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不能只朝後看

05-17

學術研究不能只朝後看

來自專欄心像藝緣

杜洪毅

眼下藝術理論界從事的學術方向大多側重於兩個方向，其一是對歷史知識的梳理、發掘、歸納，其二是對存世歷代作品和當代作品進行註解、詮釋。無論從哪個方向講，學術研究總帶給人一種事後諸葛的感覺，好像理論家只能充當解讀藝術的配角。而且時下高產的學術論文還存在大規模引經據典、術語堆砌、倒騰現成知識的問題，總讓人覺得所謂學術成果不過是對過去知識的重新拼湊和註解而已。

現代漢語中「學術」一詞的含義是指專門的系統性知識，而學術成果則是指通過對某一專門性知識進行深入研究、論證，取得獨創意義上的成績，對原有知識體系作出突破性發展貢獻。廣義上講，對歷史上積累下的現成知識進行梳理和轉述、對已被創作出來的作品進行解讀的確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但這些只應該是基礎性和低層次的知識整理工作，很難從中取得開拓性的成果。如果理論家們全都停在過去式思維方式上，只能看到曾經的歷史，無法展望未來，就不能為藝術和文化事業進步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所以，藝術理論家更應該著重的學術方向，是去發展和構建新的知識系統，為藝術創作提供理論指引和啟示，而不是全都跟在藝術家後面亦步亦趨。

放眼全球，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對藝術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思想家，並非專業的學者和美術史論家，而是那些走在時代前沿、提出全新知識體系的哲學家們。西方歷史上，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再到尼采，東方歷史上，從老莊到惠能，再到王陽明，這些先哲們留下的思想理論對藝術創作帶來的啟示，比任何專業藝術理論家都更深遠。就現當代藝術而言，對二十世紀全球藝術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理論家仍然不是那些專業的批評家或史論家，而是像弗洛伊德、榮格這樣的心理學家。這是因為，他們兩人建立起的知識系統，遠不在於心理學專業領域，而是可以包括一切人文科學之本，藝術和美學當然不能例外。藝術家們正是通過這種以往不曾有的全新知識獲得啟示與引導，打開開拓與創新之門，發展出極為豐富的現當代藝術語言與表現形式。

當然，並非說藝術理論家們都應該先去做哲學家或心理學家，上面的例證只是為了說明學術與理論研究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對原有知識系統進行發展和構建新的知識體系。任何創建性工作都應是建立在原有和傳統知識之上，研究過程中適當引用經典和參考歷史材料並不存在任何問題。其實，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就大量引用古希臘神話故事進行論證，而榮格走得更遠，跑到古老東方神秘主義源流中去尋找靈感。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轉述或解讀那些古老神話，而是藉此論證自己所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的藝術理論家們從事研究時，常常掉入為「學術」而學術的陷阱中，好像他們只能擔當起面向過去的轉述和詮釋的工作，完全不考慮藝術和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

在創作領域，藝術家和理論家分擔不同的職責。如果藝術家的任務是面向未來的創造與探索的話，理論家們又怎麼能甘當追隨其後的配角呢？個人認為，理論家們如果真有志於學術事業，就應該走在藝術家的前面，去探索人類未來將面臨的精神世界。現成知識和歷史文化沉澱，只是學術探索的起點和基礎，而不是全部。那些註解、梳理性的工作，只是一個普通文化工作者的日常事務，並非理論家們的學術前沿陣地；那些廣告文案或產品說明書般的術語闡釋，和為市場挖掘潛力作品的事務，同樣只能算一般性文化推廣工作，更不能將其當成學術研究的主要任務，否則就是丟了西瓜撿拾芝麻。藝術理論家們真正的責任，應是為藝術創作指嚮導航，而非淪為其僕從。

今日中國藝術面臨的困境，並不只是藝術家創作上的疲軟，根本原因還在於知識體系上的陳舊。無論是深厚的傳統東方文化沉澱，還是從西方諸國學習而來的系統知識，如果不能在當下本土文化語境中得以升華和轉化，發展出具有時代前瞻意義的全新知識系統，就無法跟上當今社會經濟、科學領域高速發展的節奏。]

本文發表於 2018年5月13日《中國文化報》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