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月紅：反思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

來自專欄 知識分子

?張月紅應邀在美國費城召開的「 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學術年會作報告

編者按：

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整體落後、在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影響力微弱的現狀，近年來有了略微改善的跡象。在連續多年科技投入增長，科技論文發表總量一躍成為世界第一的學術繁榮景象中，中國科技出版無疑是一塊顯見的短板，有識之士無不為之不甘。浙大英文學報總編輯張月紅女士一直活躍在科技出版的一線，頻繁參與國際出版同業交流，《知識分子》編輯部在兩年前曾約請張月紅老師對於中國如何辦好科技期刊、提高國際影響力撰文，直到最近張月紅老師應邀參加美國費城召開的「 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學術年會作報告，其洞察中國科技出版業的八大問題，在國際同行中引發深入討論。藉此機會，我們再次約請張老師撰文，與國內科學界和出版業同行分享其精華觀點。

撰文 | 張月紅（浙大學報（英文版）總編）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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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國際期刊的標準？

什麼是真正的高影響力期刊？

中國或本領域評價期刊的最佳做法是什麼？

專註於影響因子是管理期刊的最佳方式嗎？

除影響因子外，我們還要考慮哪些因素？

出版者和編輯團隊的聚焦點或關鍵績效指標應該是什麼？

中國期刊出版對外商的某些依賴是PIIJ的出資者要關注的問題嗎？

與國際商業出版社的合作，及與國際出版學會的合作有什麼區別？

這些是筆者近日在美國費城召開的「 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學術年會上，作為來自中國期刊界的唯一參會代表，受邀做的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思考)的報告中，國際同行對報告內容反饋最集中的八個問題。

正如一位西方出版業的評論家所說，「的確，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PIIJ，Project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China STM Journals）證明，中國能夠成功地為全球學術生態貢獻更多的高影響因子的期刊」（In truth, PIIJ demonstrate that China can successfully contribute more high impact factor journals to the global research eco-system)，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以上問題。

中國科技期刊的國際影響力之所以在當下成為一個值得被討論的問題，與其所根植的一些矛盾有關。筆者在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報告中嘗試從五個方面做了一些反思。

中國科技產文量已居第一

美國科學基金委最新公布的2018年SEI指標顯示，綜合各學科產文量，中國已經略超美國，為最高產量的國家（表1）。但是我們與發達國家在科研實力方面的差距實在不容迴避， 譬如2018年的最新統計顯示（表2），學術出版業公認的權威資料庫ESCI、SSCI、 AHCI，收錄中國期刊的數量，僅在亞洲地區，都低於日本與韓國；中國SCIE庫刊數也低於日本，僅在Scopus高於這兩個國家。而據近日中國科協發布的《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簡稱「藍皮書」）統計的五千多份STM的體量可遠遠大於這兩個亞洲國家，如相關文獻顯示，日韓兩國分別有學術期刊約1600種和500種不等。

?表1． 2018 SEI公布的各學科產文國家與經濟區的佔比

?表2. 中國期刊被幾個國際權威資料庫收錄的百分佔比

再有最近中美貿易戰中觸動科技界神經的「中興-晶元」事件，個中痛楚擊醒國人，科技強則國家強。所以筆者報告時反覆強調「我們還在路上，但中國的科學家和出版人是勤奮的」。

130年來中國出版了548種英文學術期刊

「藍皮書」公布中國科技期刊總數達5020種，其中（具有CN號的）英文刊302種。而實際有許多中國出版的英文刊雖未獲批CN號，但已通過與海外出版商合作，獲取國際連續出版號ISSN，出版地在中國，一些擁有國內版權。

為此筆者團隊相繼對國內外各大期刊檢索庫，相關地區權威圖書館期刊庫，協會與學會進行統計，截至2018年3月26日前的結果顯示，130年的歷史跨度（1887-2017）間，中國（含港澳台）共出版了548種英文學術期刊，佔比中國科技期刊總量的10.9%（圖1 &2），2圖簡約信息如下：

1）首本英文刊《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誕生於1887年；

2）548種英文學術期刊：大陸為431種，港澳台地區合為117種（香港80，台灣36，澳門1份）；

3）其中90%為科技期刊，而且科學，技術與醫學（STM）發展均衡，但人文社科類期刊稀少；

4）改革開放40年助興了英文學術期刊的增長，平均每十年就有100種新刊誕生，僅2013年始的PIIJ項目的5年間，創辦新刊達100種。

?圖1. 1887-2017年中國創辦英文學術期刊的數量及學科分類統計（含港、澳、台）（數據統計日期為2018年3月26日）

?圖2 2003-2017年中國大陸出版的英文學術期刊及其JCR分區走勢

中國英文期刊的市場意識與出版模式

荷蘭有Elsevier，德國有Springer （2017年與Nature合作），英國有NPG（現為Springer-Nature）、OUP、CUP、SAGE、T&F等等，美國有各專業學會，如ASCO、ASC等，以及總部在美國但早已發展成為全球性大學會組織的IEEE，它們都擁有各自的學術出版機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截止到今天，中國還沒有一家英文期刊，學術出版集團或平台，或者抱團，或者單個產品能夠獨立地走向全球市場，獲取學術出版利潤。

