子對家人還是牽掛的。有時候看到報紙上有關台灣地區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報道，她便變得很沉默。

師父看到嫂子哭過一次，因為有沿海省份的朋友說，台灣那邊鬧饑荒，只能吃香蕉皮過日子。

其實，嫂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現在在台灣地區還是在美國，但是師父覺得在美國應該過得也不好，雖然那邊可能吃飯能吃飽，但是社會壓力大。師父記得報紙上刊登過一則消息，美國的一位叫瑪麗蓮·夢露的女影星，因為承受不了資產階級的壓迫所產生的精神壓力，最後自殺身亡了。

師父那時候想，連電影明星都是這樣的下場，更何況嫂子家人這樣的外來民族的普通百姓呢？

小三的婚禮很簡單，賓客只有幾個和小三要好的同事，以及雙方的親屬。兩個人的長輩大多都不在了，嫂子這邊的親戚只來了嬸娘一個人。

那天的小三打扮得很帥氣，這麼多年以來，師父頭一次見到小三穿沒有補丁衣服的樣子，平日里小三就是把他那幾件補丁加補丁的舊衣服換來換去地穿。

小三的新郎裝是一件綠色的燈草絨襯衫，衣服的布料加製作工錢花了接近二十塊錢，差不多是小三大半個月的工資。

不過師父覺得雖然衣服是嶄新的，但做工卻很一般，怎麼看都不那麼合身，感覺是小了一號，穿在身上緊緊巴巴的。

酒席散了之後，小三把師父送得很遠。一路上，師父對小三說了好幾次，這是你的新婚日子，你應該守在嫂子身邊，可是小三還是執意要送。

分別的那一刻，小三把身上的那件燈草絨襯衫脫了下來，披在師父的身上，師父慌亂地想把衣服塞回他的手裡。畢竟小三才是今天的主角，這件花費了小三大半個月工資的襯衫不應該在自己的身上。

小三盯著師父笑，幫師父穿上襯衫，然後一顆顆地替師父扣上紐扣。

小三說：「我的弟弟明天就是共和國的大學生了，以後還會成為優秀的國家棟樑，當然要穿著最好看的衣服去迎接新生活了。」

師父一度以為做事沉穩的小三，也有失誤的時候，至少在結婚的日子裡，他犯了一個錯誤--他裁剪了一件昂貴但不合身的新郎裝。

但那件襯衫服服帖帖地穿在師父身上的時候，師父才知道，小三原來沒有犯錯，一切都在他的籌劃之中。

小三在他的新婚日子裡，穿著一件滿是破洞的汗衫，在師父的視線里漸漸走遠。他是師父這一生中見過的穿得最寒酸的新郎。

小三和師父分手的那條路，是一條沒有路燈的小路。小三走了很遠後，忽然停了下來，遠遠地望著還留在原地的師父。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但距離太遠，師父和小三不可能看清楚對方，小三站了一會，終於轉身離去了。

師父說，在自己的記憶中，常常有小三轉身時的畫面，小三的面容清晰，一臉的笑容。師父知道這畫面並不是在自己視線里出現過的，只是他能確定這個瞬間一定發生過。

學習的壓力對於高考成績比同學們高出一大截的師父來說並不算什麼，反而是經濟上的壓力讓師父有些吃力。

那時候的大學，會給家庭困難的學生髮放助學金，金額是不相同的，各校自己評定等級。師父的學校里，最高等級一個月可以拿到十三塊錢，最低的也有八塊錢。

師父也申請了助學金，雖然最終只是拿到了八塊錢，但這筆錢也足夠讓師父興奮的了。上大學之前，小三讓師父寫了封信給舅舅，讓舅舅不要再寄錢了，小三覺得他一個人是可以負擔得起師父的學費和生活費的。

舅舅回了信，過問了一些學習上的事情，也同意了師父的建議。舅舅的收入雖然高過小三很多，但負擔實際上並不小。他要資助的晚輩並不只是師父和小三。

師父拿到了信，卻沒有給小三，只是告訴小三，舅舅打算繼續資助師父讀書。

師父選擇對小三說謊，其實有不得已的原因。那時候小三剛剛結婚，嫂子剛從外地過來，不可能那麼快有收入。

因為師父的緣故小三的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一點積蓄也沒有，如果小三繼續供師父讀書，那他的日子怕是比從前還不如。

師父籌劃著自己在大學裡的支出其實並不多，如果吃得差一些，一個月八塊錢的助學金說不定夠了，至於差額，在課餘打點零工應該能補上。

可惜師父的計劃沒有趕上變化，那一年正處在饑荒年份的恢復時期，毛主席忽然在北京發了話，要求重視大學生的身體，各地的學校在很短的時間裡便落實了。學校食堂的經營形式有了改變，學校開始統一收取伙食費，吃飯也不再是各吃各的，而是按班級集中在一起吃。至於伙食費，每人要按規定一個月交十三元錢。

師父沒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訴小三，因為他覺得如果規劃得好，應該可以兼顧學習和打零工兩件事。

師父課餘做過許多零工，比如做鞋底、賣冰棒，還有去捉喂小鳥吃的蟲子。不過因為要兼顧學習，所以一些連續性要求較高的活，比如建築工地的零工這樣的就不能幹了。

日子雖然過得艱難，師父卻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師父知道只要把最艱難的日子挺過去，好日子便會到來。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後可是拿高工資，轉正後一個月便能拿到五十三塊錢，而那些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工人也不過只有三十多塊錢的工資。

