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漢語教師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漢語國際教育是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已超過1億。國際漢語教師也要直接面對全世界各國的漢語學習者，在漢語課堂上「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是擺在國際漢語教師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講好中國故事的基本問題

國際漢語教師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講什麼」和「怎麼講」。「講什麼」，就是要釐清「中國故事」的範疇以及劃分標準。「講什麼」與漢語教材的內容以及漢語教師的講授內容密切相關。從故事角度來看，教材中的很多課文其實就是在講述中國的故事、中國人的故事。而很多漢語學習者（尤其是國外的漢語學習者）恰恰是首先通過漢語教材來構建自己心中的中國形象以及中國人的形象。同時，漢語教師的講授，無論是中國的歷史、文化還是國情，乃至老百姓的生活狀態，無不是在向學生勾勒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因此，無論是漢語教材的編寫，還是漢語教師的授課內容，其實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來講述中國故事。需要明確的一點是，「中國故事」不等於「中國所有的故事」，而應當是經過遴選和揚棄的。

「怎麼講」，指的是中國故事的講述形式和講述方法問題。講述中國故事亦有對內與對外之別。一方面，多數漢語學習者欠缺中國文化的積累，對於背景知識依賴性較強的故事難於理解；另一方面，一些漢語學習者雖然對中國的現狀並不了解，卻對中國存在較強的偏見。面對這樣的講述對象，國際漢語教師需要考慮採用怎樣的講述形式和講述方法，才能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

二、講什麼：中國故事的遴選標準

國際漢語教師應當選擇什麼樣的中國故事進行講述？我們認為，至少應當遵循以下三個標準：

1.應有助於構建正面的國家形象和人民形象。漢語教材中選取的中國故事應當是塑造正面形象的、有積極進步意義的。也許有人會說，我們應當「絕對客觀」地呈現中國故事，中國現階段仍存在的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等等問題，應該在中國故事的範疇之內。客觀地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所謂「陰暗面」，這也是政府和人民應當正視的。但是否需要將這些內容納入面向外國人的語言或文化教材中，就應另當別論了。說到底，「講述中國故事」是中國文化傳播及中國軟實力展示的一種方式。事實上，從世界範圍來看，面向外國人的語言教材都極少提到本國的「陰暗面」。因此毋庸諱言，講述中國故事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塑造中國正面的國家形象，並提升我國對其他國家人民的吸引力和好感度。

2.應側重反映當代中國的國情與民情。習近平總書記在8·19講話中指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但普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更新。筆者的一個日本學生，在自己的造句作業中寫到：

我在日本聽說中國人都騎自行車，但是北京的街上到處是汽車，還都是賓士、寶馬這樣的豪華車，真是咄咄怪事！

「到處是自行車」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北京的景象，學生對中國認識的滯後性可見一斑。

因此，作為中國故事載體的漢語教材更應當側重於當代中國的國情與民情。比如由留學生評選出的「新四大發明」（高鐵、網購、共享單車、手機支付）就是很好的「中國故事」。這些內容一方面可以反映當前中國的國情與民情，另一方面也貼近漢語學習者的日常生活，提高學習者的興趣。事實上這樣的素材很多，如紀錄片《輝煌中國》所介紹的當代中國的衣食住行，《舌尖上的中國》所介紹的中國飲食及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可以作為生動的「中國故事」納入漢語教材之中。需要說明的是，側重反映「當代」並不意味著排斥「古代」，當代的發展也離不開歷史文化的積澱。

3.應有助於消除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及刻板印象。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制度和國情並不了解，但在西方媒體的長期熏染之下，形成了一些對中國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如「落後」「不文明」「不民主」「沒有自由」等等。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很多漢語學習者也對這些話題比較感興趣，但現有的漢語教材卻常常迴避了這方面的內容。因此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個意義也就在於消除這些偏見和刻板印象。事實上，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講好中國故事的首要內容就要闡釋好中國特色，講清楚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是建立在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歷程、基本國情基礎上的必然選擇。

筆者曾和學生討論過死刑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的學生認為死刑「是殘酷的」，中國應當廢除死刑。我跟學生講了劉邦「約法三章」的故事，告訴學生「殺人者死」和「殺人償命」是經過長期歷史文化沉澱而成的刑罰觀念，而中國的主流民意調查也顯示，支持死刑的人從來沒有低於60%。因此，死刑的存在既是由於文化的影響，同時也是當前中國的主流民意。這樣討論下來，學生對死刑問題有了更客觀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身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因此，我們應該嘗試在漢語教材中加入此類中國故事。

三、怎麼講：中國故事的講述形式、講述方法和講述態度

畢研韜從新聞傳播規律的角度對講好中國故事提出了十大建議，包括「尊重人性，尊重事實，尊重科學；釐定領導者、規劃者和執行者角色；突破公信力瓶頸；踐行包容性發展」等等。這些建議對國際漢語教師講好中國故事有借鑒意義。但國際漢語教師是在漢語國際教育的實施過程中講述中國故事，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們從講述形式、講述方法和講述立場等三方面來討論「怎麼講」的問題。

1.講述形式。首先應當明確，漢語課堂還是應該以漢語教學為主。因此，在漢語課堂上，中國故事的講述主要依附於漢語教材的內容。教師可以根據教材的內容，因勢利導，補充一些有關中國歷史、中國國情、中國文化的相關內容供學生了解，讓學生有機會了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以《新實用漢語課本4》中的一課《「半邊天」和「全職太太」》為例，漢語教師可以因勢利導，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婦女地位的提升。當然，在課堂中講述中國故事與漢語教材的內容遴選密切相關，選擇合適的內容更有助於國際漢語教師講好中國故事。

