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魏國公奇談

錯謬的歷史記載背後，可能掩藏著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政府頒布《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對明朝包括南明歷史上的殉節死難的臣子的事迹進行集中匯總並褒獎。雖然清朝政府的本意是宣揚「忠君愛國」的正能量，淡化其中南明殉難諸臣自帶的反清色彩，但畢竟算是給南明史這個敏感領域打開了一扇門。一些文化人謹慎地把握著文字獄的紅線，收集南明史料，為編寫南明史做積累。

「南潯三先生」之一的楊鳳苞於此之後到嘉慶初年，撰寫了《南疆逸史跋》12篇，其中收入了一篇關於明末魏國公最後命運的事迹，原文如下：

「（徐）宏基，崇禎中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於其家。明年金陵不守，宏基率妻子避跡吳江之趙田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須長過腹，骨節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為樂。世奇迂生不識時務，每以匡複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宏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宏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堅不從；宏基拘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醇儒懼甚，懸重賞集兵，應者麇至。會吳淞總兵黃蜚敗死，其部將田勝嘉收拾散亡，徘徊湖、泖間；醇儒以厚幣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先令健仆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帥兵進攻，盡拘袁、徐家屬殺而投之湖，並湖郡紳士避跡於袁者悉被難。宏基持矛出，投分湖葉氏；葉氏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拴之柳樹，令軍士集鳥槍擊斃之。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資，裝兩巨艦以去。」

文中的徐宏基，應該寫作「徐弘基」，大概是避乾隆爺的名諱而改為「宏」。他是徐達十世孫，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七月己亥就襲魏國公，而不是文中所說的「崇禎中」。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就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崇禎帝上吊之後，在南京擁立福王登基，確定次年改元弘光。不過按照弘光朝大理寺左丞李清的《南渡錄》記載，徐弘基實際上在此年十二月便病逝了。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徐久爵到了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才正式承襲魏國公的爵位，成為明朝最後一個魏國公。一個月後，他便隨著眾多南明勛貴大臣投降了清軍，此後事迹不詳。徐久爵的名字在各種文獻中訛寫甚多，有徐州爵、徐允爵、徐文爵、徐用爵等等。

而楊鳳苞收錄的這則記載中，徐弘基由病逝變成了主動避居吳江，在弘光朝眾臣集體投降之後還試圖招兵買馬，卻被當地富戶收買的散兵游勇圍攻，慘死在鳥槍之下。作為明朝的高級勛貴，居然在危急關頭帶著妻兒主動離開南京城再做打算，看起來頗具傳奇色彩，無奈大廈傾頹，自己還沒有與敵人正面對決，反而死於混亂之中，又頗為惋惜。這不免讓人疑問，這段歷史是否屬實呢？楊鳳苞這段記載，實際上是來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印的《吳江縣誌》，編纂者沈彤在這段文字後加上了一段注釋：

「本《大事記》。按《明史·徐達傳》：『弘基卒，謚庄武；子文爵嗣』。又《南都縉紳錄》甲申秋弘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弘基事。姑錄備考。」

也就是說，這段記載是《吳江縣誌》從一本名為《大事記》的書上轉錄的，但《大事記》是一本什麼樣的書，並沒有過多的說明。《吳江縣誌》的編纂者沈彤對這段歷史的記載是頗為謹慎的，他首先抬出官修《明史》記載，再根據《南都縉紳錄》的記載，對這段事迹提出質疑，但沒有進行深度辨析。他這種處理手法是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的。不過楊鳳苞顯然不滿意沈彤的解釋，在此注釋後面加入自己的見解：

「按施世傑《酉戌雜記》、茅元銘《三藩總記》、陸雲祥《甲乙義師始末》並載此事，施云：『宏基在南都時，與馬、阮忤，退休；子文爵嗣公』。茅云：『永明王聞宏基倡義被害，賜謚庄武』。據此，則《明史》誤以退休為卒，並誤永明王賜謚為福藩也。又按吳偉業《綏寇紀略未刻編》虞淵沉卷中云：『宏基，宏光元年春卒，謚庄武』。」

楊鳳苞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料，認為《明史》對徐弘基去世的記載並不準確，應該理解為退休。而徐弘基的謚號也不是弘光朝封的，而是永明王（永曆帝）封的。楊鳳苞敢於否定《明史》的正確性，在當時也算是有一定膽量的。經過他這麼一番考證，徐弘基這段軼事倒顯得更像那麼回事了。

