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落日】（3）賣國與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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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中華帝國進入到低谷或受外敵入侵之時，愛國主義就愈發崇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中國人至高的追求。近代以來，中國飽經苦難折磨，愛國與賣國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高頻詞語，以不同的形式折磨著或讚揚著當時或真賣國，或被賣國，或真愛國的人們。

在這些人中或許被賣國才是真正的痛楚。這些人不僅在當時被罵作國賊，或被革去官職，或被千夫所指，而且於後世依舊被批判。

近年來，中國對近代史的人物進行了一些撥亂，重新認識了一下深處於賣國漩渦中的能人們。這些人中不乏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類的封疆大吏，也包括像徐繼畬、盛宣懷等不為我們所熟知的人物。

在討論之前，我們應該來闡述一下什麼算賣國？賣國有沒有明確的界限？

中國在19世紀時面臨著兩大問題：

一、捍衛國家獨立。

二、迎接現代文明的挑戰。

這兩個問題密切相關。國家不獨立，就會受人支配，像印度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國家獨立是基礎，接受現代文明的挑戰則是關鍵。當西方國家用武力敲開了貧弱大國的門戶，中國被捲入其中，這就好比中國成為了客隊的時候，我們要先適應場地的情況，充分了解敵方信息。

如果說一個人賣國，那麼最明顯的判斷方式是看他是否有破壞國家獨立和統一的行為。這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觸碰這條線。

此外，在晚清那個年代，還有一個隱性的條件，就是行為是否能夠積極地迎接現代文明的挑戰。簡而言之破壞了先進的生產力。

不過，這一項卻很少為當時人所重視。甚至以仇讎視之。

這裡，就出現了問題，如果，一個人在行為上被認為是賣國的話，那麼他應該是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同時也破壞了先進的生產力。

然而，一個人在行為上被認為他做了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包括主權、領土等等。不過，他做此事的結果或是主觀意願上是推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徐繼畬就是這樣一個人物，道光三十年（1850年），兩個英國人向神光寺求租房屋兩間半年，這件事情為林則徐所知，上書指責徐繼畬「強民從夷」。徐繼畬為此丟了官職，並被認為是賣國投降的代表。這件事情在現在來看，純屬無聊，僅僅因為其允許兩個英國人在中國居住，就被林則徐扣上了投降、賣國的帽子，這簡直是無稽之談。

如果說徐繼畬的遭遇尚屬滑稽，那天津教案的出現則讓人感到了中國的近代化任重而道遠，民智尚未開啟。此案的處理結果是：曾國藩不得不向法國人低頭並處理相關人員。他也由此被國人唾罵成為賣國賊。

李鴻章作為簽訂了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人物，自然也逃不過「正義」人士的口誅筆伐。近二十年才有對李鴻章重新認識的新局面出現。

事實上，從這幾個人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評價誰是否賣國往往是由當時的「清流」來評判，這些人身居高位，動輒以儒家大義來壓人，甚至，以國家的名義煽動底層百姓，認為「民心可用」，最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結局。

將鍋這麼甩給守舊的文人似乎有些草率。在那個年代，這些守舊的文人無一不是當時中國的頂尖知識分子，他們對於傳統的堅持達到了一個頑固的程度。如果沒有外力抽疼他們，他們是不會放棄其固有成見。

袁先生將這個鍋甩給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他的書中P116寫到：

盲目的自我中心和自大心理就是其中突出的負面因素。這類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宗法自然經濟為基石頑強地孶衍，一再成為正確處理對外關係的障礙。

文化植根於每一個知識分子心中，尤其是熟讀了四書五經，通過科舉制度走上官場的這些官員。他們「但以垢毀洋人為快，一切不復求知」。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從上至下排斥西方事物，出現上述情況也不奇怪。

在此章的結尾，袁先生將其歸因為：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展，經濟和文化上為現代化以前，民族自大和封閉心理甚難根除。

筆者認為，中國的文化慣性在清代到達了難以控制的地步。閉塞的環境，以及對於傳統文化的尊大造成這種局面，中國的政治向來不受或很少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歷史上中國的政治變革無一不是外力的催生，晚清自不例外，一鴉不疼不癢，二鴉稍有損傷，甲午創巨痛深，庚子天降大難。我們看到清政府真正開始政治改革則還要晚於庚子數年，到了1905年日俄戰爭的刺激下，才不情不願地實施了新政。

新政的內容讓所有人都不滿意。不論革命派與立憲派。不過，在這段時間之內，清政府對中國經濟是有一定的鬆動。這一部分我打算放在下一部分繼續討論。

總而言之，賣國與愛國在當時那個時代有著特殊的註解，還要慎重進行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