國際漢語教師的職責並不限於漢語課堂之內，尤其是在孔子學院任教的老師多數還肩負著組織文化活動的任務。而這些文化活動也是講述中國故事的可能形式。如201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孔子學院舉行的「在中國、看中國」攝影比賽獲獎作品展，就是非常好的講述中國故事的一種形式。該賽事共收到700多張波蘭人在中國拍攝的照片，最終選出20多張獲獎作品進行展覽，這些照片作為另一種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向波蘭人民展示當代中國和中國人的風貌。

無論是課堂上還是課堂外，講述中國故事的機會很多。要利用好這些機會，首先需要國際漢語教師具備講述中國故事的意識，即意識到講述中國故事是國際漢語教師的職責之一。

2.講述方法。講述故事有不同的方法，直接灌輸是一種方式，潛移默化也是一種方式。根據筆者的經驗，直接灌輸的方法效果並不好，比如直接告訴學生「中國人民多麼勤勞善良」、「經濟建設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這樣口號式的灌輸很容易讓學生「無感」。而娓娓道來、潛移默化的方式更容易讓學生接受。以《舌尖上的中國》為例，《舌尖上的中國》中並未強調美食多麼多麼好吃，背後有多少歷史和文化，而是從普通人的生活出發，重點也放在了美食背後所反映的普通人的生活。以挖藕人的故事為例：

「聖武和茂榮是兄弟倆，每年9月，他們都會來到湖北的嘉魚縣，來採挖一種自然的美味。這種植物生長在湖水下面的深深的淤泥之中，茂榮挖到的植物的根莖叫做蓮藕，是一種湖泊中高產的蔬菜。

作為職業挖藕人，每年茂榮和聖武要隻身出門7個月，采藕的季節，他們就從老家安徽趕到有藕的地方。較高的人工報酬使得聖武和茂榮願意從事這個艱苦的工作。挖藕的人喜歡天氣寒冷，這不是因為天冷好挖藕，而是天氣冷買藕吃藕湯的人就多一些，藕的價格就會漲。

整整一湖的蓮藕還要採摘5個月的時間，在嘉魚縣的珍湖上，300個職業挖藕人，每天從日出延續到日落，在中國遍布淡水湖的大省，這樣場面年年上演。」

該故事中並未強調中國人多麼勤勞，但無處不反映出中國人的勤勞、堅忍和樂觀。筆者將這樣的故事給學生觀看之後，學生都表示非常佩服中國人的這種勤勞和堅忍。

潛移默化的方式，除了要注意摒棄口號式的「宏大敘事」，還要注意講述角度應該貼近實際生活，以小見大。這樣才能體現「故事」的特徵，也更容易為學生所接受。紀錄片《輝煌中國·創新活力篇》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戴維是來自澳大利亞的一個小伙兒，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生活了7年，娶了蒙古族姑娘，生了混血寶寶。

戴維說：「我特別愛中國的生活。中國的生活特別厲害，你不需要現金，我差不多兩個月用不到現金。」接著，戴維用手機買糖葫蘆，買飯，買衣服……。戴維說，「在澳大利亞不會，他們也沒有手機支付」。戴維甚至把媽媽接來中國體驗這樣的便利生活。

這樣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為切入點來講述當代中國手機支付的便利性，令人感覺親切自然，真實可信。

3.講述態度。所謂「講述態度」，指的是國際漢語教師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所秉持的態度，是正向的、積極的，還是負向的、消極的。不同的態度源自國際漢語教師對所擔當的角色、承擔的任務不同的認知。正向的、積極的態度意味著國際漢語教師認識到，講述中國故事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題中之意」，塑造中國的正面形象是國際漢語教師所肩負的職責之一。相反地，負向的、消極的態度意味著國際漢語教師並不認為講述中國故事是自己的職責，而是認為只要教好語言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是額外的甚至是強加的任務。對於持這種觀點的漢語國際教師，其態度的消極性也是必然的。

在當前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中，尤其是漢語國際教育的研究中，確實存在著「消極化」的傾向。如李泉認為，「要恰當地評估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功能。漢語教學跟其他外語教學一樣，是一門學科，有其自身的教學規律。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功能，文化教學不宜喧賓奪主。過於強調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功能，是對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是一門學科的誤解，是對漢語教學文化傳播功能的擴大化、理想化、超負荷化」。陸儉明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必然要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的責任。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文化教學要成為漢語教學的主流或主要內容」，強調「漢語教學的核心任務是進行漢語言文字教學。」這些論述均強調了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科屬性，強調國際漢語教師的核心任務是「教好漢語」。

事實上，漢語國際教育不僅是一個學科，更是一項國家和民族的事業。因此，只強調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科屬性，就會忽略漢語國際教育的事業屬性。只根據學科屬性來培養國際漢語教師，勢必造成國際漢語教師在培養理念上的偏差。當然，這種偏差不是一時造成的，而是與漢語國際教育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重語言、輕文化」、「重學科、輕事業」的傾向密切相關。面對漢語國際教育的新形勢和新問題，這種觀念需要儘快轉變。在國際漢語教師的培養過程中，我們不能只偏重專業知識和技能，也要明確國際漢語教師的角色及使命，使有志於成為國際漢語教師的學生具備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能夠講好中國故事，成為合格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