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同性戀的文學大師，都寫過什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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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波（1854-1891）的迷人不輸王爾德，而放蕩不羈和命途多舛似乎更過之。他與同是法國四大象徵主義詩人之一的魏爾倫的傳奇戀情，後來被改編為電影《心之全蝕》。許多人都是從小李子的精彩演繹中，認識到這位詩人的。而當年的小李子恰如17歲的蘭波那般稚嫩輕狂。

蘭波所留給世人的，不過是極其短暫的一道光芒，微弱卻依然永恆。1871年9月，蘭波遇見剛結婚的26歲的魏爾倫，兩位詩人相遇相知，自此橫空出世的一顆流星開始躍升於空中並大放光彩。兩人肆意地酗酒、吸食大麻，為巴黎公社的殉難者痛哭，嘲諷社會的平庸無知者，但也越來越為尋常人所忌憚。這位野性的「通靈者」，留下了許多奇異而偉大的詩篇。

然而在1873年7月，在布魯塞爾一家旅店，蘭波和魏爾倫發生矛盾，蘭波憤然起身離去，酒醉的魏爾倫情急下朝他連開兩槍，將蘭波的手臂打傷了，結果魏爾倫落魄入獄。兩個月後，蘭波完成了詩作《地獄一季》，之後又完成了《彩畫集》。此後，19歲的蘭波完全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開始不停息流浪的生活。

許多年後，魏爾倫將蘭波早年的詩歌發表在文學雜誌《浪潮》上，隨即轟動一時，成為傳奇人物，人們讚譽他為「墮落天使」，並以為他已逝。然而此時，蘭波在北非做著軍火商，為軍閥間的戰爭下注，不僅認為詩歌荒誕噁心，而且成為了他早年所厭惡的那一類人。他放棄了同性戀，與幾位女子有正常的交往。他就這樣帶著他的「流浪氣質」直至37歲，由於長期跋涉疲憊不堪且患病得不到照料，生命匆匆結束之時。

2

今天，王爾德（1854-1900）已然成為全球文藝迷心目中的一大男神。這位風度翩翩卻又不失幽默機敏，放蕩洒脫而不失睿智的唯美主義代表，同時以風俗喜劇、詩歌、長篇小說、童話故事聞名。儘管在他成名之時，是倫敦炙手可熱的紅人，他的每部作品幾乎都能夠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人生的最後幾年卻為同性戀的身份而吃盡苦頭。

這位宣稱「只有膚淺的人才不以貌取人」的大才子，大約正是看上了還是少年道格拉斯的顏值，並親昵地稱呼他為「波西」。這段單方面付出的戀情一直延續到1895年，王爾德被波西的父親控告為「雞姦者」而鋃鐺入獄，在那個風氣遠不這麼開放的時代，一時身敗名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

在獄中的兩年，王爾德遲遲未收到波西的來信，痛苦之中主動寫下長信，痛斥波西的種種不是，也抒發了自己的藝術見解。直到1962年，社會風氣漸開放，長信得以發表。也正是如此，我們方才了解到王爾德風流才子之下的綿綿情意。

雖則如此，1897年王爾德獲釋以後，還是再次原諒了波西。只是兩人的感情已不復當初，在隨後一年的義大利旅行後不久，終究還是分手了。1900年，46歲的詩人匆匆死於腦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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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紀德（1869-1951）是一個難以被定義的人，他的思想矛盾、生活糜爛且醜聞纏身。但他又如此迷人，作為20世紀初法國引領時代潮流的知識分子，開創了荒誕派文學的先河，是薩特和加繆的精神導師，也是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紀德幼年時接受清教徒式的教育，釀成了他一生的反叛性格。12歲時苦戀表姐瑪德萊娜，在宗教世俗壓力之下，一直等候到26歲母親去世後，方才與她結婚。儘管如此，結婚前後紀德的特殊性取向漸漸被喚醒，他開始偷偷與男性交往，並冷落了妻子。這兩段經歷分別被體現在有自傳性質的《背德者》和《窄門》中。