師父做零工的時候有一個夥伴叫普生，普生和小三同住一個院子，是小三的同事，但不屬於正式的職工。

普生的小名叫小四，而師父的小名叫小五，只是普生的年紀比師父還要小上一歲。所以，有時候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相互之間的稱呼往往很混亂，因為小四叫師父五哥，而師父則叫他四弟。

小四的父親是右派，家庭條件比師父和小三家更為糟糕。他的母親身體不好，自己做臨時工收入又低，所以小四時不時地要留意一些零活。如果遇到適合的工作，小四也會叫上師父，當然小四也知道師父的情況，在小三的面前，也會保守師父四處打零工的秘密。

小三發現師父在外面做工的那天是個周末，這天本是師父那段時間最開心的一天。那天火車站裡運來了一批東北松木，這批木頭屬於市裡的一家工廠，因為要得急，廠里負責取貨的人開了非常高的工錢，如果兩個小時可以把松木搬完，便可以拿到三塊錢的工錢。

小四告訴師父這個活的時候，師父開心得不得了，要知道以前在工地上替別人搬磚頭，一天也不過八毛到一塊的收入，而現在只要兩個小時，便可以拿到以前三四天的收入。

不過搬貨的難度卻比師父預想的要大，有一根木頭從車上取下來的時候，重重地砸在了師父的腿上。

木頭砸在腿上的那一瞬間，師父的腿便受了傷，只是三塊錢工錢的吸引力分散了師父的注意力。直到貨卸完，拿到工錢後，師父才發現自己已經走不動了。

師父坐在路邊的石頭上查看自己淤青的腿，卻發現小三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自己身邊。

小三走到師父面前，怔怔地看著他的腿，眼圈忽然紅了。師父頓時慌了神，因為從小到大，除了母親去世，師父還從來沒有見過小三流眼淚。

那天，小三用他借來的自行車把師父推回了宿舍。一路上，小三有很長時間背對著師父，即使和師父說話也不回頭，師父知道小三一定是不想讓自己看見他滿臉的淚水。

那以後，小三每個月都要給師父五塊錢，師父也不敢拒絕。所幸嫂子找了一份工作，雖然收入不高，但多少也補貼了一些家用。在學校里，師父常常覺得孤獨，雖然那一年對於成分不好的學生的招收政策有些放鬆，但是整個年級里，有家庭出身問題的人還是少數，像師父這種出身的人，一個班也不過幾個。

出身好的同學們還算友善，沒有特別歧視師父，但他們常常不經意間流露出的那種優良出身的驕傲情緒，還是讓師父對他們的友誼望而卻步了。

在因言獲罪現象嚴重的時代里，師父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一樣，漸漸學會了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將自己的心封閉在冷漠外表之下，不管它其實是多麼的不安躁動。

在學校的第二年，師父認識了一個叫梅芬的女孩，梅芬和師父同校，但比師父低一屆。

師父記得第一次見到梅芬的時候，梅芬站在校園裡的一棵葉子枯黃的老樹下，她用手遮擋著枝葉間透下的陽光，望著遠處枝頭嬉鬧的鳥雀微笑。師父就是在那一刻被她的兩個酒窩和那雙帶著笑意的大眼睛吸引了。

那個年代有一種特有的寫作文的方式，大抵是這樣的：某年某月某日，

我遇到了某一件有些艱難的事情。我很努力，可最後卻失敗了。就在我準備放棄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毛主席，於是我的內心翻騰了起來，鬥志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決定再次迎難而上，最終在戰無不勝的毛主席思想的指導下戰勝了困難。

師父說自己就非常擅長這種寫文章的方法，並且很受老師喜歡。老師還誇獎師父說，文章中師父想起了毛主席的時候，用「翻騰」這個詞來描述一個曾經在困難面前猶豫不決，而最終被鼓舞了的少年，是非常不錯的用法。

而事實上，「翻騰」這個詞是師父從報紙上學來的。對師父而言，「翻騰」更像一個形容詞而不是動詞，至少在師父心中還沒有真切體會過那種激蕩。只有見到梅芬的時候，師父才真正懂得了，什麼叫作「我的內心翻騰了起來」。

梅芬的家境不錯，她的父親是學校里的職員，母親是國家幹部。師父很清楚自己的出身，也知道自己和梅芬的身份有著天上地下的懸殊。師父努力剋制著、竭力迴避著與梅芬有關的任何事情。師父期望有一天，梅芬能與他人生中一切曾發生過的許多事情一般，在記憶里漸漸模糊，直至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回想起來。

但人生卻永遠沒那麼簡單，時間並非無往不利的利器，很多事情就像酒一樣，時間長了反而愈加濃郁。師父曾經因為剋制不住的思念而苦悶，他甚至懷疑有一天自己會在煩惱中死去，但這一天最終沒有來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麻木，一種對現實妥協的麻木。

在那個時代「人定勝天」這句話曾被說得很響亮，而事實上，師父認為這句話並不那麼有用。因為在很多時候人的命運是無法掌控的，就像飄蕩在天地間的花瓣一樣，如果命運的風不眷顧，花瓣永遠也到達不了想去的地方。

但師父和梅芬之間卻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緣分，兩人在不同的路上走來，被無形的手一點點推近，直至兩個人的人生路重疊在了一起。

