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國家與私有制的起源》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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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社會關係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

那時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

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委託婦女料理的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著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著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家務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干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

三個主要的婚姻形式：

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

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

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對偶婚制和專偶制之間，插入了男子對女奴隸的統治和多妻制；

以通姦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

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現在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影響下變化越大，越適應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越變為露骨的賣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蝕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對男子的腐蝕，比對婦女的腐蝕要厲害得多。

專偶制是由於私有制經濟的原因而產生的，但在私有制被消滅（共產主義）的情況下，專偶制並不會消失，相反，只有那時它才會完全實現，不過以前僅僅對女性的專偶也會對男性成為現實。由於私有財產被消滅，個人的性愛開始佔據主導

統治階級仍然為眾所周知的經濟影響所支配，因此在他們中間，真正自由締結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統治階級中間，像我們所已看到的，這種婚姻卻是通例。

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只是要使人們免於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泥潭才好。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

在這裡就已經表明，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麼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隻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並且它還力求把私人的家務勞動逐漸融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生產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的價值

羅馬帝國的社會分化和財產分配，跟當時的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水平完全相適應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融合，從而分開的各個部落領土融合為一個民族[Volk]的整個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

這裡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在可以使生產者免除交換的辛勞和風險，可以使他們的產品的銷路擴展到遙遠的市場，而自己因此就成為一個居民的最有用的階級的借口下，一個寄生階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階級形成了，它從國內和國外的生產上榨取油水，作為對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實際貢獻的報酬，它很快就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和相應的社會影響；正因為如此，它在文明時期便取得了越來越榮譽的地位和對生產的越來越大的統治權，直到最後它自己也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周期性的商業危機為止。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

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作必然性。我們早就證實，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己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一種社會活動，一系列社會過程，越是超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越是超出他們支配的範圍，越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己。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係，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範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於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於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係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於過去那樣，那麼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