正如《背德者》這部被同性戀們視為經典著作的書名，紀德本人不斷嘗試著背叛世俗道德與宗教戒律。儘管如此，空前強烈的反叛意識和濃厚的宗教意識互相交織，使他在每一次反叛之後，都會帶來難以言盡的心靈懺悔。而人仍然是無能為力的。大約正是因此，「道德三部曲」全部以女主角死亡的悲劇收尾。

1893年的北非旅行使紀德意外治好了肺結核，重新感受到生命之美，在唯美的詩篇《人間食糧》中，他開始勸讀者摒棄清規戒律，跟隨自己的本心盡情享受生活。紀德發現，唯有訴諸於短暫的縱慾與享樂，並通過旅行與寫作解決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從而達到平和寧靜的境界。由此，在靈與肉，宗教道德與人性慾望之中，追尋真誠的心靈成為紀德一生的主題。

4

出於家族責任感的考慮，托馬斯·曼（1875—1955）對於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尤其低調，儘管他與一位富商之女結了婚。在他死後被公布的日記中，人們才終於發現，這位以《魔山》和《布登布洛克一家》奠定了世界級地位的德國大文豪，看似甜蜜的家庭生活背後的真正秘密。他的愛情對象原來從來就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年輕的提琴手、畫家保羅·恩伯格。

某年，他和妻子以及弟弟到威尼斯旅行，遇到了華沙的莫斯男爵的兒子弗拉迪斯勞，昵稱阿德齊奧。雖然相逢尤其短暫，托馬斯·曼從威尼斯返回德國之後，仍然對這個美少年念念不忘，於是以這段經歷為素材，創作了中篇小說《死於威尼斯》。書中的主角正是以他本人為原型。

與《洛麗塔》頗為類似，《死於威尼斯》講述的正是業已成名的大作家對年輕正太的迷戀，從而引發的偷窺、尾隨，和所目睹的美的最終破滅。不少好事者以為此書是同性戀直白的傾訴，嚴肅者則反駁道，此書僅僅關乎作家對藝術性的追求。不過，書中對男孩肉體之美的追逐確實帶有唯美的意味。

近幾天，他已不再滿足於按照常規及利用偶然的機緣來親近這位少年了。他開始尾隨著他，到處追逐著他。例如在星期天，波蘭人一家從來不會在海灘上出現，他猜想準是到聖馬科去望彌撒了，於是急急忙忙趕到那邊。他從陽光炫目的廣場上一直來到暗沉沉的教堂，看到他失去的心上人正伏在禱告台上祈禱。於是他揀上一個隱蔽的地方，站在拼花地面上，和一些跪著喃喃祈禱的、畫著十字的信徒們混雜在一起。教堂的結構是東方式的，富麗堂皇，使阿申巴赫有一種眼花繚亂之感。一個神父穿著厚厚的法衣緩緩走到神壇面前，做著什麼手勢，念念有詞地誦起經來。香霧在神壇上搖曳不定的燭光里繚繞，祭壇上濃郁的香氣似乎與另一種氣味微微混在一起：那就是有病的城市散發出的氣味。但阿申巴赫從香霧和火光中，看到這個俊俏的人物在前面回過頭來探尋他，終於也見到了他。

5

1987年，E.M.福斯特（1879-1970）的小說《莫里斯》被同性戀導演姆斯·伊沃里搬上銀幕，隨即成為同志電影的一座高峰，並在豆瓣上取得了8.8的高分。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08年的劍橋，他們相遇，心中隱約情動。那時的克里夫和莫里斯還是青蔥年歲，克里夫終於突破同性禁忌向莫里斯吐露愛意，莫里斯欣然接受，甚至愛得比克里夫還要真誠熾熱。在克里夫選擇了仕途而放棄這段感情時，莫里斯仍然堅守。他在等待克里夫回來，卻只等到了他和一個貴族女子的婚姻。