那不是一個可以肆意釋放情感的時代，雖然學生間偷偷摸摸戀愛的還是挺多的，但談戀愛在大學裡是明令禁止的。那時候非常流行向組織、向領導彙報思想，上級也非常鼓勵同學們互相揭發思想問題，但是揭發學生之間戀情的並不多，可能大家都覺得揭發別人的政治動向問題屬於思想上要求進步，如果揭發別人的戀情那就屬於人品不好吧。

學校也嚴懲過談戀愛的學生，比師父高一級的一個同學便因為這方面的問題退學回家了。據師父所知，那位同學成分和家庭背景都非常好，只是那位同學自己把私生活弄得相對高調了一些，最終導致學校的領導不得不採取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師父與梅芬之間遠遠沒有到那種程度，兩人間只是有一種默契，一種無需語言的感知。

發現了兩人之間這種默契的是梅芬的父親。在上大學的前兩年，梅芬的父親對師父是相當不錯的，因為梅芬的父親不是一個對政治特別看重的人，對於學習成績好又內向的師父會多關照一些。

梅芬的父親找了個僻靜的地方和師父談了一次心，內容可想而知，自然是要師父知難而退。師父從沒有抱怨過梅芬父親的態度，因為這是屬於那個時代本能的態度，無關品行，無關道德。

師父開始刻意迴避梅芬。對師父來說，這不單單是在相逢的時刻漠然離去，而是用力剋制心中的引力，即便撕裂了內心也不能放手，不敢放手的痛楚。

小三的家是師父唯一可以直視情感的地方，雖然對於梅芬的事情，師父也沒

和小三提過，但在師父二十三歲生日那天，還是在酒精的驅使下放肆地哭了。

師父總是想起和梅芬在路口相逢的場景，在師父近乎零度的表情下，梅芬的神情從熱切到失望再到絕望重創了師父外人無法琢磨的內心。

在無人的小路上，師父哭著問小三，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彌補我們在出生前就犯下的錯？小三沒有回答，只是摟著師父，用力地摟著。師父說，以小三謹慎的個性，本該早已打斷他無知的言論了。可是那天小三沒有，只是用自己的體溫一點點溫暖著受傷的弟弟。

一九六六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來了。對師父來說，雖然這一次比以往的那些運動顯得更激烈一點，但實際上對師父的影響不大，畢竟師父早已習慣了自己身份帶來的種種差別。

學校里開始不上課了，校園裡貼滿了大字報，學習不再是學生的任務，大字報反而成了作業，比如師父的學校便規定每個學生必須要完成五張以上的大字報，內容不限，不過一定要以深入揭發為目的。

為了這事，小三特意往學校跑了一趟，囑咐師父不可以隨便寫身邊人的大字報。小三擔心師父把握不住時局，犯了錯誤。其實小三是多慮了，師父很清楚自己沒有這種政治資本，自然不會去招惹這些無端的是非。小三和師父分享了不少寫大字報的技巧，既然不能不寫，那就批判一些和自己無關的事情，尋幾個北京那邊倒霉的文人寫上幾篇，這樣既完成了任務，也不會傷害到別人。

政治的嚴冬比想像中更冷，街頭巷尾對政治上的壞分子的批鬥幾近瘋狂。有一次，師父和小三在校園裡看到紅衛兵們批鬥一個老教授。唯唯諾諾的老教授被圍在一群憤怒的年輕人中間，而老教授的兒子則被迫念著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承諾書。

那一整天師父的心情都不好，老教授的樣子讓師父想起了母親當初被批鬥的樣子，可能老教授的遭遇比他的母親更加不如，至少當年的母親還有小三和自己在她的身邊，而他卻只有一個無情的兒子。

不過小三說，那位老教授心裡不一定真的難過。也許我們都無法讀懂他的內心，親人之間永遠不可能通過宣告的方式劃清界限，如果因此可以保護自己的親人，又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

師父很害怕去想小三說的話，因為他不相信老教授沒有刺痛的感覺，就像當年自己的母親看見小三和自己受到了傷害一樣，也許親人帶來的傷害比別人帶來的來得更痛。

並不是每個同學所寫的大字報都像師父寫的那樣無關痛癢，那些根正苗紅的同學開始將矛頭瞄準了學校里的老師。學生中開始流行寫一種大字報，就是由一兩個同學起草揭發老師的大字報，然後徵集全班同學簽名，以壯聲勢。

遇上這種徵集簽名的大字報，師父也只得在紙上籤上自己的名字，雖然簽了也可能得罪人，但是當場拒簽必然會留下不熱情參與革命的證據。

臨近中秋節的時候，和師父要好的一個朋友給了師父幾塊月餅，雖然已經不再是饑荒年代，但是食物還是最貴重的禮物。

師父把月餅藏在柜子底下，打算過些天帶去給小三的兒子東東吃。那一年，東東已經兩歲半了，膽子小，很怕生，但是對師父親熱得不得了。師父說，或許是自己和小三有著極其相似氣息的緣故吧。

那幾天，事情特別多，師父怕月餅被同學們發現，那時候如果請他們吃自己也捨不得，不請又顯得小氣，就把月餅藏得深了，最終連自己也忘了。等師父想起來的時候，月餅好像有些變質了。師父覺得挺可惜的，又覺得把月餅帶回去給東東也不適合，便自己吃了。

事實證明，師父對月餅變質的判斷是正確的。第二天，師父的肚子開始疼，一整天去了無數次廁所。就這樣，師父錯過了在一張同學寫的大字報上簽名的機會。等師父從廁所出來的時候，同學已經把簽滿名字的大字報貼了出去。師父有些難受，因為同學們徵集了那麼多人的簽名，卻沒有等他。