後來徐鼒在編寫《小腆紀年》和《小腆紀傳》的時候也把這則事迹收入其中，並且做了兩點發揮，其一，將承襲徐弘基爵位的徐久爵的名字寫成徐允爵，而將《明史》中記載的徐文爵說成是與徐弘基一同避居吳江的幼子。於是徐允爵和徐文爵就變成了兄弟。其二，將徐弘基的謚號從「庄武」微調為「壯武」，一字之差，只為凸顯徐弘基最後的壯烈人生。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有沈彤對此事表示懷疑，並搬出《明史》，並不能扭轉其他人對此事的信從。大家潛意識裡還是認為《明史》畢竟是清朝官修，其中有很多曲筆有待進一步挖掘。一些記錄了南明歷史的文獻散落在民間，足以添補正史的缺憾。

那麼說徐弘基真的如同《大事記》所言，是在避居吳江袁家的時候，被人圍攻擒拿所殺么？實際上這件事還有一個親歷者留下了文字記錄，那就是文中所提到的「分湖葉氏」。這裡的「分湖葉氏」，指的是居住在分湖地區的葉紹袁家族。葉紹袁（1589-1648），字仲韶，晚號天寥道人，吳江分湖人（今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汾湖高新區北厙鎮葉家埭）。天啟五年（1625）進士，歷任南京武學教授、國子監助教、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等官，後因不滿魏忠賢專權，棄官歸隱。葉紹袁素有記日記的習慣，根據他的日記編纂的《年譜續纂》「弘光元年乙酉五十七歲」條，對事件的始末進行了記錄：

「七月，金陵大盜徐復，假稱中山王裔，袁四履（名崧，若思子）誤信之，尊為上客，遂至毆縛士衿，因以兆禍。有松江陸季先集兵，焚四履之屋，書籍器什，靡有孑遺。中元之日，若思夫人挈諸孤孫、孫女，徒跣奔避余家，而徐盜亦來求庇，適吳昇嘉（名志葵，吳淞總兵）使至宋玉仲家，共執徐盜與之，誅徐盜，正為四履誅激變者，以慰其先人於地下也。數十年堂構化為灰燼，而異書秘本，鄴架惠車，無一存焉。」

通過對照前面《大事記》中的文字，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一些人名細節的出入。《大事記》中所謂「袁進士世奇家」，實際上是袁崧之家。袁崧是何許人也？他是袁儼之子，袁黃的孫子。袁黃與袁儼父子都是進士出身，但袁崧並非進士。明代有個叫袁士奇的進士，卻是山東肥城人。可見《大事記》中記錄的編纂者分不清袁士奇與袁黃（或袁儼）只是泛泛知道是個姓袁的進士家族。《大事記》中出現的吳淞總兵黃蜚的部將田勝嘉，實際上就是《年譜續纂》中所提到的吳志葵。根據顧炎武給吳志葵撰寫的《都督吳公死事略》記載，吳志葵，字升階，華亭璜溪人。姚光撰寫的《吳都督傳》則提到他的字又被寫成「聖嘉」。升階、聖階、聖嘉、昇嘉、勝嘉由於發音相似而容易訛傳。吳志葵被訛為田姓也並非個例，姚廷遴《歷年記》稱其為「吳淞田總兵」，陸應暘《樵史演義》稱其為「吳淞總兵田聲嘉」。可見《大事記》中的記載道聽途說的痕迹比較明顯。

《年譜續纂》中直言，寄居在袁崧家引來禍患的徐某人是金陵大盜徐復，不過是假稱中山王裔，所謂中山王指的就是徐達，後裔世襲定國公和魏國公。如此看來，所謂徐弘基密謀東山再起不成反被擒殺的說法純屬烏龍事件，是將一個不相干的人冒充中山王后裔惹出的亂子，安到了早已死去半年的徐弘基頭上。

