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史觀的反思——由琦善賣國所見

來自專欄 地下室人

前面的話：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本書，是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我們總是習慣於用道德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是歷史上的政治人物，將歷史簡單化，從而忽略了他們所處的特殊的環境，結果對其評價總是不免有失偏頗。對琦善如是，對李鴻章如是。

茅海建先生用他深厚的史學功底還原了當時大清朝所面臨的現實，用史學中「當時當地」的標準分析琦善的所作所為，還原了不一樣的琦善和林則徐。（需要電子書資源的可以私聊我）

如果鴉片戰爭搬上京劇的舞台，琦善必定是個大白臉，勾結英人，賣國求榮，而林則徐必定正氣凜然，虎門銷煙，整軍備戰，整個民族同仇敵愾，共同抗敵，終究賣國奸臣蠱惑君王，忠臣被害，屈辱求和，喪權辱國。但歷史不是戲劇，可我們往往用看戲劇的方式區理解複雜的歷史，將人物臉譜化，將歷史簡單化，將評判道德化。

琦善賣國說從產生至今，流傳近兩百年，長盛不衰，至今我們談到琦善必定會在其後加上賣國兩個字。琦善當真賣國了嗎？據茅海建先生考證，琦善賣國說難以成立，茅海建先生已經有詳細的考證與論述，這裡不再多說，有興趣的可以去讀一下茅海建先生的這本書。但其實琦善是否真的賣國對於人們已經不重要了，所有人都需要一個替罪羊，而琦善就是最佳人選，足以擔得起這個罪名。道光皇帝需要琦善賣國，以顯示鴉片戰爭失敗全都是因為這賣國奸臣作亂，皇帝原本耳聰目明，神武睿智，只因為奸臣蒙蔽。士大夫和民眾也需要琦善賣國，正因奸臣琦善裡通外國，摒棄忠臣，導致我大軍接連失敗，若是忠臣林則徐統率大軍進剿，定能將那些桀驁不馴的蠻夷殺個片甲不留，片帆不得歸海。對於時人來說，鴉片戰爭反而證明了中國天朝制度的正確性，皇帝的英明神武，壞就壞在一部分奸臣沒有照此辦理，裡通外國，殘害忠臣。那些沒有找到也不願去找到中國真正失敗原因的人，便讓某些人成為奸臣，來承擔本應由天朝體制、皇帝和當時所有人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種奸臣模式是中國的傳統方法，屢屢為官僚士紳用來解釋他們不能也不願解釋的歷史事實，以掩護君主，掩護道統。這種模式經過長期宣教，成為民眾最容易接受的歷史分析方法，長盛不衰，至今依然如此。

茅海建先生在研究鴉片戰爭時，根據大量的史料，從清朝的軍事力量、政治思想狀態、中英雙方實力對比等多個方面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戰爭尚未爆發之時與英國簽訂一個損失相對小的條約，正如琦善之所為。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面對外來入侵時，當我們的抵抗必然要失敗時，抵抗該不該繼續？這個問題可以從道德和政治兩個層面來思考。從道德層面上考慮，答案是肯定的，在道德評判里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即使武力反抗只是徒然，即使我們流光所有的鮮血，也依舊改變不了結局，這一切也是值得的。如果從政治的層面上看，一個明智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一種更為有力的策略，以減少對我國家民族的傷害。這種行為不能純以愛國與賣國來衡量，不能以道德史觀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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