師父知道即便自己與同學們的關係還算不錯，但是骨子裡他們還是瞧不上出身不好的自己的。如果去廁所的是其他背景沒有污點的同學，或許他們就多等一會兒了。

師父難受之餘還有些害怕，擔心被別有用心的人發現自己沒有在大字報上簽名，這事一旦深究，說不定會帶來麻煩。

不過師父多慮了，那張大字報只不過貼了幾天，便被新的大字報遮蓋住了。而這事帶來的後果很出人意料，因為那張大字報是檢舉梅芬的父親的思想作風問題，從那以後一直對師父心存芥蒂的梅芬的父親開始對師父另眼相看了。

師父說，差不多是二十年後，那時候已經是八十年代了，梅芬的父親生了一場大病，醫院給他下了病危通知書，師父去看他，梅芬的父親拉著師父的手還在感慨這件事。

梅芬的父親說：「王聽軒，你知道我在看那張批判我的大字報的時候，心裡有多感慨？我曾經那麼對你，可是在最關鍵的時刻，你卻沒有在大字報上簽名。我仔細數了數人名，全班只有你一個人沒有簽名。我當時就覺得，把女兒託付給你，一定不會是錯誤的決定。」

在那一剎那，師父的心裡挺不好受的，雖然從頭到尾都是梅芬的父親誤會了，但是自己也刻意隱瞞了真實的情況。

師父糾結了許久，最終還是沒有把實情說出來。事實證明師父的決定是正確的，梅芬的父親後來恢復得挺好，如今九十多歲了還很健康。這事說來也挺驚險，如果師父當時坦白了，梅芬的父親很可能當場就過去了。

師父說，自己一直覺得人生很奇妙，即便是寒冷的時節一樣會感到溫暖。或許人生就像小三所說的，四季並不始於春季，因為在寒冷且看不到希望的冬季，生命便開始在冰層下孕育。即便在不屬於我們的年代，我們看不到、尋不見藏在角落裡的希望，但它卻從沒有消失過。

小三曾經對師父說過，如果要堅持到希望到來的時刻，便一定要學會和這個不屬於我們的時代捉迷藏。

小三說，如果不想被人找到，我們便要學會低著頭；如果這樣不行，那我們便要懂得彎下腰；如果還是不行，那我們必須學會趴在地上。不要覺得自己在忍辱偷生，我們是伏在距離地心最近的地方聆聽著春暖花開的聲音。

對於未來師父很迷茫，因為即便希望永存在夜色中，漫長的等待依然足以讓希望與愛迷失。師父相信小三描繪的未來也許會出現，只是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生活雖然談不上圓滿，但日子確實是一天天地向好的方向發展。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雖依然進行著，但由於中央「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指導意見，最最動蕩的日子彷彿已經過去了，儘管街頭還時有武鬥發生。

師父應該是一九六七年畢業的，但是由於學校里都在停課鬧革命，師父滯留學校一年多才有了工作。師父工作後雖然沒有轉正，但卻有了一個月四十三元的收入，一直以來困擾師父的經濟困難，已然大大緩解了。

師父和梅芬有時候也會爭執，不過大多數時候，吵完之後，梅芬都會跑去向小三或者嫂子訴苦。這種時候，師父不會太緊張。因為梅芬去找小三或者嫂子，至少說明她把他們當成自己人，也說明兩個人之間的矛盾，是屬於可以調和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

小三常常會說一些師父小時候的趣事給梅芬聽，梅芬很感慨小三和師父之間的感情。她有次很好奇地問師父：小三和師父之間難道從來沒有鬧過矛盾嗎？

其實怎麼會沒有？即便再好的兄弟，兒時也不免有打打鬧鬧的時候。不過小的時候，師父的個頭小，即便小三再三忍讓，師父也很難佔上風。所以，每次爭執的結果都是以師父哭哭啼啼和小三再三安慰作為結束。

師父說，小時候的自己特別幼稚，即使吵架結束自己已經不生氣了，還會很長時間不和小三說話。後來師父和小三約定，如果自己不生氣了，便會把自己的鞋帶鬆開，這樣就表明小三可以去找一些玩具呀、食物呀來誘惑師父，請求和解了。

師父每次想到自己有多幼稚都會忍不住笑，當然他和小三之間的約定是萬萬不可告訴梅芬的，要不梅芬以後又多了一個嘲笑自己的談資。

小三曾經很擔心，以師父不沉穩的性格會在運動頻繁的歲月里犯錯。所以，小三最常和師父說的話，就是告誡師父小心謹慎。事實上師父說自己並不是毛躁的人，可能在小三的心目中，這個大學畢業已經工作的弟弟永遠都是一個有些幼稚毛躁的小孩子。師父從來沒有想到出事的人會是小三。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嫂子過來報信的時候，小三已經被人抓了起來。

嫂子說，小三早晨上班後就沒有回來，後來和小三同辦公室的小四跑來報信，放在小三桌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被人發現滴上了一滴墨水，於是小三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起來了。

這個消息讓師父慌了神，損壞主席像無疑是一個大罪名，師父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小三弄髒石膏像後，不及時處理。師父想，或許是事發突然，所以小三沒有來得及處理。

那是師父最無助的日子，人生中註定有很多事情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人生有時就像在水中央沒有舵的小船，除了隨風而行，別無選擇。

