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已死，精神長存！——論科舉制度的長期影響

來自專欄 量化歷史研究

這篇文章是李陽同學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眾多研究表明：歷史上的制度會對經濟產生長久的影響。很多學者相信：制度孕育文化，而文化的持續性又使得這一影響得以實現。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歷時近1300餘年的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社會縱向流動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曾扮演了重要作用。雖然在1905年廢止，但科舉對於國民的教育理念可能仍然存在著十分持久的影響。

那麼，這種影響是以何種機制，在漫長的歷史中傳承呢？由陳婷、龔啟聖、馬馳騁三位學者撰寫的文章「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量化考察了科舉制度的文化遺存對當代教育水平的影響和具體的傳遞機制。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科舉制度的成功者士大夫們享有最高的社會地位。但是，成功的背後是層層選拔的金字塔和極低的通過率（圖1）。

科舉何以吸引古往今來無數才子？作者解釋了主要原因：非同尋常的收益。在經濟方面，對於通過了科舉考試的紳士階層（the gentry class），他們的收入至少是普通人的16倍。其中，進士不僅能夠獲得政府部門中的中層職位，還同時可以參與商業活動。因此，上述薪水，甚至可是只是其總收入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在科舉中勝出還有社會和政治收益。即使是最低級別的生員也可以免於勞役、民稅和肉刑；進士和舉人更加風光無限，不僅能獲得廟宇題名等精神上的榮譽，還有大量物質性的回報。此外，科舉對於實現家族的社會階層躍升也很有幫助。其相對的公平性也贏得了更廣泛民眾的積极參与。

作者因此推測：在重重激勵下，科舉使人們形成對讀書重要性的認識，孕育了相應的文化。並且，它在漫長的時間內不斷強化，一直存在至今。如果這一假說成立，那麼這種重視教育的文化就會體現在當代的人力資本水平上。因此，文中用1368-1911年間的所有進士數量度量科舉的影響強度，用2010年人口普查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學生佔總人口的比例和識字率來衡量各地的人力資本水平，結果發現兩者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此外，為了排除科舉對現代教育水平影響的其他干擾因素，作者還控制了農作物種植適宜度以及2010年度的人均GDP，以控制當地古今繁榮程度的影響。統計分析中還考慮了各地區科舉配額、戰亂、地理位置等諸多其他因素。結果仍表明：一地級市內明清時期的進士數量，確實對該市當今的人力資本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利用明清進士數量來度量科舉的影響大小，可能存在度量誤差。這一內生性可能導致估計係數有偏。為解決這一問題，文章構造了一個巧妙的工具變數。作者發現：科舉成功的秘訣不僅包括閱讀「四書五經」，還需要博覽各種參考書。但是在古代，購買獲取參考書的難易程度在不同地區差異很大。作者發現：明清269個府，僅有19個印刷中心，而書籍的銷售和運輸主要通過水路。因此，水運的便利和距離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的書本供給數量、價格的較大差異。利用這一想法，作者以各府到最近印刷中心的水上航運距離作為工具變數。

那麼，這一工具變數能夠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的條件嗎？回歸發現：該變數和進士數量確實存在非常顯著的負相關關係。由於印刷中心更可能坐落在經濟繁華的地區，如果是這樣，這會動搖其外生性的根基。然而，作者發現印刷中心的位置和印刷的原料作物（松樹和竹子）產地高度重合，而後者的分布相對外生。同時，回歸的結果也拒絕了印刷中心位於繁榮城市的可能性。而且，當作者把進士數量和工具變數同時放入回歸中，工具變數不具有顯著性。這表明，到印刷中心的水運距離對當今教育的影響只可能通過進士數量來實現，即該工具變數具有很強的外生性。工具變數的兩階段回歸的結果同樣證實了進士數量對當今教育的正向影響。

作者認為，明清時期的進士數量之所以和當今人力資本水平呈現高度的正相關，是由於科舉制度孕育的重視教育的文化流傳至今。為了驗證文化的作用，作者在文中做了兩項工作。

首先，作者考察了科舉對重教觀念的影響。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作者發現明清時期進士數量顯著提高了當今這一地區受訪者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進士數量和其他文化觀念（例如努力工作）沒有相關性。同時，作者利用在北京15所高校調查的4000名大學生的數據回歸後發現：在控制住個人能力之後，來自進士越多地區的大學生在班裡的名次更靠前，並且更有深造的意願。

其次，作者排除了重教文化以外的因素在人力資本延續過程中的作用。進士數量越多的地區可能吸引了更多的考生，由此帶來的人才集聚導致了當前人力資本水平也更高。為了排除這一因素的影響，作者在進士數據中剔除了出生地和考試地不一致的進士，利用重新計算的進士數量重複OLS和IV的回歸。另外，由於進士數量和當今教育水平的關係可能是由於更好的教育設施所導致的。作者在回歸中進一步控制了私人藏書樓、書院以及1907年以後西式小學、初中的數量，發現結果仍然穩健。

至此，文章已為明清進士數量與當前人力資本之間的因果關係及機制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作者還檢驗了縱向的「代際傳遞」和橫向的「同輩壓力」，二者各自在因果關係傳遞中的重要性。回歸結果顯示：重視教育的文化在代際之間的傳遞比同輩效應更重要。最後，作者還發現：宗族紐帶有助於傳承科舉文化，文革以外的歷史事件沒有對這種傳承造成損害。

總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科舉制度雖然早已不復存在，但這一制度孕育的重教文化卻仍具有生命力，並對今天的教育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文獻來源：Chen, T., Kung, J. K. S., & Ma, C. (2017).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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