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法迪猶太人與奧斯曼主義：族群關係、歷史發明與愛國主義（上）

來自專欄 黃伯韜的打字機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猶太人似乎與穆斯林征服者有著某種特殊的關係：相比於基督教統治者，穆斯林征服者對猶太人更寬容，猶太人為穆斯林統治者提供人才，獲得了比基督徒更高的地位······

事實上，這種敘述過於簡單，且這種所謂的「特殊關係」是近代的建構，背後有許多不同的動機。歐洲的反猶主義者把猶太人和穆斯林捆綁在一起，方便污名化猶太人。猶太人也對奧斯曼的寬容有自己的想像，主動對奧斯曼示好。比如在1876年，土耳其人對保加利亞人的鎮壓和屠殺（Bulgarian Horror）成了一個英國政治的一個重要議題，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與格拉德斯通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就是否要向土耳其施加壓力，發生了激烈爭論。迪斯雷利的猶太人身份成為了反猶分子的一個攻擊點，認為他的猶太人身份使他對奧斯曼有特殊的偏袒。另一邊，倫敦的猶太報紙此時一反英國的主流輿論，也違背其一貫親自由黨的立場，而選擇了親土的立場，表達了對巴爾幹民族國家的不信任，認為巴爾幹民族國家對猶太人的態度值得懷疑，報道了幾起巴爾幹民族國家和保加利亞起義者迫害猶太人的事件，甚至有給保加利亞屠殺洗地的，認為這樣的悲劇在戰爭中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同時，奧斯曼境內的猶太人，也在積極地建構自身與奧斯曼國家和穆斯林的特殊關係。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賽法迪猶太人 (Sephardi Jews) 這一群體在近代對奧斯曼的國家認同，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建構自身與奧斯曼國家的特殊聯繫。

註：賽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猶太人，是猶太人諸民系之一。塞法迪猶太人以拉迪諾語 (Ladino) 為母語，這是一種西班牙語的變體。這一族群最初形成於中世紀早期的伊比利亞半島，1492-1496年，卡斯提爾，阿拉貢，葡萄牙三國命令猶太人「皈依或流亡」，不願改宗的塞法迪猶太人於是流亡至奧斯曼帝國，法國，北非以及新大陸等地。在20世紀前，塞法迪猶太人佔比最高的城市是薩洛尼卡，該城半數以上的人口是猶太人，在君士坦丁堡，士麥那也有大量分布，本文涉及的事件和材料，主要就發生在這三個城市，或刊登在這三個城市的拉迪諾語報紙上。

一、改革時代前的奧斯曼猶太人

關於巴耶濟德二世 (Bayezid II) 派艦隊收留流亡猶太人的故事，在今天成為了印證「伊斯蘭世界更寬容」這一傳說的論據，相反，巴耶濟德二世試圖迫使猶太人改宗，削減猶太會堂數量的做法，卻被有意忽視了。 其實在19世紀上半葉，猶太人在奧斯曼的地位都絕對談不上高，政治上時常是處於被無視的狀態，經濟地位也在不斷衰落。甚至還因為捲入了奧斯曼的內部鬥爭，成為被清洗的對象。比如在1826年的吉祥事件中，許多猶太人銀行家就因為與禁衛軍的經濟聯繫而被處決。薩洛尼卡的猶太人有許多從事紡織行業，為禁衛軍士兵提供一種特製的制服（?uka），隨著禁衛軍被消滅，薩洛尼卡的猶太織工失去了一個重要經濟來源，造成了當地整個猶太社區的貧困化。在1856年的改革法令 (Islahat Ferman?) 中，蘇丹宣稱賦予「穆斯林，基督徒以及所有其他非穆斯林平等權利」，其中根本就沒提到猶太人。可見猶太人政治地位之低下。

同時，19世紀前的猶太人，並不對奧斯曼國家有特別的情感，儘管有一些記載，表達了猶太人對奧斯曼收留之恩的感激，同一時代，又有一些文字，表達了對強制遷徙政策的不滿。在19世紀初，則有對馬哈茂德二世清洗猶太銀行家的憤怒，以及對本社區前途的絕望。最有意思的是17世紀的一個席捲整個地中海猶太社區的異端運動，這一運動的一些意外產物，很能反映近代穆斯林對猶太人的態度。

17世紀中葉的士麥那，猶太社群出現了一個偽彌賽亞，薩巴台·宰維 (Sabbatai Zevi)，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的救世主，遊盪於全國各地的猶太人社區，網羅了大量信徒，影響力遠及歐洲。他甚至宣稱蘇丹會把王位交給他，然而，在他到達君堡前，他就被逮捕了，一段時間的囚禁之後，宰相告訴他，讓他三選一：1、面對箭雨，讓自己一發不中，證明自己是彌賽亞；2、受穿刺之刑；3；皈依伊斯蘭教。偽彌賽亞次日就皈依了了伊斯蘭教，有三百個最狂熱的猶太家庭選擇了追隨他，皈依伊斯蘭教，這些群體日後被稱為 D?nmeh（皈依者），這一群體在日後的青年黨政權，凱末爾政權中都起到了不小作用，凱末爾自己就與D?nmeh社區關係密切。於是，可以想見，各種猶太陰謀論接踵而至。青年黨革命後，就有許多政敵藉此污衊青年黨是國際猶太勢力的代理人，凱末爾時代的清真派也有說凱末爾是塔基亞猶太人的。最搞笑的是，土耳其世俗派也有玩弄這種話術的，許多世俗派認為埃爾多安是國際猶太勢力派來破壞土耳其世俗化的猶太飛碟。

