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分析》序言

《歷史分析》序言

第一個問題：現代人為什麼要讀史？

我的答案是：過去是現在的歷史，現在是過去的未來；我們閱讀歷史，不僅是為了了解過去，還是為了看清現在，更是為了展望未來。《戰國策—趙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堂吉歌德》（塞萬提斯）：歷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時間抗衡，把遺聞舊事保藏下來，它是往古的鑒戒，後世的教訓。

第二個問題：中國史學家應該具備怎樣的視野？

「我們都為日常的雜事分心過多，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對全面的形勢進行調查，並制訂相應的政策，但是我們又不得不經受一個又一個焦慮的折磨。」這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對他的幕僚鮑爾溫的感慨。是什麼因素促使了一些帝國的興起，又是什麼令曾經的強國迅速衰落下去？這些命題令一代又一代的歷史學家困惑不已。時間已經來到二十一世紀的上半葉，曾經長期站在世界之巔的中國，經過最近一百多年的沉淪，再一次接近了頂峰，關於大國興衰史的討論，可能是當今中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近代以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文章汗牛充棟，但是沒有一位中國歷史學家能夠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同時具備宏大的視野。在這部《歷史分析》中，作者嘗試以全球性的眼光，站在整個人類文明史的角度，採用現現代地緣政治學的觀點，探尋唐、宋、明三大帝國的興衰史，穿透重重迷霧去尋找這些古代帝國的歷史真相。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說自我中心論是可笑的？

我們觀察地球上所有國家出版的地圖，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幾乎每個國家都把自己刻在地球的正中心，這證明了幾乎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我中心論，但這會妨礙我們客觀理性地看待歷史。

《人類與大地母親》（湯因比）：自大約4500年前最早的區域文明出現以來，人們一直把地球這顆行星視為宇宙的中心，而每個地區的文明都有關於自己是位於地球中心的觀點。東亞人認為，中國是處於大地「中央的王國」；印度人則認為，大地的中心位於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爾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麥加聖地是中心；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則認為中心位於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紀已經熄滅的諸文明，同樣持有自我中心論。在古希臘人看來，人類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爾斐；法老埃及人認為，大地的中心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頂端；蘇美爾人則把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爾城視為大地的中心。

但是在約1400-1550年這150年間，人類對於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傳統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濱，人類文明中心的範圍突然間擴大了。與此同時，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的革命性發現，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地球本身只是太陽的一顆衛星，而太陽也只是諸多恆星之一，地球不過是一個恆星系中旋轉運動的一顆小小的宇宙之塵。地球這顆宇宙之塵的表面是有限的，人類的文明世界已經連接為一個整體。因此現代的任何國家和個人，再堅持自我中心論就是可笑的。

第四個問題：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中國文明到底處於怎樣的地位？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諾斯）：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輝煌史，中文的「中國」就是中央王國的意思。而且，自遠古以來，人口眾多的中國一直有一個與眾不同和自豪的文明，這個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極為先進的：哲學、文化、藝術、社會管理技巧、技術發明。直到公元1600年中國在農業生產率、工業發明、生活水平方面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過去的150年，中國從輝煌的地位跌落下來，蒙受了種種屈辱。

中華帝國一直擁有一種強烈的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儒家學說加強了這種文化優越感，中國—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邊和以外的全是野蠻人，而身為中國人就意味著教養。甚至在十八世紀晚期中國日益衰落的階段，對於英國的使者請求與中國進行貿易，中國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答覆也浸透著那種特殊的優越感：天朝統治四海內的一切，並不看重稀有貴重的物品，朕也絲毫不需要貴國的產品。

真實的歷史到底如何？對於目前的這一輪人類文明，中國曾經長期是一個重要的國家，但是用地緣政治學觀點來看中華帝國只能被定位為一個地區大國，和羅馬帝國十分相似，中國並不是地球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人類古文明的中心，最早的已經確定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東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當時的中國遠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尚處於氏族社會的晚期。從大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開始，中國文明登上人類文明的大舞台，但即使在中國文明最輝煌的漢、唐時代，中國也不是位於世界舞台的最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因素，作為二十世紀之前人類文明活動中心的歐亞大陸，中國位於它的最東端，遠離地理中心；西南部的高山和西部的大沙漠，阻礙中華文明力量的投射；另一方面，在歐亞大陸的中西部，一直存在著實力相當的對手，與漢帝國同時存在的羅馬帝國，唐代更是存在阿拉伯帝國、東羅馬帝國等。

所以，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從來不曾是唯一的「中央王國」，但是曾長期是人類文明的分中心之一，而且是唯一從遠古延續至今並保持了民族特色的文明，在多個方面為人類文明做出過貢獻。

第五個問題：怎樣看待中國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

地緣政治學是西方政治地理學的核心理論，著重研究國家形成、發展和衰亡的規律。地緣政治學至今仍通行於西方世界，成為各國制定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地緣政治學對於當今的中國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可以讓我們正確的評估整個世界的戰略形勢、中國所處的戰略位置、以及主要競爭對手的發展趨勢和潛力。

