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掛】文學大師甘當迷弟、歷史學家瘋狂打call，「近三百年來第一人」究竟是誰？

來自專欄 文化奇談

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

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

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

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

第四位便是年僅36歲的陳寅恪。

當時的陳先生，一無著作，二無文憑，三無聲望。

而他在清華園的課堂里卻時常出現教授們的身影。包括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從歷史到宗教，從古文到詩歌，從語言到區域文化，陳先生當之無愧的「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評）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歷史學：史學研究涉獵極廣，時間跨度極大，而成就亦是極高。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延伸到明清時期。

• 魏晉南北朝

陳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闢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論至今仍發人深思，給人啟迪。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覆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係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於：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用、域外記載的採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 隋唐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鑒於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用大量資料，系統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 明清

陳寅恪所著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闢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範。[16]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語言學：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

考察其遊學經歷，陳寅恪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考察其遊學所學課程，陳寅恪應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考察其所記錄筆記，陳寅恪應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研究中的，多聚焦於「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於其餘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註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宗教學：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的方法論訓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學術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陳門家學有濃厚的佛學氣氛，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就學於佛學大師楊仁山的祗洹精舍，潛心修佛。長兄陳衡恪自幼經受佛學薰習，且擅佛畫。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敘：陳寅恪少時曾泛覽祖父所藏「浩如煙海」的古籍佛典。佛學研究是他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闢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係，梳理佛教名相的產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後，往往因語文能力限制，不能與原本或其語言譯本對勘，陳寅恪最重外語研習。他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並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後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與當時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並不一樣，自成一家之言。他還對當時國內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此外，他對佛經翻譯和佛教文學也多有發微。

區域文化：包括對蒙史、敦煌、藏學、突厥學的研究。

• 蒙史

陳寅恪舊照《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 敦煌學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1930年，陳寅恪在其所撰《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該序中，就北京圖書館所藏八千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元白詩簽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元白詩箋證稿》三書也使用一些敦煌資料。 著文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 藏學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對於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還曾在流亡雲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可惜資料及文稿均毀佚於戰火。

陳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學者有多人，如李方桂於解放前赴美，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發表有《馬重英考》等多篇論文。而受陳寅恪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張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學生，如吳其昌、姚薇元、劉盼遂、劉銘恕兄弟、林亮等人進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學研究。

• 突厥學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詩文：

陳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另一方面，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係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他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誌，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掘了「行卷」思潮。

陳先生一生學貫中西，在當時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國學大師吳宓曾對此作出評價：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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