即使最近中國知網（CNKI）策劃向這個目標努力， 但恕直言，僅從資源角度看，就無法聚集中國的優質資源，因為國內431家英文期刊有310家（72%）走了「borrow a boat to go sea」（借船出海）之路，僅PIIJ二期項目統計（表3），92%的受資助期刊，選擇了與外國出版商合作。大家明白，合作期刊的版權內容國外市場部分歸屬於外商，無權轉讓給CNKI。因而，可以預知其後期的市場效益，除非有新的思路來聚焦市場所需要的內容。

?表3. 榮獲第2期PIIJ項目資助的中國英文版期刊國際合作的分布（2016年）

Source: Data from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Scopus; Baidu; Google; journal homepage; CAST-Blue Book, 2018; and refer to Zhao&Li, 2017. *Before the merger of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and the majority of Macmilla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May, 2015, NPG owned 17 Journals.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或許中國學術期刊依靠政府的強大後盾，衣食無憂的習慣要與時俱變了，以中國「厲害了」的實力，是否到了可以踢開市場的時候了？否則中國期刊的影響力、綜合能力、聲譽都會打折扣。當然打開市場起碼要5-10年的學習實踐過程，這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做到的，走市場對我們期刊業是一門「新學問」。同時也要感謝近20年「國際船隻」載著中國學術期刊有了「能見度」。

中國PIIJ項目的實施與效果

2012年啟動，2013由中國科協聯合財政部、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實施的「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讓國際學術期刊同業「羨慕又嫉妒」。全球學術與專業者出版協會（ALPSP），在其2013年8月期的電子月報（Alert）行業新聞中，以 「中國期刊發展計劃」（Chinese Jour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為題詳盡報道了PIIJ項目，這也是最早報道這個項目的西方媒體。因為至今沒有哪個國家對學術期刊的出版投入如此大力度的基金資助項目，若按市場規律來論，期刊也是一種科技商品，市場決定它的生存。如PIIJ項目這般，不能不說是中國英文學術期刊發展史上的一大幸事，應該載入史冊，起碼幫助中國期刊快速走向世界。在此姑且不論是否「委屈」了中文期刊，求全不易當取「利」。

?表4 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PIIJ）資助情況

數據來源：2013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網站(http://www.gapp.gov.cn/news/1663/156405.shtml)，2016年中國科協網站(http://www.cast.org.cn/n200576/n200985/c360627/content.html)，以及《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 2016年底中國科協實施「中國科技期刊登峰行動計劃」，共支持15種英文期刊，其中6種期刊已入選PIIJ二期項目、9種未入選PIIJ二期項目期刊在此單列。

表4基本反映了PIIJ項目實施時間、周期、以及不同獎助的基金類型，依據項目推進及官方報道推算，國家已經投入約6.69億元，相當於1億美金。其效果再看圖2所示：公認的評價指數是中國期刊在JCR庫的分區（Q1-Q4）佔比大幅度提升了，僅以Q1區為例看兩點：回溯到2003年中國大陸英文期刊在該區為零，到2017年的40種；PIIJ項目中國刊在該區從2012年啟動當年的9到2017年的40，是4倍的增長。這快速提升的成果真是讓那些歐美同行飽了眼福，也生出了上面的問題。

為了滿足聽者的好奇心，筆者取與自然出版集團（NPG）合作的兩個影響因子最高的中國兩個期刊《細胞研究》與《光：科學&應用》為例，並與科技界公認的國際名刊《科學》和《自然》進行比較。基於Web of Science 數據，我們取2016年為一個節點，從4份刊物的發文量，影響因子，引用總數與地理分布（前5的國家）比較了各自特點（見表5）。

?表5．中國期刊《細胞研究》 &《光：科學與應用》與國際名刊《科學》 &《自然》從2016年的發文量，總引及被引地理分布特點比較

a Number of paper published in 2016

b Total cites in 2016 for the publications in 2014-2015.

c Citatio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n 2016 for the publications in 2014-2015.