吳志葵是弘光朝覆亡之後，在江南地區尚有一點反清資本的南明將領，他居然會捲入這麼一件離奇的事件之中也有點奇怪，這裡我們需要對吳志葵在此前後的經歷做一番梳理。

弘光朝諸臣於弘光元年五月中旬集體投降後不久，蘇州府嘉定縣就開始躁動不安，發生了諸生鬧事事件。南明嘉定縣令錢默一方面用錢安撫鬧事的諸生，一方面派人請吳志葵幫忙維持秩序，自己則在五月三十日出逃。自此，吳志葵開始了他短暫的活躍期。六月初一，吳志葵派兵抓住了幾個參與鬧事的諸生，把他們的衣服扒光，光著腳在烈日下受辱，之後便將他們釋放。二十四日，清朝任命的縣令張維熙到任，旋即遭到吳志葵的驅逐。二十七日，吳志葵進入嘉定城短暫停留後，便率軍入海，讓出了吳淞防區。

閏六月一日，吳志葵率領水師從崇明島出發，於初六日進入松江城。在那裡他與包括金山衛指揮使侯承祖在內的各路反清人士進行會談，但結果並不理想。侯承祖退回金山衛自我防護，而吳志葵則在副總兵魯之玙的堅持下，決定向蘇州挺進。十一日，清朝的剃髮令正式在蘇州城公布，並向蘇州府各縣下達。剃髮令所到之處，頓時激起民變。十二日，長洲陳墓人陸世鑰率領大批鄉兵，頭裹白布，號稱白頭軍，殺入吳江城，弘光朝兵部職方司主事吳易也參與其中。十三日，白頭軍殺入蘇州城。崑山、太倉也先後出現白頭軍湧入縣城。另一方面，吳志葵的水師沿白蜆江走澱山湖，從東側進軍蘇州，試圖攻佔蘇州城。魯之玙率領數百家丁從胥門殺入蘇州城，其他部隊留在城外觀望。然而此時清朝任命的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統領千餘騎兵躲在蘇州城東南角的蘇州府學和瑞光寺附近。魯之玙部孤軍深入城中四五里之後，遭遇清軍騎兵圍攻，全員戰死。魯之玙部被殲滅的消息傳到城外，吳志葵的其他部眾軍心大亂，嚇得紛紛逃回船上，離開了蘇州。而蘇州城中的白頭軍連像樣的武器都沒有，根本沒有戰鬥力，也不敢組織人手圍攻城中的清軍，隨著清軍的反擊迅速潰散，不到兩天便被迫撤出蘇州城。二十二日，李延齡殺入吳江城，吳易也被迫進入太湖躲避追擊。

吳志葵在蘇州之戰失利後，再無大的舉動，僅僅是在這個月二十五日派遣游擊蔡喬率兵200餘名支援嘉定。由於兵士數量太少且不堪用，對於嘉定的支援完全是杯水車薪，根本擋不住李成棟的攻擊，以至於發生駭人聽聞的嘉定屠城事件。

七月十七日，來自洞庭山的黃蜚水師與吳志葵在松江泖湖豆腐浜會師。據說黃蜚原本有一萬船隻，兵力四五萬，但在途中遭遇大風，損失了一半船隻和兵力，即使如此，他手裡依然還有兩萬餘人。隨後他們轉移到黃浦得勝港（位於今上海松江區車墩鎮）駐紮。據說黃蜚為人比較妄自尊大，吳志葵為了討好黃蜚，送給他一頂翼善冠，表示願意接受其調遣。直到八月初六，清軍在攻破松江城之後，組織水師圍攻吳、黃水師。當時吳、黃將大船固定在水上形成水寨，行動不便，清軍利用他們的弱點，出動數百隻小船順流突進，射火箭攻焚船。黃蜚試圖突破湖口入海，卻因海潮入湖受阻，進退兩難。結果吳、黃二人雙雙被擒。他們先是被拉到江陰城下勸降，但江陰守將不為所動。隨後被押往南京，於九月初四日在笪仁橋處決。吳志葵短短四個月的反清鬥爭自此終結。《大事記》中將黃蜚敗死放在田勝嘉（吳志葵）之前實際上也是錯的。

