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產業發展如何應對養老危機？

養老產業發展如何應對養老危機？

超老齡社會是指年齡超過80歲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比例達到或超過5%。這是一個全球現象，日本、韓國、德國、法國等國已經進入超老齡社會。根據研究，至2035年左右，中國將會進入超老齡社會，屆時將面臨八方面挑戰：經濟增速下降、資產價格大幅波動、銀髮貧困普遍、社區養老是主流、養老金缺口的巨大壓力、醫保缺口長期存在、延遲退休和老年就業成為普遍現象以及老人的社會關愛缺乏等。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Becker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研究，作為市場最基本的經濟單位之一，家庭行為的改變將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他認為，家庭行為是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生變數，而非外生變數；家庭行為對經濟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同時經濟演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家庭的結構與決策。基於新家庭經濟學理論，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單位的功能之一是生兒育女並完成子女早期的人力資本投資。還有研究表明，規模龐大的嬰兒潮成長進入經濟社會後所帶來的高儲蓄率，將形成對金融資產的巨大需求，這是金融市場繁榮的重要因素；而當人口年齡結構轉向老齡化後，金融資產需求將隨之變化，可能使資產價格和股市下跌。所以我們認為，呼籲落實「全面二胎政策」不僅是人口學家、社會學家的責任，也是經濟學家的責任。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中國人口結構形勢發生的歷史性轉變、老齡化社會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等。其中，我國當前生育率過低是亟需直面的問題。2014年，我國開始實行了單獨二胎，之所以沒有全面放開，是因為當時預測如果「全面二孩」將會出現生育高峰。但從最終的結果看，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總量在1687萬人，較2013年多出生了47萬，比預想的少了很多，並未達到原來的預測。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我國2015年的出生人口為1655萬人，新增人口比2014年減少了32萬人，與預期更是相去甚遠。　　放開單獨二孩遠不如當初預想的情況好，這可以合理地推出「全面二孩」的結果也是不容樂觀的。首先，我國的育齡婦女在2015年以後比上一年減少了500萬人， 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數量減少了約150萬人，而45歲以上的婦女再生的概率在10%以下。加上因為不孕不育等病症、因為剖腹產而導致的二胎生育風險極高的「疤痕媽媽」、生育意願本身就不強或者已經合法育有二胎的婦女人數需要從育齡婦女總人數中減去，這樣剩餘的育齡婦女人數並不可觀。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母親正在減少。

　　其次，新增人口數在減少。經驗數據表明我國育齡婦女生二孩的意願在60%～70%，不光有的人想生也不一定能生得了，還有要面臨重重壓力。簡單的例子，作為家庭的一項重大決策，購房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影響家庭的其他決策，生育決策即為其中被影響的主要決策之一。房價對生育的作用機制涉及新家庭學模型中標準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首先，房價上升降低了家庭在其他消費上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對生育需求產生了負的收入效應。因為新家庭經濟學中假定小孩為正常品，負的收入效應將降低對生育的需求。其次，小孩越多，需要的住房面積也越大，因此房價直接進入了生育的影子價格，房價上升對生育產生了負的補償性替代效應，從而強化了純粹的收入效應。也就是說，高房價有可能會導致低生育率。排除這些消極的因素，九千萬育齡婦女中大概有一千萬左右有積極的生育意願，這些生育意願經過逐年的緩慢釋放，新增人口將會逐年下降。

　　第三，從國際經驗來看，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全球的現象。隨著19世紀、20世紀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生育率在歐美和日本均出現了長期下降的趨勢。更引人矚目的是，隨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其生育率在短短30～50年內以更為劇烈的速度下降，幅度高達70%～80%，這種與工業化過程相伴隨的人口結構的轉變已經被實踐不斷地證實。包括發展水平落後於中國將近20年的印度，其生育率也從1980年的4.7%「自發」地下降到2013年的2.3%。最近某基金公司通過大數據的調研方式，再次確認了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為1.28%，處在非常低的水平。日本通過十幾年鼓勵生育的政策，將總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提升並穩定到了1.4%左右，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太低。按照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宏觀模型的測算，如果全部放開二胎將會提高綜合生育率，會為經濟增長提高0.2個百分點，對於將來進入新常態、低增長期的中國經濟，這0.2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是彌足珍貴的。所以我們要把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紅利落實到位。從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來看，當年日韓從放開人口生育到鼓勵生育中間間隔了十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鼓勵生育的成本也相當高。中國應該汲取這樣的經驗教訓，在逐步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同時，就應該配套以鼓勵政策，可以避免十年之後再鼓勵的低邊際效應。

