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性一直是中國鄉村的內在氣質

來自專欄 這和那

文｜ 許偉明（青年學者）

與城市相比，鄉村的發展變遷無疑是緩慢的。在城市「三年大變樣」的同時，鄉村看起來幾乎是靜態的。由於自然條件上相對獨立，並且長期以來鄉村主要依託於自然資源的基礎上發展農耕文明，因此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有著較為明顯的封閉性。

但卻不能因此就認為，鄉村是靜態的。這種認知會帶來鄉村建設中的錯誤判斷。如果我們認為鄉村的發展是一個靜止狀態，那麼很容易在對鄉村的保護中將鄉村進行固化。例如，至今很多人依然認為對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完全立足於保持鄉村的原生態，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在變遷社會裡並不現實。

如果我們僅從空間的視野來看，那麼鄉村的確因為邊界的存在，因為鄉村社會呈現出更明確的同質化，因而認為鄉村是封閉靜態的。但事實上，鄉村本身有著比多數人所想的更多的豐富性、包容性和開放性。這使得無論我們對待鄉村的發展歷史，或面對未來的鄉村建設，都應該拋棄對鄉村的靜態圖景的想像。

貴州，在很多人的想像當中，往往是偏僻封閉之地。如果再說到遵義市的沙灘村，一個遠離遵義城區的小村子，那就更加的封閉、偏遠、靜態了。然而，就是在沙灘村這個地方，在一百多年前里，曾經湧現一批重要的學者、詩人、外交官等精英，使得這個方圓十里公里的地方一躍成為當時國內著名的文化區域之一，而沙灘文化也成為貴州乃至中國文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沙灘文化鮮明地表現出，我們一度認為封閉的村落，其實有著不同尋常的開放性與文化張力。因此，對於鄉村這種開放性的再認知，無論對於今天從貴州到遵義的內陸開放高地的建設，還是鄉村自身的面向未來的發展建設，都是重要的話題。

一個西南小村的開放視野

以今天的政治經濟視野看，遵義新舟鎮沙灘村，一定只是在中國版圖中毫不起眼的小村。不過如果我們對這個地方的審視加入時間的維度，那麼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版圖裡，這樣一個小村子卻是輕易繞不過去的。

自晚清之後的一百年時間，是中國最為動蕩、社會變革最為激烈的一百年，一如李鴻章所稱的「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百年里，有太多的賢良之才湧現，為國家社會發展呼與奔。而恰恰是在這驚心動魄的一百多年間，以沙灘村為核心的這一小片區域，「走出了幾十位文人學者、兩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為的官吏」。其中，以鄭珍、黎庶昌、莫友芝等人為最典型。

其中，黎庶昌因為有過一段輝煌的外交生涯，被譽為清代黔北「睜眼看世界第一人」。1862年，慈禧下詔求言，25歲的黎庶昌以廩貢生身份上《萬言書》，獲朝廷認可，入曾國藩幕下，與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並稱「曾門四弟子」。黎庶昌歷任駐英、德、法、西等使館參贊，兩度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臣。回國後，出資創建雲貴會館，舉辦洋務學堂。黎庶昌經歷了晚清最重要的幾個節點事件，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日外交和戰爭等。

黎庶昌只是沙灘村的一個典型案例。在彼時，沙灘村的一系列名人，均能以超越本土的視野，看待全國乃至全球。這些沙灘人，在時代的洪流中，主動積極地「開眼看世界」上，他們的作品也大多體現了沙灘文化的開放、包容的特性。

所以，如果我們把沙灘看成封閉、靜止的，那一定是不確切的。沙灘文化不僅充分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具有外向性與開放性，與異質文化相互交流的能力。

事實上，這種鄉村的開放性，並非沙灘村獨有，而是成為普遍現象。在福建、廣東的沿海農村，藉助海洋開放，鄉村文化一直有著更大的包容並蓄的能力。在西南地區也不例外，根據學者的研究，南詔文化、古蜀文化、陽明文化等都呈現了區域文化的開放性。

如果我們以更長的時間來看，事實上鄉村一直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里，只是今天的變遷來得更為迅猛。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略鄉村文化自身開放性這重要一面，尤其不能忽略鄉村在面對異質文化時候所具有的主動包容的精神。任何時候，文化都是流變的，鄉村文化也是如此，哪怕是在大興安嶺里狩獵的鄂倫春族，他們也會在和外界的交流中逐漸吸收其他文化為己所用。沙灘文化正是在漫長的時間裡，保持著鄉土的開放性，才能夠逐漸發展，成為當時中國重要的文化區。

