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里有哪些啟示01

1、社會地位高到一定程度的人，生活花銷往往並不依賴於，甚至不屑於該地位所直接對應的收入。《萬》中提到，正二品的尚書級官員，俸祿微薄，生活奢豪，其主要收入來源於地方官的饋贈，一次性收入就相當於十年的工資。因此來自皇帝的「罰俸」之舉，貌似斷人財路足以以儆效尤，其實是一種象徵大於實質的敦促舉措，並不能起到真正的懲戒。不論政府機關，抑或企事業單位，身居高位，表面上對應的待遇是其薪資福利，其實真正的價值，在於所在崗位對應的社會資源引力。

2、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到某領導和民眾一起挖坑植樹，或者領導在菜市場問價買菜，覺得是作秀。其實這種事，古已有之。明朝皇帝的「親耕」，就是一種類似於演戲的務農行為，貌似種地，其實從牽牛扶梨到播種收割都是在專業演員的配合下完成的。我們覺得作秀很假，是因為我們的無知和苛責，因為作秀本非真實，它只是有著儀式和象徵的必要。

3、某種至高無上身份的擁有者，不一定馬上有（甚至不需要有）與之匹配的才德，比如huó fó，比如傀儡，因為自有一套嚴密的組織架構使之表現得足夠體面。萬曆御宇之初，雖然臨朝聽奏，但應答決斷，都只需照讀藏在衣袖裡、別人為他寫好的紙片。御覽奏章，進行批複時，也只是用硃筆抄一遍各位大學士研討後墨書的「票擬」。

4、我們從小被要求不能偏科、全面發展，其實用的是規勸「聖主天子」的標準。因為地位足夠高的人，即便興趣愛好，都不宜有所偏廢，否則會因精力投入的傾向，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萬曆曾因努力學習書法，秉筆揮毫的水平進步顯著，結果在一次展示後，書法這種事就被張居正勸止，張居正告訴萬曆：夠好了，別再花精力，當心成為李後主或宋徽宗。

5、不合理的制度必然引發不合理的後果。前面提到的，有明一朝薪俸微薄，必然結果就是從官員到宦官都必須靠受賄來維持開銷。因為制度與現實過度錯位，所以面對「受賄」這種補救之法，懲處者也不夠理直氣壯，甚至最終只好聽之任之，而因為受賄並不像俸祿那樣有所依憑，往往沒有上限，人的貪婪本質又豈會滿足於「維持開銷」即止？大到一國首腦，小到企業法人，都該有一點自知之明和反思能力，如果給下面的待遇明明太少，卻依然能夠留住人，那麼一定是自己別的地方遭受了看不到的損失，而且這種損失往往比省下的薪俸和工資要大的多。

6、身居重要崗位的人，會受到超越他人的賞識和信任，但是這種賞識和信任並不可完全折算成來自上層無條件的包容。暫時性的包容，本質上是一種忍耐和退讓，日後必然要付出代價。張居正主張勤儉奉公，不但查處了在軍用物資上舞弊的慈聖太后的父親，還阻止了慈聖太后在信仰上的花銷。雖然慈聖太后當時都順從了這位首輔的建議，但在日後清算張居正的過程中，卻不由自主的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7、功高震主，權重欺君，並非說功高權重之臣主觀上要做什麼不臣之事，而是因為位高到一定程度，下面會自然而然的聚集起無數趨炎附勢，曲意奉承之人，這些人出於自身目的，會以擁護追捧之名，行圖謀不軌之實。位高之人，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類似於黃袍加身式的綁架。比如，有人攻擊張居正擅作威福，蒙蔽聖上。萬曆為表對張的信任，責彈劾之人受一百廷杖。張居正為示胸襟，懇請對犯官免加體罰，改為流放。沒想到張的諸多黨羽在張不知情的情況下，黨同伐異，自發地對該官落井下石，以致其在流放任上無端死去。

8、權利無關乎職務和名義，而在於與核心信息源的絕對距離。比如明朝開國之初設丞相，後免設，那麼內閣大學士就代行了相權。雖然，大學士本質上只是文學侍從之臣，類似於皇帝的文書、顧問，可大學士由於與皇帝最為接近，因此得以無行政之名而得行政之實。畢竟，高層對基層的了解缺乏足夠大的樣本，和處理大樣本的能力，只能依賴於離自己最近的，讓自己有機會深入了解的人。類似於內閣的情況，也見於清朝的軍機處、本朝的文-革-小-組。

9、基層希望通過接近並獲寵一個高層，來取得社會地位的抬升，往往會在接觸的時候表現的畢恭畢敬，小心翼翼，但不論如何謙卑謹慎，都難以與之深交，最終竟能讓高層引為私人的，反倒是那些並無太多出色之處，而且貌似毫不懂尊卑貴賤，甚至偶爾犯上的人。比如受寵於萬曆的鄭氏，相貌並不出眾，對於以色侍君的妃嬪而言，受寵簡直不可思議。然而鄭氏為人機警聰明，深知皇帝不能公開的凡人心態，懂得聽皇帝訴苦，適當予以鼓勵，偶爾挑逗和嘲笑，讓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感到了渴望許久的親情和樂趣。

10、位置足夠高的人，就像站在泰山之巔，一覽眾山小，但對眾山的印象，卻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位居高位者往往自以為從上往下看一目了然，其實由於位置的局限，加上山形的複雜，很難被客觀的評價。萬曆皇帝不論是崇信張居正、依賴馮保，還是幡然醒悟，轉為厭惡排斥，都只是受時宜心境輿情引導，執著於某一種偏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