師父一直期望奇蹟出現，希望單位的人忽然淡忘了小三，但剛剛上任的工宣隊隊長對小三的事情卻上了心。

師父說，其實那位隊長很久以前便認識他和小三，他一直討厭他們兄弟倆，這一次終於找到了機會。

工宣隊隊長說，小三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是隱藏在人民群眾中妄圖復辟的野心家。工宣隊隊長說，一定要把這樣的壞分子批臭、批倒。

師父再次見到小三的時候，小三站在「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軒的批鬥大會」的會場中央。小三靜靜地站在那裡，眼睛裡流露出的平靜與凌亂的頭髮和有些傷痕的臉龐並不相稱。

師父和小三一起站在會場中央，那是這麼多天以來，師父和小三離得最近的一次。師父聽見自己飄蕩在空中顫抖得快要不能辨別的聲音。

師父說：「我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感謝黨和毛主席對我多年的教育和培養。我的哥哥王亦軒把墨水滴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石膏像上，這是對我們領袖的不尊重。我要堅決站穩階級立場，和我的哥哥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軒劃清界限。」

這份「決裂書」是批鬥會的前一天，師父和嫂子一起商量著寫的。嫂子說：「上次我見到小三的時候，他悄悄告訴我，如果政治壓力大，可以和我離婚。」嫂子還說：「小三一定是希望用這種方式去保護自己的家人。如果你因為倔強，不肯和他劃清界限而受到牽連，甚至丟掉了工作，那麼即便小三沒事了，他也會為此事自責的。」

師父記得小三說過的話--親人之間永遠不可能通過宣告的方式劃清界限。但是當師父念出這份「決裂書」的時候，還是被陣陣侵襲的痛苦纏住了。

那是一種師父永生也不希望回味的痛苦，就像塞在瓶子里不斷膨脹的悲傷，只會在內心中不停地衝撞，越積越多，越壓越重，卻無法釋放。

師父說，自己下台之前，偷偷望了小三一眼，小三漠然地望著師父。這是這麼多年以來，小三第一次這樣看著師父，那些曾經很多次、很多次出現在那張臉上的微笑，不再出現了。

嚴格地說，一九六九年已經不是最壞的年份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兩年，師父的學校里有二十三個教師和職工選擇了自殺。每次聽到這種消息的時候，師父總會覺得心驚肉跳。因為對於同樣出身有污點的師父來說，自然比別人更能體會這種壓力。那種從高貴到卑賤的落差，足以摧毀任何一個人。師父沒有想到小三也會迷失在等待光亮到來的夜色中。

小三離開的那天，天氣好得異常。那是在連續的陰雨天之後突如其來的一個晴天，工宣隊一位同志帶來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軒畏罪自殺的消息。

師父見到小三的時候，小三靜靜地躺在一張窄窄的床上。見到小三之前，師父的心裡一直存著希望，直到師父怎麼也叫不醒小三的時候，師父才知道，小三真的不在了。

師父說：「小三出事以後，我一直叮囑自己，可以難過，但是最好不要哭。因為哭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和偽裝都白費了。但是看到小三躺在那裡的時候，我忽然覺得自己錯得離譜，因為自始至終，我為自己找了無數借口，卻逃避了作為親人應該承擔的責任，還一廂情願地以為小三可以理解、能夠接受。」

師父說，他不知道小三決定離開的時候發生過什麼，但是知道在小三的手最需要緊握的時候，自己卻絕情地鬆開了。

師父睡了自己人生中最長的一覺，師父又夢見了兒時生活的小鎮。

在每個節日來臨的時候，小鎮上照例會組織一些舞龍舞獅的隊伍，那些隊伍伴隨著喧鬧的鼓樂聲在各家各戶門口停留表演。

只是師父家被劃定為地主成分後，隊伍經過師父家門口的時候，便會直接繞過去，不再停留。但這並不影響師父的觀賞，因為小三會牽著師父的手，跟著隊伍，跟在歡笑的人群後面奔走。

師父說自己在夢中見到了小三，只是這次小三隻顧著自己一直跑、一直跑，卻不肯回頭看一眼大聲呼喊小三名字的師父。

師父醒來後，便再也找不到小三結婚那天送他的那件燈草絨襯衫了。後來梅芬聽嫂子說，那件衣服隨著小三一起走了，是師父昏迷前從自己身上脫下來穿在小三身上的。

師父說，不曉得為什麼，嫂子描述的那個過程他自己怎麼也記不清了。師父只記得自己伏在小三的身上，不停地對小三說：「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師父努力地想告訴小三，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和他劃清界限，只是小三再也聽不到了。小三的人生畫面中，自己的弟弟永遠被定格在對著很多很多人發言的時刻，小三聽到弟弟這樣說：「我要堅決站穩階級立場，和我的哥哥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軒劃清界限。」

師父始終找不到遺忘那段記憶的理由，也許人生會隱藏許多秘密，我們把不敢觸及的記憶鎖在記憶的深淵，以為打不開就不會痛。

師父更願意相信那件衣服是小三自己拿走的。師父對自己說：「這很好，反正我不配。」師父體會到小三的感受是在幾個月以後。

那天在小三身邊的時候，那個當初建議把小三看管起來的工宣隊長，一腳一腳踢著趴在小三身邊的師父，他喊道：「王聽軒，你喊的是什麼劃清界限？！你這個欺騙人民群眾的狗崽子！」

師父說，混亂中可能他推了工宣隊長一把。工宣隊長倒在了地上，只是他沒有發作，而是憤憤地走開了。工宣隊長的怨恨在幾個月後終於爆發了，小三生前住的院子里的一位工人階級的兄弟被放在院子里的鐵鍬絆了一跤，摔得挺嚴重。有人說，這把鐵鍬和王聽軒有關，於是工宣隊長說，這是一次蓄謀已久的階級報復。

