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樂，馬克思。你是對的！JASON BARKER

來自專欄 阿根廷的天空

韓國首爾——1818年5月5日，在德國南部小鎮特里爾、風景如畫的葡萄酒產區摩澤爾河谷，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誕生了。當時的特里爾面積只有今天的十分之一大，人口約有1.2萬。近期的一位馬克思傳記作家于爾根·內夫(Jürgen Neffe)說，特里爾是那種「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彼此認識、但很多人彼此都非常熟悉」的小鎮。

外省人的這種局限性與馬克思無限的知性熱情並不相符。那個時代生活在歐洲大首都的激進思想家們他幾乎都認識，或者和他們在理論基礎上決裂過，這其中包括跟他同時代的德國人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和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法國的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給他貼上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標籤；還有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37年，馬克思違背了律師父親給他規劃的法律事業，在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沉浸在G·W·F·黑格爾(G.W.F. Hegel)的思辨哲學中。有人可能會說，從那時開始，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極端保守的普魯士政府對這樣的革命思想並不友好（黑格爾哲學倡導理性的自由主義國家），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馬克思選擇的大學教授的事業道路被阻斷了。

如果有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能證明哲學的危險，那肯定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發現，黑格爾「怪誕刺耳的旋律」一開始令他反感，但很快就令他在柏林的街頭興奮地狂舞。正如馬克思在1837年11月的一封信中向父親極度興奮地承認的那樣：「想擁抱每一個遇見的人。」

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我們能從他危險、瘋狂的哲學遺產中汲取什麼教訓呢？馬克思永久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呢？

如今，他的遺產依然非常鮮活。自世紀之交以來，出現了無數關於馬克思的書籍，包括學術著作和通俗傳記，它們廣泛贊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解讀，以及它同我們這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持久關聯。

2002年，我參加了倫敦的一次會議，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在會上宣稱，馬克思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的哲學家。他是什麼意思呢？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有教養的自由主義觀念或多或少都一致認為，馬克思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那就是，資本主義是由嚴重分裂的階級鬥爭驅動的，在階級鬥爭中，佔少數的統治階級將佔多數的工人階級的剩餘勞動力據為己有，成為利潤。甚至連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認為，馬克思的有一項論斷一直都很有遠見，那就是，資本主義之內包含著毀滅自身的傾向。

但這也是一致意見戛然而止的地方。雖然大多數人都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診斷，但關於如何治癒它的「失調」則是眾說紛紜。這就是馬克思作為哲學家的原創性和深遠意義所在。

首先，讓我們明確一點：馬克思沒有創造出萬能公式，可以擺脫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的社會和經濟矛盾（根據樂施會[Oxfam]的統計，2017年，82%的全球財富集中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手裡）。但是，馬克思確實通過自己的唯物主義思想創造出批判武器，打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唯一遊戲規則的觀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僱傭勞動者。」

馬克思確信，資本主義會很快將這些職業變成歷史遺物。例如，人工智慧目前正在進入醫學診斷和外科手術領域，證實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論斷，那就是，技術會大大加速「勞動分工」，也就是降低某些職業的技術要求。

為了更好地理解馬克思是如何獲得持久全球影響力的——可以說，他的影響力比他之前或之後的其他任何哲學家都更大、更廣泛——我們可以從他與黑格爾的關係說起。黑格爾著作中的什麼東西深深吸引了馬克思？正如他對父親說的，他早期接觸黑格爾的「體系」時，並沒有被完全說服。那個體系是建立在一層又一層的矛盾對立之上的。

馬克思發現，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18世紀末唯心主義思想在19世紀初主導著哲學思維，以至於人們將思考本身放在優先位置上，甚至連現實都可以通過智力推理來推斷。但馬克思拒絕認可他們的現實。諷刺的是這是一種黑格爾式的轉變，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物質世界決定著所有的思考。正如馬克思在他的信中所說的，「如果說神先前是超脫塵世的，那麼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塵世的中心。」

當然，神或「諸神」棲居於塵世，或者就住在眾生之中的觀點，在哲學上並不新鮮。但馬克思的創新在於將唯心主義對神或其他一切神權的敬畏顛倒了過來。黑格爾止步於倡導理性的自由主義國家，但馬克思更進了一步：既然諸神不再是神聖的，那麼根本就沒必要存在國家。

沒有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主義思想的標誌，當然，這也定義了此後在20世紀出現的共產主義「國家」（多麼諷刺）的混亂歷史。我們從這些國家的災難中仍能學到很多東西，但至少在哲學層面，它們的經歷有多少借鑒意義是存疑的。

在我們當今的社會中，馬克思的智識遺產中的關鍵因子不是「哲學」，而是「批判」，或者如他在1843年所描述的，「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就是說，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的各種勢力發生衝突。」「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在1845年寫道。

階級剝削的運轉中又加入了種族和性別壓迫。像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我也是）這樣的社會正義運動毫不掩飾地把目標對準我們這個時代的「永恆真理」，因而默默地從馬克思那裡獲得了教益。像馬克思那樣，這些運動認識到，所有社會的統治觀念都是統治階級的觀念，推翻這些觀念是真正革命進步的根本。

我們已經習慣了那些積極主動的咒語——為實現社會變革，必須首先改變自己。但是僅有開明或理性的思考是不夠的，因為思維的範式已被男性特權和社會等級的結構所歪曲，甚至影響到我們使用的語言。要改變這些範式就需要改變社會的基礎。

引用馬克思的話，「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過渡到一個個人價值最終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決定，而不是由資本關係所決定的新社會，被證明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正如我所說，馬克思並沒有給出一個實現社會變革的通用配方。但他確實為這種變革進行了一次有力的智識「酸性測試」。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註定要繼續引用他的話，並且試驗他的想法，直到他努力希望實現的那種社會，以及如今我們當中愈來愈多的人所渴望的那種社會終於得到實現。

Jason Barker是韓國慶熙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著有《馬克思的回歸》(Marx Retu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