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戰爭禮儀

來自專欄 唐韻古壁畫

古有「五禮」之說，謂之「吉、凶、賓、軍、嘉」。其中的軍禮是指與軍事活動密切相關的一套禮儀制度。軍禮又可細分為五，《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對於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春秋時期，以禮為核心的統治秩序會受到內部和外部的種種干擾，戰爭則是維護其穩定的必要手段；同時，「許多經濟、政治、軍事上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貫穿在各種禮的舉行中。

出

師

准

備

《禮記·王制》對出師準備階段的一系列禮儀有完整的記載：「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孫希旦認為這一系列禮儀的順序是先「受命於祖」，再「受成於學」，然後「行類、宜、造之祭」。

《左傳·閡公二年》：「帥師者，受命於廟。」遇戎事後第一步就是在宗廟請示和受命。

一般認為首先要在祖廟進行卜築。《史記·龜策列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若獲得吉兆，說明出師得到了祖先的許可。行卜人不是固定的，比如晉國出師前常由「史」，行卜，而楚國則有「司馬令龜」之說，另外統兵主帥親自行卜的例子也不少。卜筮的順序，一般來說，先卜後筮。在有卜有筮的情況下，春秋時期人們普遍更重視卜，當時有「筮短龜長」的說法，但是到春秋後期這種情況出現變化。

臨行前，還要進行告廟，祭祀活動貫穿其中。先要在祖廟發布作戰命令，如《國語·晉語五》就有「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的記載。同時還要確定統兵的主帥，如果不是國君親自帥師，那麼主帥常常由卿擔任，即所謂「寓將於卿」。命帥往往要行卜決定，如《左傳·哀公十八年》：「及巴師至，將卜帥。」太子一般不能作為主帥。

任帥後要在宗廟將「成於學」的作戰籌劃授予統帥，度其成敗，是為「廟算」。然後要在祖廟「授兵」。《左傳·隱公十一年》記載：「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楊伯峻先生指出：「古者兵器藏於國家，有兵事則頒發；事畢，仍須繳還。「授兵」的同時還要將與兵器同藏於府庫的鐘鼓裝備給軍隊。軍隊出征是否有鐘鼓，所表明的情況不一，所謂「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國語·晉語五》載趙宣子言曰：「今宋人拭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可見，當時貴族認為戰爭備鐘鼓能夠明示邪惡、伸揚正道。

隨後還要「遷廟」。《周禮·夏官·大司馬》鄭玄注云：「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就是由大祝將宗廟內祖先的「主」請出，放在齋車上從軍行。遷廟在春秋時期應該依然存在，《左通補釋》云：「鄢陵之戰，晉虔卜於先君，可證古者出師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但是也有另一種所謂「無遷主」情況，據《禮記·曾子問》記載，即「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以行」，這就是用先祖之命為主，表示自己已經受命。遷廟的原因，孔子認為是「言必有尊也」。即表明有祖先神靈的監臨，國君不敢妄自尊大。

「宜乎社」，就是祭祀土地神。《爾雅·釋天》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祭社是希望求得社神對戰爭勝利的保佑，《禮記·王制》下孔疏云：「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這就是說社神屬陰，正主管誅伐之事。祭社時還要「受脤於社」，受脤就是祭祀完畢把祭肉分發給眾人。所謂「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可見當時人認為「受脤」是與鬼神交際之大節，對其抱有敬畏感。祭社時「釁主及軍器」，就是殺牲用血塗主和軍器。祭社畢，還要遷社主行。《左傳·定公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遷出的社主載於齋車，稱為軍社，以供行軍中祭祀。這樣，就可以出師了。

行

軍

作

戰

出師行軍途中禮也無處不在。比如《左傳·禧公三十三年》：紀載秦軍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以示對周天子的尊敬，然而年幼的王孫滿仍指出「秦師輕而無禮」。他認為完整的禮節應該是：「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