師父說，在人生的每一個岔路口，我們都要面臨選擇，只是當我們太卑微的時候，選擇權便不在自己手中，命運會代替我們翻開一張張決定人生的牌。對我們而言，所能做的便是走過去，不管道路上有什麼。

師父在勞動改造的日子裡，會想起很多人，有梅芬、有嫂子，還有自己的侄子東東，有時候也會想念小三，但是他不知道小三願意不願意自己去想他。

師父走的時候，梅芬提醒師父，小三的畏罪自殺，並不是讓家人解脫的途徑，從某些意義上說，小三的離開反而是默認了一切罪名。

師父知道梅芬說得沒錯，不管是嫂子還是自己這一生都會背負現行反革命家屬的頭銜，永遠沒有改變的機會。師父告訴梅芬，他不會「畏罪」自殺，絕對不會。

梅芬流著眼淚送別師父的時候，師父覺得很抱歉，因為一直以來師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未來的人生路上布滿了冰屑與荊棘。但自己一直存有僥倖之心，甚至把原本不需要經歷這種刺骨疼痛的梅芬引向了不屬於她的人生路。

師父覺得自己是一個自私的人，一個以幸福的名義放棄親情的人不自私嗎？一個以愛的名義犧牲與拖累別人的人不自私嗎？不過師父覺得自己可以彌補，也必須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種種過錯，當然前提是要找到適合的時機，一次不能錯過的時機。

負責看管師父的警察中，有一位姓李的警官是師父的同鄉。李警官和師父聊過幾次，每次談話的時候，語氣都是冷冷的，只是師父明顯感到了李警官對自己的照顧。

那時候，勞改農場里的管理鬆散得很，單身一人的李警官有時候找不到人帶兒子，也會把他帶在身邊，和勞動改造的犯人待在一起。

說起來，李警官這樣的做法也不是那麼危險，畢竟這些被關押的犯人多是有政治問題的，並沒有傷人的刑事犯人。

在李警官的兒子掉進勞動點附近的水塘之前，師父一直沒有想到李警官的兒子就是自己等待了許久的時機。

師父跳下水，把李警官的兒子推到岸邊的時候，出了一點問題，師父原本想扶著岸邊的石頭上去，但那塊石頭被師父扶得鬆了，隨著師父掉進了水裡。

以師父的水性，原本可以很輕鬆地避開那塊石頭，但師父忽然發現這就是這麼多天以來自己遇到的最好的機會。

師父抱著石頭向水中慢慢沉下去。師父說，那時候的自己心裡所想的只是：這一次，反革命分子王聽軒的死亡是有一點點不同的，他不是畏罪自殺，而是在救助革命幹部家屬的時候意外身亡的。

也許從那一天以後，梅芬會不再有一個反革命的丈夫，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不再有一個反革命的父親，等他長大後讀毛主席語錄的時候，不會被人一巴掌扇在臉上，然後痛罵：「你這個地主階級的狗崽子，怎麼有資格念這些？！」

師父知道自己的水性很好，在江南水邊嬉鬧長大的孩子怎麼會水性不好呢？於是師父只有緊緊地抱著那塊沉重的石頭，在師父心裡，那塊承載著那麼多美好與希望的石頭，更像一根必須奮力抓住的救命稻草，雖然那些美好和希望還只是也許。

師父說，自己曾經設想過與小三的離別，那應該是在他們兩人很老的時候吧，在午後暖暖的陽光下，兩個人躺在床上，微笑著聊著年輕時候的往事，然後其中的一個人漸漸沒有了聲音。

師父從沒有想到自己和小三之間會以那種方式分別，同樣也沒有想到會以這種方式相會。

小三曾經說過，人不可以在挫折面前懦弱。雖然小三自己沒有做到。但師父覺得自己並不屬於小三說的那種懦弱，只是在另一個世界裡，也有師父所愛的人，他必須要找到他，告訴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師父是被農場里的工人陳師傅打昏後拖上岸的。在陳師傅的宣傳下，師父的故事變成了勞改農場里最好笑的笑話。那段時間時常會有人說：「王聽軒那個小子在水裡慌了神，居然抱著個大石頭不鬆手。」每次講到這個橋段時，總會惹得圍觀的人大笑。

陳師傅人挺本分，對人也實在，缺點就是不太講衛生。就拿刷牙來說，基本上是十天半個月才刷一次。師父和陳師傅也算挺有緣，十幾年以後，居然在同一個城市工作。陳師傅依然時常在舊友團聚的場合，說起師父當年鬧過的「笑話」。

陳師傅喜歡露出全是煙垢黃漬的牙齒，向大家一遍又一遍訴說當初自己是如何通過人工呼吸救回了師父的。師父說，他每把這個細節說一遍，自己對他的感激之情就又少了一分。

嫂子出現在師父面前的時候，師父很吃驚，因為師父被關押的地方距離家鄉很遠，而且交通極其不便，所以師父萬萬沒有想到很少出遠門的嫂子會輾轉四五天的路程過來看他。

師父後來才知道，嫂子向一位犯人的家屬打聽情況，聽到「王聽軒在水裡抱著石頭」的那個笑話，便立即趕了過來。

雖然嫂子一直假裝不知道師父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師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瞞不住嫂子的。

