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綴集》讀書筆記（六）

來自專欄 青溪隨筆

六

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其二三事

• 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濬師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恰恰把我們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倒了個兒。按道理，翻譯外國文學，目的是讓本國人有所借鑒，喚起他們的興趣去欣賞和研究。方濬師的說法剛巧相反，翻譯那首《長友詩》的「用心」是要「同文遠被」，引誘和鼓勵外國人來學中國語文，接受中國文化，「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P.137)

• 張之洞為學術二元論定下了一個流行公式：「新舊兼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大家承認自然和一部分社會科學是「泰西」的好，中國該向它學，所以設立了「同文館」；同時又深信文學、道德哲學等是我們家裡的好，不必向外國進口。(P.138)

//這樣的想法和失去的十年中對於「資產階級理論」的毀棄如出一轍。既然自然科學不能丟掉「資產階級的」相對論，那麼人文社會科學當然也不能丟掉西方發展了數百年的先進理論成果。要凸顯出民族文化的優越，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讓它在與世界文化交融的過程中變得博大和包容。唐朝的文化之所以讓人懷念，正是因為那是一種開明的，世界性的文化。閉門造車在不論任何領域都是不可行的。

• 話又得說回來，抱有這種偏見的不止中國古人。讀過點西洋文學經典的人馬上會想起，古希臘大喜劇家阿里斯托芬在名作《群鳥》里，就把野蠻人的言語說成啁啾的鳥叫。十六世紀法國動物學家吉爾也說英國人講話，在不懂的人聽來，簡直是鵝叫。(P.140)

• 董恂的譯詩倒暗合赫爾德的主張：譯者根據、依仿原詩而作出自己的詩。... 弗羅斯脫(Robert Frost)給詩下了定義：詩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摩爾根斯特恩認為詩歌翻譯「只分壞和次壞的兩種」，也就是說，不是更壞的，就是壞的。一個譯本以詩而論，也許不失為好「詩」，但作為原詩的複製，它終不免詩壞「譯」。(P.143-P.144)

//作者自註：關於弗羅斯特的定義，Robert Graves極口讚美這個定義為「絕妙的鄉曲之見」(splendid provincial definition)，W.H.Auden卻說這個定義「似是而非」(looks plausible at first sight but will not quite do)。

• 在新名詞大量流入以前，文言很難達出這個「成雙的對立」(binary opposition)。(P.146)

• 他們也學點兒外語，但大致不會超出「救命辭彙」(survival kit)。(P.151)

• 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 to be)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線索，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了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說「歷史的教訓」，彷彿歷史只是嚴厲正經的上級領導或老師；其實歷史也像淘氣搗亂的小孩子，愛開玩笑，捉弄人。有機會和能力老教訓人，笑弄人，這是歷史的勝利；很少人聽取或聽懂它的教訓，幾乎沒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歷史的——失敗。(P.156)

這篇文章摘抄不多，這絕不是因為文章里缺乏智慧的閃光點，而是錢先生談論的內容太廣泛，引用太多，不便下筆，很多細節之處需要放在語篇里去理解，才能尋到妙處。不如暫且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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