行軍途中要祭祀經過的名山大川，進行禱告，這樣做無非也是希望得到神靈的佑護。《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系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兩軍將戰，要先派勇士犯敵挑戰，稱為「致師」。《周禮·環人》：「環人掌致師。」鄭玄註：「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焉。」《左轉·宣公十二年》中有一段對「致師」過程的具體描寫。楚軍致師者三人「皆行其所聞」，說明致師也是有例可循的。在致師過程中，一方射麋獻敵，一方止而不逐，皆展現了春秋時期戰爭中貴族的舉止風範。

在戰場上常常要進行卜築，以此來決定是否開戰，有時還要在祖先主位前「禱戰」，以求祖先保佑戰爭的勝利。

誓師是自古以來軍隊交戰前的一項必有的程序，誓師可以申明紀律號令，鼓舞軍隊士氣。《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鄢陵之戰前晉軍舉行誓師，「皆乘」的士兵仍然要「左右執兵而下」，以聽主帥發號施令，可見誓師是一個莊重而且有禮可循的活動。

戰

後

階

段

戰爭結束後，雙方以不同的舉動回應著戰爭的結果。敗者向勝者投降請罪，也有一定的禮可循。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卑辭輸誠，最終獲免。

戰爭勝利後，勝者要祭祀征戰地附近的名山大川，還要在作戰地點為從軍的廟主建造臨時宗廟告捷。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載，邲之戰後楚莊王「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勝利者凱旋的過程也有一定的程序。《左傳·禧公二十八年》記載城濮之戰後晉軍得勝歸來的情況：「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得勝之師歸來後，國君則要在宗廟、太學和社舉行一系列禮儀活動告以勝利，在告廟祭社的同時奉還廟主社主。祭社活動中，常殺俘虜獻於社。

《左傳·襄公十年》載，晉侯滅偪陽，「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授馘」是獻俘禮的一個環節，就是將戰爭中割取的敵人的左耳獻於宗廟，用來統計生俘若干、殺死若干，以告於廟。　獻俘的另一種情況，就是諸侯向天子獻捷獻俘，天子「親受而勞之」，並且常常舉行典禮對諸侯頒布冊命和給予賞賜。向天子獻俘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諸侯奉王命伐四夷而有功；二是獻俘者必須是諸侯或諸侯國的天子「命卿」。如果不符合條件者即使獻俘，周天子也可以駁回不接受。

獻俘於廟後就是「飲至」和「大賞」。《左傳·桓公二年》載：「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其中「飲至」、「舍爵」，就是國君安排酒席，和群臣宴飲並行慰勞之事。「策勛」就是將有功者書於簡策，以示表彰，還要遍賞有功者，是為「大賞」。

如果軍隊作戰失敗，敗軍回國時就要用「凶禮」，正所謂「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最典型的莫過於著喪服的「哭師」之禮，《左傳·禧公三十三年》記載秦穆公迎接殽之戰後被晉人釋放的三帥等俘虜時，「素服郊次，向師而哭」。因為士卒散失、士氣低落，故敗軍回國時不「振旅」。「不振旅」也就是戰敗的代名詞，欲至就曾說過：「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其

他

禮

儀

古人以「伐喪」為非禮，所以戰爭常常避免當他國喪事而伐之。如《左傳》中記載：「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但是春秋時「伐喪」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春秋·襄公二年》育諸侯之師會於戚，「遂城虎牢」的記載。《公羊傳》認為取虎牢不言取而言「城」，因為「為中國諱」，這裡的「諱」就是「諱伐喪」。

「乞師」亦有禮可循，如《左傳·成公十八年》載：「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可見，受「乞師」方的出師數量應該依據「乞師」方派來使者的爵位官次而定，這也是當時貴族認為合於「禮」的。

如果有國君卒於為王事的征伐之中，其爵位等級則要上升兩等。如《左傳·禧公四年》載：「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這不僅是為了表明為王事效力的光榮，而且也突出了征伐之事的重要。

春秋時期，戰爭頻繁。一方面是諸侯兼并；另一方面，華夏族與少數民族間的鬥爭也逐漸加劇。在新的戰爭背景下，戰爭禮也呈現出新的面貌，總的表現就是：在部分保留西周的形式和精神的條件下有所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