莫里斯認識了克里夫的家僕桑德。他身上有著異於克里夫的氣質。當他愛上莫里斯時，萬念俱灰的莫里斯沒有拒絕這段新感情的開始。然而，兩個階層，不同志趣，終究是二人發展的絆腳石。桑德家人叫桑德辭工前往阿根廷定居，桑德卻寧願留在莫里斯的天地。」

福斯特一生的作品不多，卻足夠經典，如《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霍華德莊園》、《印度之行》都是文學史上響噹噹的名著。《莫里斯》完成於1914年，卻一直到1971年，也即作家去世後的一年，方才得以出版。故事的構思，部分取材於福斯特本人在劍橋大學就讀期間的某些經歷，直接的靈感則得益於福斯特對英國詩人兼同性戀解放運動先鋒愛德華·卡賓特的幾次拜訪。福斯特談到：

他和他的同伴喬治·梅里爾雙雙給了我極深的印象，引發了我創作的動機。喬治·梅里爾還觸了觸我腰眼下面的部位——輕輕地，就在臀部上方。我相信他對大多數來訪者都這麼做過。這種觸覺是獨特的，我記憶猶新，正如我記得很早就失去了的一顆牙的部位似的。那既是心理上的，同時又是肉體上的觸覺。它好像從我腰眼下面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我的構思，卻沒把我個人的意圖包含進去。倘若確實如此的話，它是嚴格地按照卡彭特的瑜伽派神秘主義行事的，並且足以證明這部作品是在那一瞬間受孕的。

1917年，福斯特在埃及認識了電車司機默哈默德·艾爾·阿多，兩人的戀情持續了兩年。1919年阿多結婚後，福斯特離開埃及回到英國，但兩人仍保持書信往來。三年後阿多去世，福斯特曾在他去世前從印度回國的途中探望他。

1930年，時年51歲的福斯特結識了28歲的警察羅伯特·巴金漢，成為終身之交。羅伯特結婚後，他的妻子逐漸接納福斯特成為家庭的一員，他的家也成為福斯特朋友們聚會的場所——這個家就是福斯特的綠林。

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羅伯特的家中去世時，他們的情誼已維繫了40年之久。羅伯特一家為他養老送終，羅伯特的兒子和孫子都取名為摩根。

6

1938年，奧登（1907-1973）與好基友衣修伍德一同來到抗戰時期的中國。此次出行在英國文藝界引起一陣轟動，當時的文藝界人士專門為二人舉行送別會，其中便包括對二人有提拔之恩的E.M.福斯特。他們幾月之間輾轉數省，親歷戰場，並拜訪了多位中國多位社會名人，途中寫下大量十四行詩、散文和日記，抒發所見所聞，這些文字後被收入在《戰地行紀》中。奧登此行受到中國文藝界的熱烈歡迎，並被寄託以在國際上宣傳中國抗戰的重任。此後數年，他的詩在西南聯大的文藝青年如穆旦等人之中，掀起一陣熱潮。

奧登被公認為是艾略特之後最偉大的英語詩人。他長期以來對於自己特殊的性取向頗為自卑，直到從克爾凱郭爾的哲學著作中獲取了慰藉。有趣的是，奧登為了幫助托馬斯·曼的女兒艾麗卡逃離德國，和她假結婚。而艾麗卡本人也是女同性戀。

1939年，奧登與衣修伍德一同移居美國。關於兩人的關係，後世頗多猜測，人們很難相信兩人之間不存在某種特殊關係，儘管在不久之後兩人都各自有了男伴。4月，奧登在紐約愛上了切斯特·卡爾曼。當時奧登32歲，切斯特18歲。5月，奧登寫下一首名為《預言者》的詩：

現在我對那張臉有了答案

那張永遠不會再回到一本書里的臉

它要我的一生，並且

是所有我觸摸都變成一個擁抱

也再沒有茫然的神情的地方

奧登視與切斯特的愛為一生之愛，對愛的信念和忠貞至死未變。但是僅僅兩年的幸福之後，1941年7月，奧登發現切斯特另有所愛。奧登幾乎掐死了切斯特。然而無論痛苦還是懇求，都無法改變切斯特浪子本性。