搞清楚吳志葵的行動軌跡，我們再看《年譜續纂》，袁崧等袁家老小投奔葉紹袁家避難的時候正好是七月十五中元節，袁家被燒一事應該是在此前不久。吳志葵在蘇州之戰失利後基本喪失鬥志，在泖湖一帶靜等黃蜚的會師。清軍也已經重新控制吳江城，蘇州府周邊因反對剃髮令掀起的反清浪潮基本上被壓制了，即使吳江尚有反清勢力，應該也不敢明目張胆與清軍對抗。偏偏在這個當口發生袁家被燒一事，既敏感，又顯得很是意外。無論是《大事記》還是《年譜續纂》都認為袁家的當家人是個不識時務之人。只不過《大事記》說袁世奇慫恿徐弘基起兵反清，囚禁了陸醇儒的弟弟，而《年譜續纂》則描述為徐復挑唆袁崧「毆縛士衿」。

陸醇儒到底是何許人也，在其他史料中並未出現，也無法保證《大事記》對其名字記載的準確性。《年譜續纂》稱其為「吳江陸季先」，似乎表明他是吳江人。沈剛中所撰寫的乾隆《分湖志》也同樣以《大事記》記載為基礎，簡述了徐弘基事件，又補充了點獨特的信息：「今醇儒子孫一家居青浦之西城，土人猶能道其事。」陸醇儒的子孫居住在青浦西城，只能大致表明陸醇儒的居住地可能在青浦，也可能靠近青浦。綜合各種信息來看，這個陸醇儒或許與一度殺入蘇州城的白頭軍首領陸世鑰有著某種聯繫。陸世鑰，字兆魚，老家是長洲陳墓（今崑山市錦溪鎮），生員出身，家庭富裕，為了組建反清的白頭軍，投入了自己全部的家當，據說可以拉出上千人的隊伍，可惜既無裝備，也無戰鬥力，一戰即潰。但是隨便調動幾百人恐嚇一下當地富戶倒是沒有難度。不過自從蘇州之戰潰敗，陸世鑰的行蹤就不太容易確定，只知道後來逃入湖州，不久便出家為僧，不再參與抵抗。那麼在七月上旬，原本在白頭軍中起到關鍵領導作用的吳易和陸世鑰均處於半失聯狀態，白頭軍應該也處於鬆散狀態。陳墓與青浦的位置也比較靠近，陸醇儒或許是陸世鑰的族人也未可知。

根據曾羽王的《乙酉筆記》記載，自從弘光朝覆滅之後，江南諸地的治安狀況急轉直下，「原任兩廣都御史、兵部侍郎沈猶龍起義守城。黃蜚、吳志葵兩總兵提師於郡西南之豆腐浜，以為犄角。侯承祖則起義於金山城。然皆非紀律之兵，威令又不及遠，以至地方到處殺人，或以冤家報復，或以搶掠劫焚。浦西人至浦東，則以為尷尬。行頭人至新場，則以為細作。白日殺之，略無顧忌。在何家橋之搶掠者，地方不平，合力攻之，一時而殺九命。至如行頭之殺嚴氏六七人，新場之殺朱氏七人，徐氏之殺聞孟嘉，聞氏之復殺徐九飛，青村高橋之殺陶待詔，丁官、林七之殺鎮撫陸劍南，自六月至八月，行路者無不帶刀，遠出者必遭奇慘。……諸人名為起義，志在打糧。」反清武裝素質良莠不齊，不敢恭維，發生火燒袁家的悲劇也在所難免。或許正如《大事記》中所描述的那樣，陸醇儒不僅僅是要救出自己的弟弟，報復袁家，而且還想藉機劫掠袁家的財物。

這裡面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於，吳志葵有沒有派遣300人協助陸醇儒攻打袁家？吳志葵往嘉定也不過勉強派了200人，又怎麼會為了陸袁兩家的糾紛一次性派了300人？而且還帶上了鳥槍這樣的裝備？更大的可能性是陸醇儒實際上只是發動自己的鄉兵。後來追擊袁崧、徐復等人的時候，考慮到葉紹袁家的影響力，於是借著吳志葵的名義向葉家要人。在當時冒充吳志葵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只要能拿出吳志葵的牌子即可。嘉定城被圍期間曾經發生過有人拿著吳志葵的牌子，假借他的名義向城中傳遞錯誤信息的事件。