從表面看，村落是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似乎如果沒特殊的外力作用，一個村落的文化就會這樣安安靜靜、一代一代地傳遞發展下去。但沙灘村顯示了，在這種外在空間封閉的表面之下，鄉村文化也有著內在的張力和高度的開放性。

鄉村耕讀傳統中的開放性

學者黃萬機認為，沙灘文化人的共同特質是：「沙灘文化中的歷代文人，均按儒家的信條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堅持躬行實踐，要求從日常生活的洒掃應對做起，勇於經受艱難困苦的麻煉，培育堅強奮進的意志，關心民瘼，和睦鄉鄰，關切國家民族大計。」

沙灘文化體現了鄉土文化和儒文化的結合，使得這裡的文化人不僅具有安土重遷、落葉歸根的鄉土情懷，同時又能超越這個區域，以一個國家乃至是全球的視野，來對自己的人生價值進行定位。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沙灘文化的這種開放性主要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耕讀的傳統。我們可以看到，沙灘文化的開放性，不局限於當地的士紳階層，而是具有跨越階層的普遍性。這當中的原因，除了因為鄭珍等名儒在教育中堅持「有教無類」之外，還因為在長期的發展中，方圓十幾公里的沙灘區域形成了深厚的耕讀傳統。所以，不僅當地的黎氏、王氏等大的家族堅持「詩書禮樂傳家」，其它普通百姓家庭也將讀書作為鄉村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因此，沙灘文化不是一兩家的個體現象，而成了一個區域內的共同現象。

沙灘重要文化人之一莫與儔，就提倡傳統儒家「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的觀點，認為讀書人應當勤於「耕作」以求生存。他還提出，「授業肯盡心，耕作用其力」，鮮明地體現了耕讀文化。

二是鄉村精英的作用。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鄉村精英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享有較高地位和影響力的人，也是普及和發展鄉村文化的積極分子與中堅力量，擁有對發展鄉村文化教育事業的話語權。

而像莫與儔、鄭珍這樣的鄉村精英，沉潛於民間，積极參与鄉村教育，直接面對民眾施行社會教化。他們以教育為職志，以獻身學術為旨趣，潛心教育事業培育子弟。像鄭庶昌這樣的鄉村精英，其國際化的見識經歷，以及對鄉村建設的熱心投入，更能直接觸動當地的開放。這些鄉村精英，是本地和外面世界的紐帶，也積极參与了家鄉的建設和救助。例如，在1894年，遵義大旱，黎庶昌會集在渝同鄉捐款白銀2萬兩，購米運遵義賑災。第二年，遵義復旱，這時黎庶昌已病回故里，聞訊電請雲貴總督救災，得撥銀2萬兩救濟。

三是，儒文化教育的家國和包容性。雖然地處山村，但彼時沙灘的少年不僅接受鄉土教育，同樣接受國家視野下的教育，使得沙灘文化人兼具家鄉情懷和國家視野。如黎氏的家訓說：「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禮法率子弟，在國不可一日不以忠貞告同僚，在鄉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為敬恕。」這種家國教育，在個體和國家命運之間建立起聯繫，使得鄉民們雖然是原子化的存在，但認同一個更大的想像共同體，認同自己和外界的聯繫。

沙灘文化人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學術以傳統經學、小學為皈依，創作以詩歌為主。而儒文化又表現出了高度的開放包容的特徵。當然，沙灘文化並不是單一的儒文化，更不是純粹的鄉村文化，而更多地體現為一種以儒文化為核心，進行兼容並收的複合文化形態。例如，黎庶昌不僅接受儒文化教育，也曾在附近的禹門寺內私塾學習，1881年，黎庶昌花費千金從日本購《洪武南藏》歸貯禹門寺藏經樓，這些都體現了當地儒文化、佛文化的融合發展。

正是由於其開放性，使儒文化能夠以寬容的姿態與其他文化相融合，適應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同時進行著自身的改造，並在融合與改造中使自身獲得發展與延續。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儒文化以其開放性適應時代的變化需求，表現出了進取的傾向，使得儒文化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能夠吸收其它優秀的文化元素，使自身適應鄉村的需要和時代的發展。

對當代鄉村的開放啟示

鄉村有其邊界，這個邊界一定不是畫地為牢的物質性的邊界，而是通過各種的事件相互可以穿越的邊界，比如婚姻、生計、災難、不幸以及政治的事件的發生對於村落邊界的打破。（趙旭冬，2011）