嫂子說：「離開的人沒有痛苦，但是他們會把自己的責任留給活著的人，就像小三離開以後，便把很多事託付給了我們。那是一個很沉重的擔子，但是我和你還有梅芬，三個人一起分擔這個重擔，便可以撐下去。可如果分擔的人少了一些，擔子再重一些，那些留下的人就會更辛苦。」

那只是一次很短的會面，但師父知道，小三離開後嫂子的生活壓力沉重，為了帶給自己這段話，嫂子花費了近十天的時間。

師父說，嫂子遠去的時候，他想起了新婚那晚的小三，一樣是在這樣的千叮萬囑之後離去的。

師父知道自己不能死了。師父對自己說：「我會履行自己的責任，我可以低著頭、可以彎著腰、可以趴在地上，但我一定會活下去。」

嫂子是坐著悶罐火車過來的，這種火車不怎麼通氣，人長時間坐著會很難受，但是車票比普通的火車票要便宜不少。

師父說，嫂子走的時候，他對她說不要再坐那種車回去了，路上有機會就吃點熱的東西，不要一路都吃冷饅頭。

嫂子答應了師父，但是很多年以後師父和嫂子聊天的時候，嫂子無意中說漏了嘴，她還是坐著悶罐車、吃著冷饅頭回去的。嫂子笑著說：「可以節約好幾毛錢呢。」師父說：「我早就猜到你會騙我。」

師父曾經覺得小三向自己描繪過的未來是虛幻的。小三說，一定會有一天，在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會彼此尊重、彼此敬畏，不管對方是地主也好，右派也好。

但這一天居然真的到來了。一九七六年那一年，歷史走到了一個新時代，那些曾經響徹耳邊的革命口號，慢慢地開始消失了。家庭成分這樣一個讓師父驚心動魄的詞，已經漸漸不那麼刺耳了。雖然在最初的幾年，人們談到地主子女的時候，依然不由自主地選擇藐視的態度，但時代真的變了，變得像小三描繪的那樣，每個人都開始走向軌道，按照正常的秩序生活。

每個人都發生了許多變化，師父在學校里當了老師，梅芬在單位里成了業務骨幹，而做了多年臨時工的嫂子，被轉成了正式的工人。

當然變化最大的人是小四，頭腦靈活的小四去了政府工作，陞官的速度比火箭還要快。在人們的印象中，小四這個名字早就被人忘了，即便是師父所在學校的校長，見到小四的時候也會故作熱絡且尊敬地喊他陳主任。

當年同住一個院子的很多人都對這位如今叫陳主任的小四頗有微詞，抱怨的多是小四絕情，對老朋友不照顧。

不過師父覺得小四不錯，當年嫂子被招收為正式工便是小四齣的力。每次見到師父，不管身邊是誰，小四都會跑過來和師父打招呼。有空的時候，小四還會拎著酒菜去師父家裡找他敘敘舊。

很多人羨慕師父和小四要好，還有人覺得兩個人應該是親屬關係，對於這種猜測師父覺得蠻好笑的。師父覺得小四對自己親厚與兩個人都有過一段受人歧視，艱難討生活的經歷有關。師父說，那時候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小四對他的親厚遠遠不像他自己想像的那麼簡單。

師父發現小四的秘密是在幾年以後。那一年，小三的兒子東東已經快畢業了，雖然畢業後全部是包分配的，不過學生自身的人際關係還是會影響到畢業後分配工作的好壞。嫂子知道自己沒有什麼背景，便拜託師父請小四幫忙。

嫂子說，東東的學習成績也算不錯，咱也不指望分到什麼好單位，只要能留在本地就可以。那天晚上，師父弄了幾個菜，把小四請了過來。小四很爽快，完全沒有猶豫便答應了。

小四和師父一邊喝酒，一邊聊了很多過去的事情。小四喝了很多酒，然後忽然趴在桌上大哭。小四的舉動讓師父很意外，但也無從勸起，因為他不知道小四到底是想起了哪段傷心的往事。小四哭了一會兒，忽然抬起頭，望著師父說：「五哥，毛主席像上的那滴墨水是我滴上去的。」

那一瞬間，師父的腦子裡一片空白，心上那個已經結了痂很久的傷口痛了起來。師父想起孤零零地站在批鬥會場中央的小三，原來整件事情中，小三才是最無辜的人，替別人頂罪，被親人放棄，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眼前這個裝了很久好人的傢伙。

小四說：「我不是故意的，三哥被他們抓起來的時候，我很害怕，我不敢承認是我乾的，我沒有想到三哥會死。」師父說，他把整杯的酒潑在了小四的臉上，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被酒潑醒。小四像一隻關在籠子里等待被宰殺的狗一樣，可憐巴巴地望著師父。

師父說，他沒有打小四，因為他知道他和曾經的自己一樣，期望用身體上的痛苦舒緩內心的愧疚。師父在心裡說：「你別想，因為我們都是害死小三的兇手，雖然我們無法分清誰是主謀，誰是幫凶！」

東東畢業後分配到了一家不錯的單位，有人議論王衛東和小四的關係的時候，師父才知道小四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師父覺得自己很可恥，這些所謂的好處，都是用小三的性命換回來的。

只是師父沒有勇氣回絕那些幫助，師父不想用東東的前途去換取自己的自尊，也不想讓嫂子承受舊時的傷口被再次揭開的痛苦。那以後，師父見過小四好些次，小四站在師父回家的必經之路上，怯生生地望著師父。