至於徐復的真實身份，《年譜續纂》稱其為金陵大盜，說明此人應該確實是在弘光朝滅亡前後從南京逃到袁崧家的，但他並沒有直接打著徐弘基的名頭，徐弘基去世的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了，《年譜續纂》沒能描述徐復的年齡。至於葉紹袁如何知道徐復是「金陵大盜」，大概是他抓住徐復親自審問得出的結論。在當時由於形勢的激變，流竄在江南地區的盜賊也投入到不同的陣營，比如太倉賊浦嶠、浦嶂兄弟投靠了清軍，成為了帶路黨，而太湖盜赤腳張三則加入了抗清的白頭軍。這個徐復是盜賊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大的。

就是這麼一個冒充勛貴的盜賊，居然把這位進士子孫袁崧騙得團團轉，並導致自己的老宅被陸氏燒個精光，家族成員到底傷亡如何也未可知。袁崧一家老小落難之際，為什麼會想到投奔到葉紹袁家中？這其中還涉及到了葉、袁兩家多年的複雜關係。葉紹袁的父親葉重弟與袁黃是同榜進士，葉紹袁作為袁黃的養子在袁家長大，與袁黃的獨子袁儼的關係也非常好。後來葉紹袁的長女葉紈紈降生，便許給了袁儼的第三子為妻。袁儼於天啟五年（1625）中進士，授廣東肇慶府高要縣知縣。此時葉紈紈已經17歲，袁儼寫信給葉紹袁敦促兩家兒女的婚事。隨後，葉紈紈便隨夫君前往高要，不想剛到浙江清溪，夫君便以思鄉為由拒絕前行，與葉紈紈重新回到吳江。兩年後，袁儼死在任上，而葉紈紈與夫君的夫妻生活並不協調，具體原因究竟如何，葉紹袁的日記中諱莫如深，甚至連女婿的名字都不願意提及。葉家女眷曾經組織過小團體經常在一起吟詩玩樂，但也從未見袁家女眷前來參與。兩人的婚姻半死不活地持續了七年。崇禎五年（1632年）葉紹袁的三女兒葉小鸞突然死去，悲痛的葉紈紈在回家給三妹奔喪後不久也一併暴病而死。葉家二女先後去世，一方面是當時的環境因素導致她們的心理和生理備受摧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感染了某種瘟疫。葉紈紈去世後，袁家僅僅是袁儼之妻陳氏帶著小姑袁小素前來哭喪，她的丈夫居然根本不露面。葉紈紈的棺木便和包括三妹在內的其他去世的家庭成員一起安置在寶生庵後荷花池北，直到十年後，袁家才來將葉紈紈的棺木接回安葬在袁家。這件事過去不到三年，就發生了袁崧投奔葉家事件。由於葉紹袁的日記其他位置都沒有提到葉紈紈的丈夫到底叫什麼，只說是第三子，而此時卻提到了袁儼之子袁崧。很多學者想當然地認為袁崧便是葉紈紈的丈夫。袁家老宅被焚毀，大量袁氏家族積累的書籍資料付之一炬。現存的袁黃一系的家譜中都沒有提到袁儼究竟有幾個兒子，分別叫什麼名字。不過所幸的是，袁黃家的後裔袁嵩齡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了進士，他向朝廷提交的朱卷履歷中列舉了家族數代先輩的信息，其中就提到袁儼共有五個兒子，分別是袁崙（字一鴻，又名祚雍，邑廩生）、袁徽（字二仲，邑廩生）、袁祚鼎（字三立，邑庠生）、袁崧（字四履，邑廩生）、袁祚充（字五聚，邑庠生）。自此可以確定，葉紈紈的夫君名叫袁祚鼎，袁崧是袁祚鼎的四弟。袁祚鼎很可能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的時候已經去世，所以袁家才會迎回葉紈紈的棺木與之合葬。袁崧的婚姻狀況不詳，大哥袁崙娶的是東林黨人沈正宗之女，二哥袁徽是娶了趙士諤的孫女。兩位兄長的情況不得而知，似乎袁家的事務都由四弟袁崧打理。袁家被燒的時候，袁家倖存的人員中除了袁崧，還有袁儼之妻陳氏，以及若干孫子孫女，不知出自誰家。袁嵩齡的朱卷履歷記載，袁崙共有七個兒子，袁嵩齡便是出自袁崙這一支，其他幾支子嗣情況不詳。袁崧最終選擇葉紹袁家作為投奔對象，看來還是考慮到他是袁家的世交。若是論兄長的婚姻，早已是恩斷義絕。葉紹袁面對自己女婿的弟弟，同時又是自己的世侄，還是伸出援手幫了一把。袁儼五子都沒有考中進士，從袁鼎祚和袁崧的若干言行來看，這兄弟二人似乎都不通人事，思想單純幼稚，做事不考慮他人感受，也可能是家庭環境的影響。