隨著現代社會下農耕文明的逐步遠去，以及外來力量對鄉村介入的逐步加深，今天的鄉村顯然更無法真正封閉了，而是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開放特徵。但也必須注意到，當下眾多鄉村的開放，主要顯示的並不是主動的開放，而更多的是被動、無奈的開放。鄉村建設、鄉村旅遊、鄉村扶貧等，都是當代鄉村的重要主題，很容注意到，這些都是以外界為主體，以鄉村為對象而施加的一系列舉措。

鄉村開放性的認知對未來鄉村建設的啟示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超越靜態的鄉村文化遺產保護。

由於鄉村自身存在的開放性，使得鄉村文化必然會與外界產生聯繫，並且自身進行適當調適，併產生一定的交融。今天，鄉村文化遭遇著巨大的危機，而很多人把鄉村視作是靜態的圖景。因而，外界無論是鄉村文化保護，還是旅遊開發，往往試圖保護這種並不存在的靜態圖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對於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很多人認為一定要保留住某種「原生態」的狀態，試圖要找到某個靜止的時刻加以固化，但卻忽略了本真的文化也是在流變中動態發展的。

今天無論是鄉村建設、旅遊、扶貧等，都會涉及到大量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對於這些遺產的保護應該是審慎的，同樣也應該杜絕以外界的某種靜態想像來要求這些文化遺產固化在某個時間點之上。否則，就會固化鄉村文化的發展，窒息文化發展的未來想像。

對於沙灘文化也是如此。今天對沙灘文化的保護和復興，決非回歸到清代的某一個時刻。而是讓沙灘文化的精神在當地重新振興，讓傳統文脈得以接續，並且能夠在未來的發展中，和外來的城市文化、互聯網文化、全球文化進行有效的互動發展。

第二，超越鄉村的單一想像，保護鄉村內部的多元豐富性。

鄉村開放的一個重要機制是鄉村內部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帶來了鄉村的內部張力，也為外界文化對鄉村滲透進入鄉村提供了孔道。鄉村內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的，但是在今天對鄉村的保護中，往往也存在對鄉村的一種不符合實際的單一化想像，以為鄉村內的職業、宗教信仰、親緣關係等應是大體一樣的，其實並非如此。

因而今天對於鄉村的保護、開發等，都應該對這種內部的豐富性有深刻的認知，哪怕是在一個小小的聚落，也是一個頗為豐富的小社會。一旦陷入到那種單一化的鄉村認知里，很容易對想像之外的事物加以邊緣化，使鄉村被逐步壓縮變得扁平化。

沙灘文化也是如此，其輝煌不獨是鄭、莫、黎三家的輝煌帶來的，而是建構於一個豐富多元的鄉村社會之上，豐富的外來知識、思想在這個小村子裡碰撞，多樣的文化在這裡交融，造就了沙灘文化的內在張力。因而沙灘文化的復興，本質上是一個文化生態的復興。

第三，從被動開放到主動開放。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今天土地對於人的束縛無疑是最弱的，但鄉村的開放可能是最被動的。由於鄉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鄉村文化自覺和自信的逐步消失，鄉村文化也在逐步地萎縮。這種情況下，鄉村的開放更多地是被動地向外界資本、遊客等的開放。在這個被動過程中，如果村民能夠獲得相當利益，倒也會保持沉默。但如果存在利益分配不公等問題，這種開放的進程就會遭到破壞。

筆者曾在廣西北部的一個壯族村落了解到，當地因為保留著較傳統的文化，以及較齊整的古村落風貌，吸引了旅遊開發公司的入駐。但由於在旅遊開發過程中，很多村民認為自己在利益上遭受不公，和旅遊公司矛盾漸增，越來越多的村民拆掉自家老房子、蓋起新房，使得原本村貌景觀遭到巨大破壞，旅遊價值大大降低。

方塘智庫認為，在未來鄉村的開放進程中，尤其應該讓鄉村村民對於自身文化有所自覺和認同，鼓勵村民積極主動地對外開放，結合鄉村發展實際需求，對外界文化資源展開整合。而在這個過程中，鄉村精英尤其是具有外界資源整合能力的精英，將在當代鄉村的再開放中扮演著帶頭人的作用。

在鄉村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既要以傳統文化為本位，發掘傳統文化精華，推動文化的傳承；也要在文化開放的立場下，推動鄉村文化的主動開放，和對外的主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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