如前所述，很顯然，「中國能成功地為全球學術生態貢獻高影響因子的期刊」， 但是我們從發文量，到引用總量及全球地理分布等方面，差距還很明顯，僅靠 「追趕」未能概全其內涵， 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國際期刊與高影響力有標準嗎？

STM會期有三天，天天有高潮與熱點論壇，只可惜看不到我的中國同行，真為他們而惋惜（會議前2天我們因公同行， 但他們迫於國內公費出國「6天制約」，在會議前一天趕回國，錯失了會議，他們與我一樣遺憾）。第二天的下午，科睿唯安（原湯姆森路透，就是我們科技界天天評說的SCI資料庫）的CEO、剛上任幾個月的新總裁，做了一個 closing keynote。別說，聆聽這個報告的場面鴉雀無聲，包括這幾天做主持的幾家國際出版集團的老總們也是正襟危坐，洗耳恭聽。況且她報告的題目也很勁爆，Author reputation in the wild west，字面意思是「荒野西部的作者聲譽」，其中有一句話我尤其聽得很真切——「50年後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會消失，而我們還在這裡」——那場面讓我印象深刻。大家總是說中國科技與出版業對SCI「著魔」，依我看西方同業也無例外呢。

據悉，發明「Impact Factor」的加菲爾德也曾說過，「儘管IF有瑕疵，但是目前還未見更好的計量指標能代替它要完成的工作」。的確，生活在數字時代的我們有點悲哀，好像沒有數據不知得失，沒有數據不會思考，這又如何怪罪加菲爾德與他的SCI和IF呢？

但是，筆者認同一點，生活與辦刊一樣由價值觀支配。若要回答前述的8個問題， 我認為任何與會的代表，都不可能給出一個準確答案。但我可以舉自己主編的J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B & FITEE，即JZUS，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3個大專業刊為例，闡述辦刊的理念供同行評說。

2013年PIIJ的一期項目申請中，JZUS-A獲得A類資助， 那年的IF在Q4，但在2016年的二期申報中，雖然我們策划了一個提升期刊影響力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計劃（從研究型團隊管理、本土創新服務、出版內容誠信、合作聚焦共贏幾個方面論證，堅守從可持續性國際化提升，可參閱圖4a），但我們還是輸了。因為按照評價標準，本刊最大的短板是2016年的IF沒有進入Q2（見圖4b）。面對落選的結果，作為負責人的我內心很掙扎。真不知道如何在不到3年的時間將IF從Q4跳到Q2？因為這不符合辦刊的規律。但是我們的確做了一些本土創新的舉措（如對每篇文章加PPT導讀與中文概要，並在國際資料庫平台顯示等），以及接軌國際數字標識（ORCID，CrossMark， FundRef等），並開展一些研究項目（如申報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項目，出台期刊反剽竊政策，並在Springer出版反剽竊專著等）。略感欣慰的是，JZUS作為中國唯一的學術期刊在2014年被ALPSP報道為行業好刊（Good journal）；2017年被倫敦書展頒布的「國際出版卓越獎」提名，並與法國的OECD與澳大利亞CSIRO一同入圍「學術出版卓越獎」項。這些說明了JZUS的出版理念與舉措得到國際同業的認可，展示了中國期刊的國際形象。這是不是一種國際影響力？

?圖4a. 浙大學報英文版申報第2期PIIJ項目中所做的國際化可持續發展戰略圖

?圖4b. 浙大學報英文版-A輯榮獲第1期PIIJ資助後IFs和Q區變化圖

當然，如同中國的科技實力，我們已經從追隨走向前台，如何獲得同行在核心技術方面的認可、尊重、甚至被追隨，我們的確還有相當的距離。借這次會議的機會，我與國際同業討論什麼是國際期刊的標準？如何評估高影響力期刊？大家有一定的共識：

一個標準的國際期刊，要遵守並接軌國際出版標準，如COPE的出版倫理規範，ORCID開放研究者標識，以及CrossRef所推行的一系列數字化標識等；要有良好的國際化融入性，如作者、讀者、引用、包括開放學術市場、在國際資料庫的顯示度等；同時也要積極成為國際同業協會與學會的一員（如STM， SSP， ALPSP等），開放、協同、參與這個行業的交流與討論，共同應對這個行業的變革與創新；

對於高影響力期刊的評估，大家認為應該從定量與定性兩個方面界定。定量因素，如IF、Cite Metric等等，它們的確能夠反映一定學科範圍內所產出作品的實質性的影響指標； 定性因素，如有的學科不一定能夠依據定量指標考量， 但其產品能夠對政府及企業等機構的政策導向、技術報告產生影響，或在國際評估中獲獎、表揚或展示等，這些也是一種影響指標。

最後，對於什麼是中國或該領域評價期刊的最佳做法？筆者認為要與時俱進，面對當下科技行業討論聚焦的「誠信的出版內容與創新的技術舉措」，基本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即「讓所有的科研產出有價值，能使用」，讓有價值的出版內容傳播快，最後的落腳點是有價值才有用，有用才有影響力。還有其他幾個問題，是不是要留給每個研究者與出版人來思考呢？

聲明：

表1-2，4為引用文獻並修改外，其他圖表均為筆者團隊原創，我們保留紙質發表權。

感謝鮑芳對所有數據的整理歸納，分析與作圖所作出的貢獻。

感謝國際同業Mark Garlinghouse與Pippa Smart對本文報告所提出問題與建議。

製版編輯：包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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