　　最後，從梳理文獻可以看到，近年來對新家庭經濟學生育率方程的實證檢驗均應用協整分析工具對家庭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展開研究，採用了生育率、女性教育水平、勞動參與率、工資率以及男性工資率等家庭行為變數與勞動力市場行為變數，其經驗研究結果均與新家庭經濟學預測保持一致，即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對生育率存在顯著的負影響。這也是前面幾條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可見不光要全面放開二胎，更要跟上鼓勵措施。

　　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億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13.3億人。這之間有三個階段人口增長最為迅速：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5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在20‰左右；第二個階段是從1962年到1973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在25‰左右；第三個階段是從1981年到199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在15‰左右。這三個階段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最終導致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青壯年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整個社會的人口撫養比即依賴型人口（14歲以下與65歲以上人口之和）與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之比不斷降低，從1994年的49.33%下降到了2010年的34.2%，也就是說，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口紅利期正在消退。所以，我們認為：要千方百計呼籲中國「第四次嬰兒潮」的儘快到來，這甚至有可能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一次嬰兒潮。

　　下面從經濟學角度提出幾個具體建議：

　　首先，生育保險不應再單列，應該併入社會醫保。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簡併社會保險，但現在生育保險是作為生育婦女職工的保險，還沒有深入、廣泛地覆蓋到農村地區的婦女。將生育保險併入醫保以後，能夠使更廣大的婦女群體享受到生育保險，產生規模效益，爭取實現免費生育。根據2015年北京市的統計數據，育齡婦女在公立醫院的生育費用，自付部分大概在人民幣2300元左右，這部分完全可以通過財政補貼來鼓勵生育。政府每年花大量的財政補貼出口，但實際上出口補貼很多承擔了國際市場的來料加工，不但附加值不高，還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環境污染。現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會長期走低，進口價格進一步回落。適當減少出口補貼，也不會較大影響出口和貿易順差。所以，出口補貼不如生育補貼。

　　第二，結合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實施生育消費抵扣。中央對稅制改革的指導精神是分項計征和綜合計征相結合，我們建議以分項計征為輔，綜合計征為主。可以通過綜合計征來實現：凡是生育消費，包括生二孩而產生的購房、教育、嬰幼兒消費等需求應該進行所得稅抵扣。具體的技術細節可以再討論，但是這些原則應該儘早確立。要防止房價、特別是一線房價的最後的瘋狂。根據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宏觀模型預測，中國的一線房價會緩慢的上漲到2025年，之後出現逆城鎮化：年輕人口無法負擔大城市的居住開支，回到二線城市或周邊小鎮居住，然後到大城市工作。諸如此類的個人消費，政府應該通過稅收調節予以優惠和補貼，讓利於民。這樣不僅可以鼓勵生育、還可以防止大城市病、還可以阻止房地產泡沫。這不光是從提高生育率的角度考慮，也是從降成本、去庫存的角度考慮的。

　　第三，要促進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到提高生育率、應對超老齡社會挑戰的事業中來。社會力量的參與可以促進家庭消費、二孩消費，更好地落實中央政策，還體現了社會更廣泛的關愛。

　　2025年全球總人口預計將達到90億人，而中國人口有可能將在14億人達到峰值以後不斷下降。在可預見的百年內，如果不及早應對，中華民族極有可能成為一個全球範圍的小眾群體。母親是財富的創造者，提高生育率也是積極應對老齡化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所以要珍惜我們目前只有9000萬的育齡婦女，還要全方位的鼓勵生二胎，不要讓中國陷入長期超低生育率的一個陷阱。落實好「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全社會共同的努力。要將人口視為財富，而非負擔，這是需要短期內儘快達成的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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