1941年7月之後，奧登和切斯特之間再沒有發生性關係，奧登由著切斯特追求他一個個的「異性戀」情人，直到最後。奧登經過痛苦的思考，決心不放棄切斯特。如此，兩人還是在紐約生活了二十餘年。

同以上一些作家一樣，直到奧登去世之後，他的文學遺產人門德爾松發現了三首他寫於60歲，生前從未發表的詩。第一首便是寫給陪伴了他十年的「床友」、「盜賊」、男妓休格爾，詩中有些戲謔地寫道：

休格爾，十年來不時與我相伴，幸運人生里的一個意外恩賜，你給了我那麼多、那麼頻繁的歡樂。我很高興，因我們能共享歡愉：女人會以虛假的熱情蒙蔽她們的愛人，而男人的構造決定了我們無法施行欺騙。我很高興我們各有自己的瘋魔的世界，彼此都不想去挑破：我分不清哪輛是捷豹哪輛是賓利，而你從來也不讀書。我很高興，在你因偷盜（你也從我這裡偷過東西），而被捕坐監的那段時間：我們雙雙得了個教訓，但為此緣故，我們仍可以互稱施特里奇和弗萊爾。雖然以此種方式開始，我很高興我們能在人生旅途中彼此相遇，恰如哈代筆下的人物，有些時候你需要錢，而我需要性。

7

白先勇（1937-），這位重要的台灣作家出生於廣西桂林，也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人》記敘了初到台灣的大陸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人生轉變，寓於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奠定了其經典地位。白先勇今年已經81歲了，相信文藝圈都對他有所耳聞。前些年一直四處奔走，不遺餘力地推廣崑曲青春版《牡丹亭》，並成功將其推向了國際。而後則是為父親白崇禧著書立傳，「盡了孝道」。近來更為人們所知的是，他講述評說的《紅樓夢》悄然風靡各大文藝網站。

白先勇唯一的長篇小說《孽子》寫的便是民國六十年代台北新公園裡一群被稱為「青春鳥」的同性戀淪落少年，描述了他們被社會、家庭、親人拋棄的痛苦曲折的心路歷程和不為人知的生活。

關於白先勇和王國祥將近四十載感人至深的相伴，他本人在散文《樹猶如此》中這樣介紹：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與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我們同級不同班，互相併不認識，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樣，我們開始結識，來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國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順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虛偽，直言直語，我曾笑他說謊舌頭也會打結。但他講究學問，卻據理力爭，有時不免得罪人，事業上受到阻礙。王國祥有科學天才，物理方面應該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過那場大病，腦力受了影響。他在休斯研究人造衛星，很有心得，本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歲，走得太早。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我替王國祥料理完後事迴轉聖芭芭拉，夏天已過。那年聖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準澆灌花草。幾個月沒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黃。由於經常跑洛杉磯，園中缺乏照料，全體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懨懨，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廢園一座。我把國祥的骨灰護送返台，安置在善導寺後，回到美國便著手重建家園。草木跟人一樣，受了傷須得長期調養。我花了一兩年工夫，費盡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後時間多了，我又開始到處蒐集名茶，愈種愈多，而今園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國祥家那兩缸桂花也搬了回來，因為長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負荷，我便把那兩株桂花移植到園中一角，讓它們入土為安。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花，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檐，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鍊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尾聲

事實上，許多帶有同性戀傾向的文人往往是雙性戀。關於其他作家，比如毛姆曾承認自己有四分之一的同性戀傾向，普魯斯特也有雙性傾向。中國古代某些文化中也一直都有孌童的癖好。這裡就不多介紹了。至於網上流傳的，認為惠特曼、狄金森、伍爾夫及其他著名詩人作家是同性戀，我在仔細查閱後，雖然發現有少量的文字可能表明有類似的傾向，實則都不過是捕風捉影，並無實據。

之所以列這份書單，倒不是出於獵奇的心態。何況同性戀與否，並不影響作家和作品的地位，只不過我們對一些經典作家的了解仍然甚少。而作家的感情因素，也確實對於作品存在著難以估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