師父說，他總是面無表情地走過去，他知道小四隻是希望他可以走過去和他說一句話，哪怕是毫無意義的一句話。

但是師父覺得自己做不到，有時候師父也會懷念年輕時和小四在一起的時光，可惜那時候的師父和小四都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會用最慘烈的方式，將彼此的人生路踐踏得崎嶇不平。

小四在那條路上堅持了很久，一次、兩次、三次……終於有一天，小四不再出現了。師父說，「我們之間那條本不該相逢的人生路，終於不再交叉了。」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師父還是時不時聽到小四的消息，因為總有人希望通過曾經和小四親密無間的師父接近陳主任，時常有人在和師父聊天的時候把話題引向陳主任。但漸漸地，那些有企圖的人發現陳主任已經不再來找師父了。

師父知道小四住院消息的時候，距離喝酒的那一晚已經過去了六七年。師父說，那時候在很多人眼裡，他已經變成了一個被陳主任淡忘的窮朋友，已經沒有人再在師父面前刻意提到陳主任了。

師父從一個同鄉口中知道了小四在醫院裡急救，同鄉說，小四病得很重，也不知道能不能逃過這一劫。

那一晚，師父失眠了，腦子裡不斷出現小四的樣子。師父想起年輕時的小四樂滋滋地跑來告訴自己又找到一個幹活少拿錢多的好活。師父想起自己從監獄回到家鄉的那一天，小四隨著梅芬和嫂子一起跑向自己的樣子。師父還想起，小四在路邊想說話又不敢說話的樣子。

第二天早晨，師父對梅芬說，我們去看看小四吧。梅芬開心的反應出乎師父的意料，師父那時候才知道原來梅芬對小四的怨恨程度，遠不及師父打開多年心結的喜悅。

師父和梅芬去看小四的時候，小四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開始好轉了。小四看到師父的時候，因激動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師父說，看望小四前，他特意向醫生打聽了一下小四的病情，醫生說小四不是心臟方面的病，情緒小有波動關係也不是很大。

師父說，這點他還是問清楚的好，要不小四激動之下出了什麼事，別人還以為他是蓄意報復呢。

小四釋然的樣子讓師父羨慕得快要嫉妒了。

師父說：「我曾經也像小四這樣，那麼期待被人原諒，只是我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那個下午，師父和小四說了許多話，那是很多讓兩人有著共同笑容的往事，只是兩人都自覺迴避著有關小三的話題。

小四每一次笑的時候，師父都會禁不住想到小三，但是真的，那段記憶已經不再是刻骨銘心的痛了。

師父想，可能悲傷就像茶葉水一樣，兌了許多次白開水以後，便會慢慢地不再苦澀，甚至連味道也消散了。

小四笑著笑著，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說：「三哥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偷偷去看過他。」師父努力想將話題岔開，但是好像不知不覺便問了一句：「小三有說過我嗎？」小四望著天花板，回了師父一句，「沒有。」

其實師父在問小四的時候，便已經猜到了這個答案。因為那一天師父已經和小三劃清了界限，小三如果生師父的氣，自然不會提到師父的名字。即便小三並沒有生氣，也會因為要保護師父不去提師父的名字。當然師父也知道，後一種情況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設想。

小四答完師父的話後，依然望著天花板，說：「三哥應該不是自殺死的，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病得很厲害，已經不太能動了，不可能有力氣自殺。那些看守不願意給三哥治療，我想一定是那些看守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給三哥安了個畏罪自殺的罪名。」

小四的話，像針一樣刺在師父心上，那些他曾經以為早已退去的傷痛，一瞬間便回來了。師父從來沒有想到小三臨走前，還受了那麼多苦。小四說的這個晚上師父一直都記得，那時已經很冷了。

師父說：「我出門的時候，雨還沒有下。我抱著一床棉被等在小四的家門口，想請小四幫忙送到小三那裡。夾著雪花的雨開始下的時候，我用外衣儘力包著那床被子，怕弄濕了。」師父等了很久也沒有見到小四，卻沒想到小四那時候就在小三身邊。

小四傻傻地盯著天花板，就像那裡是藏著記載往事的記事本一樣。小四說：「三哥最後一個願望我沒有幫他完成，我記得他說，讓我幫他把鞋帶解開。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在他鞋子里，讓他不舒服了。不過那時候看管他的人回來了，我……」

小四後面的話，師父都沒有聽進去，可師父知道自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聽懂那個關於鞋帶的暗號的人。師父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並不是天意，這世間定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的距離把我們想說的話告訴我們所愛的人，小三找到了。

師父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走出小四的病房的，師父只記得自己的眼淚一直忍到了小四病房的外面便再也忍不住了。

師父說，他躲在醫院圍牆下的角落裡放聲痛哭。這是這麼多年以來，師父第一次這樣坦然地為小三哭泣。那一天，有很多醫院的工作人員在師父身邊來來往往，對他們而言，師父的舉動很平常，已經見怪不怪了，這裡是每天都有病人離開的地方。

師父說：「我失去了我的親人，雖然已經很久很久了。」

師父說：「我小時候，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高難度的，那是小三名字中間的那個『亦』字。小三說，這個字的形狀很像一個伸著雙手的人。」

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陽光下，小三張著雙臂站在庭院中間，滿臉笑容地對師父說：「你看，這像不像一個『亦』字？」

師父說：「我現在覺得那更像一個擁抱，一個我很想念，但不再擁有的擁抱。」

師父還說：「勿作惡，我們深受惡之苦。請寬容，我們總在寬容之後，等來真正的解脫。」

轉自 一個好故事：屬於我的年代 by 釋戒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