（事實上，D?nmeh 在青年黨和凱末爾政權中的高出鏡率，僅僅是因為青年黨在薩洛尼卡的活動較為活躍，對總部位於薩洛尼卡的第三軍進行了較多滲透，而薩洛尼卡正好是個猶太人和 D?nmeh 群體極多的城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835年前，奧斯曼猶太人並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組織，沒有組織和個人能代表全國所有猶太人。不同地域，不同語言的猶太人，各自的教會互不隸屬。類似的結論可以推到其他基督教會上。18世紀中葉以前，普世牧首教會也沒有對其他正教會的管轄權，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安條克，亞歷山大教會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獨立。甚至西奈半島上的聖凱瑟琳修道院，都可以為克里特教會的歸屬權，與普世牧首教會對抗80餘年。正是因為18世紀希臘人的權勢快速上升，以及其他教會糟糕的財務狀況，普世牧首教會才在1760年代獲得了帝國境內的至高地位。由此可以推出，所謂的米利特製度，在18世紀前並不存在，或者說不能被認為是個正式的「制度」。傳統敘事中的米利特製度，認為所有少數宗教群體，都有各自的中央機關/教會 管理並代表自己，這是以偏概全，拿19世紀的情況概括整個奧斯曼歷史。

用詞上的演變也印證了「19世紀前不存在米利特製度」。Millet 一詞，在18世紀前很少用於國內的宗教群體。在一些文件中，也會用來稱呼對帝國有重要貢獻的猶太教徒。在帝國的檔案中，提到非穆斯林族群時，更多的是使用「塔伊夫」（taife）或者「傑馬特」（cemmat）。同時 taife 這個詞，不僅可以指宗教社區，還可以指行會，而奧斯曼的行會中，多信仰的現象並不少見。至於 Millet 一詞，最常見於敕令中的套話 din ve devlet, mülk ve millet（信仰與國家，國土與人民）。這個詞有時也用來表示非穆斯林，但這更多的是在外交文書中用來指稱「國外傑出的基督教徒」，例如，稱法蘭西國王為「基督教米利特的驕傲」（the pride of the Christian millet），而不是指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臣民。在一些文件中，也會用來稱呼對帝國有重要貢獻的猶太教徒，但絕少用於國內的基督徒。用國內的例子類比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稱外蒙的喬巴山是「蒙古人民的傑出代表」，但不能稱中國籍蒙古族的烏蘭夫為「蒙古人民的傑出代表」，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但是，說誰是壯族，白族人民的傑出代表，似乎就沒什麼問題。個中政治意味，想必都能體會得到。

二、成為帝國「公民」

最初的改革嘗試，在名義上賦予了非穆斯林與穆斯林平等的權利，猶太人對其意義也有所認識，並以此來保護自己的正當權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目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公民民族主義就此在猶太社區紮根，相反，其間仍有不少曲折。

同時，基於公民義務的「扁平化」的愛國主義（一君萬民）與基於「教徒-教會-國家」的「多層」愛國主義，有著天然的衝突。西化的城市中產階級支持「扁平化」、啟蒙、世俗化，而教會則擔心群眾與國家建立直接聯繫，以及公民民族主義背後的世俗化意味，而導致自己被繞開，因而希望強化宗教的作用，弱化公民政治的地位。猶太社區內部由此產生了「啟蒙派」(lusavorial) 和「蒙昧派」(khavarial) 的區分，值得一提的是，君堡猶太人對兩派的稱呼，直接借用自亞美尼亞語，因為同時期亞美尼亞社區內部也有類似的鬥爭。在1856年改革法令頒布後，一個奧地利猶太人旅行家記下了大拉比對改革的矛盾態度：

我知道你作為一個西方人，比我們更明白免於奴役，無論宗教區分人人平等意味著什麼。東方的猶太人必須先明白自由平等的意義，之後再擴展自己的知識。當偉大的法令（指改革法令）通過後，信徒們為壓迫的解除而歡喜，不信者為限制的消失而歡欣，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但有許多人認為宗教的戒律會被改革威脅，害怕戒律被腐蝕，喪失力量，就像在歐洲發生的那樣。他們最大的擔憂來自於猶太人要服兵役。上帝的選民們，馬加比的後裔們當然不怕戰死沙場，但作為士兵，他們可能不得不違反許多戒律······

猶太教會的矛盾態度，會在1892年的一個慶典安排中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圍繞如何慶祝「西班牙猶太人奧斯曼帝國400周年」，猶太中產階級與教會，國家之間發生了相當精妙的博弈，後文會提及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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