面對痛哭流涕的袁崧，葉紹袁也只能好言安慰，明亡清興如此重大的歷史轉變，是生存還是死亡，成了明朝遺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的難題。其實就在這一年的六月二十七日，葉紹袁家中已經接納了一批避難者，其中包括宋璜（字玉仲）與宋琬（字玉叔）兄弟、王崇簡（字敬哉）與王熙父子、謝德修、左懋第夫人、傅淑訓及其家丁數十人。除了傅淑訓外，大部分都是山東萊陽人。葉紹袁與這批人的交集在於和宋璜、宋琬兄弟的父親宋應亨是同年，而宋應亨本人已於崇禎十六年在其故鄉萊陽死於抗清戰役。而左懋第則在一個月後被清政府斬殺於菜市口。出於道義，葉紹袁便要儘力幫這批人。據說這批前來的家丁驍勇善戰、裝備精良，甚至還配有火器，為了安置這些人，也費了一番心思。葉紹袁安排族人騰出空房，讓宋氏兄弟等人入住。另外雇船，將家丁安置在船上居住。幾乎是做好了隨時應對不測的準備。不想七月份遇到袁崧家族與徐復避難一事。打著吳志葵旗號的使者直接來到宋璜的居所要人。宋璜在山東老家有個外號叫「宋二閻王」，可見脾氣相當的火爆，手裡面還有裝備精良的家丁，如果一不小心兩邊發生衝突，後果也是不堪設想。最終葉紹袁妥善處理了此事，將徐復交給陸家兵，此事就算了結。

經過這一番波折，眾人的心中都是五味雜陳。王崇簡父子首先啟程回到萊陽，隨後宋氏兄弟等人也紛紛離去。到了八月二十一日，在吳志葵、黃蜚兵敗被擒後，吳易與沈自炳（葉紹袁的舅兄）所組織的抗清水軍白腰黨也被擊潰。吳江的剃髮令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葉紹袁知道分湖也早晚躲不過去，於是帶著三個兒子前往杭州遁入空門。家中的一些田產按照清朝政府的法律遭到沒收。葉紹袁輾轉數個寺廟，顛沛流離終老。而回到萊陽的宋琬、王熙一起參加了清朝開設的科舉考試，並考中進士。宋璜和王崇簡原本就是明朝的進士，王崇簡在早已降清的順天學政曹溶的推舉下，補選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也進入了清朝的官僚機構。王崇簡父子在清政府的仕途頗順，王崇簡在順治朝加太子太保銜，王熙在康熙朝加太子太傅銜，父子俱登保傅，位極人臣，哪怕是在明朝也很少出現。相比之下，宋琬的仕途就沒那麼順利，他的兄長宋璜沒在清朝出仕，五十三歲便去世了。宋琬因為家族的抗清背景，三次遭遇罷官入獄。好容易等到康熙親政之後有機會再受起用，不想進京述職的過程中，吳三桂的叛軍攻陷成都，他在四川的妻子兒女陷入叛軍之手，宋琬聞訊後憂憤而死，享年五十九歲。轉眼之間，人生悲喜起落，往事悠悠。

乾隆之後，隨著南明題材的史書編纂，《大事記》版的徐弘基傳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很多人都願意相信徐弘基確實有這麼一段傳奇而又悲壯的經歷。一些人也翻閱了葉紹袁的《年譜續纂》，他們卻認為葉紹袁將徐復稱為「金陵大盜」純屬污衊，為的是躲避自己的責任，使得反清力量失去了徐弘基這面大旗。後來分湖鄉人為了紀念徐弘基，還在蘆墟東玲立了一座徐將軍廟。後來南社詩人沈昌眉，不但寫了《徐將軍廟貌考》，還寫詩評道：「天寥舊譜版重鏤，辯證微言附註收。生死任他存毀異，魏公廟食自千秋。」臧否盡在詩文之中。歷史的真實狀況複雜且耐人尋味，而人們更願意接受簡單而戲劇性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