《大棋局》（布熱津斯基）：從世界各大洲在大約500年前開始在政治上相互影響以來，歐亞大陸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歐亞大陸成為了為爭奪全球首要地位而繼續進行鬥爭的棋盤。歐亞大國和歐亞民族主導世界事務達五百年之久，其間它們為了爭奪地區主導權而相互爭鬥并力爭成為全球性大國，現在，美國這個非歐亞國家在這裡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歐亞大陸集中了世界人口的約75%,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上大多數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國家，排在美國後面的六個世界經濟大國都在歐亞大陸。因此，歐亞大陸是個棋盤，這個不規則的棋盤從里斯本一直延伸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為「棋賽」提供了舞台，對世界領導權的爭奪從未停止過，在這個略呈橢圓形的棋盤上一爭高下的不是兩個，而是數個實力不等的棋手。在當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地圖上，有五個重要和強大的國家，被認為是地緣戰略棋手，他們分別是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

經過最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再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前列，根據預測，中國將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實力和美國和歐盟持平。中國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支配性大國。目前的中國，也可能是出於歷史上地緣戰略形勢最好的時代，中國無疑已經成為了歐亞大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棋手，中國已經恢復了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的地位，它還可能有更大的抱負，因為它在歷史上是個主要強國，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全球的中心，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必將使它具備更強的物質實力和更大的雄心。

第六個問題：分析中國歷史，對於當代有什麼價值？

「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世界性大國必須擁有謹慎、清晰而持續的正確戰略，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保持長盛不衰，我們從唐、宋、明三大朝代的興衰史，可以發現它們的一些戰略失誤，這對於現實國家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大國的興衰》（保羅肯尼迪）：「一國的崛起不僅在於本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發展，更在於和鄰國力量大小和財富多寡的對比」。作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大國，首先應該睜眼看世界，清楚地了解自己、了解對手，才能制訂合適的戰略。但中國歷代對此都是極不重視，如明朝極不重外交，對於中日關係，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著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連日本實際掌權的是幕府將軍還是天皇都不清楚。這種態度哪怕在鄭和下西洋這種外交大巡期間，也沒有太多改變，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哈爾部，明朝方面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之寥寥，實在令人吃驚。

直至清朝中葉的朝野上下，對於海外諸國仍是渾然不知。1793英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試圖與清王朝談判通商，乾隆帝命人搬來《大清一統志》查找中國人所知道的所有國家，沒有找到英吉利的國名，竟然有大臣懷疑此為佛朗機人假冒，對當時國際形勢如此無知，後來的衝突戰爭豈有不敗之理？

二，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作為一個重要的強國，如果希望有光明的未來，一定要有正確的戰略目標，必須一切以國家的長遠利益為核心。切忌兩個方面的障礙：一是被洶湧的民意所挾持，二是被盲目的仇恨所蒙蔽。民意往往容易被情緒化的狂熱所控制，或者被別有用心的人所誤導，不能冷靜地判斷形勢，從而做出不利的決策。另一方面，為了國家的核心利益，各國往往需要放下歷史的糾葛和仇恨，按照當前的國際局勢作出最佳的選擇。

縱觀北宋和南宋，都是在戰略形勢發生劇變的歷史關頭，被歷史仇恨和民意所挾持，做出了最錯誤的戰略抉擇，為自己帶來了更加危險的敵人，直接導致國家滅亡，這是多麼慘痛的歷史教訓。1118年，宋徽宗主動聯合金國共同攻遼，簽訂《海上之盟》,但是1125年，金軍滅遼後立即南下攻宋，佔領東京滅亡北宋；1232年，蒙古遣使聯合南宋夾擊金朝，金哀宗也遣使來宋請求聯合抗蒙，滿朝大臣全然不記得100多年前北宋滅亡血的教訓，只有趙范一人反對聯蒙滅金，而宋理宗不許，從此帶領南宋走向了不歸路。

三，堅持開放包容的國策。

開放國門應該是雙向的，首先是走出去，不能「坐井觀天」，而是要了解當前世界科學、技術、軍事等多個領域的最新發展方向；然後是引進來，向更加先進的文明學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吸收世界當代最先進的文化科技成果，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國家的繁榮富強。歷史上，所有的世界強國都是開放包容，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沒有任何一個閉關鎖國的社會，可以造就一個世界領先的文明。

中國歷史上，綜合國力最強盛的漢、唐帝國，經濟文化最繁榮的大宋帝國，恰恰都是最開放的時代，

陸上或海上的絲綢之路，就是在這幾個朝代興起的。相反，在大明王朝所處的十五、十六世紀，正是世界歷史邁向近代工業文明的重要轉折關頭，大航海、文藝復興方興未艾；大明皇帝卻在數次成功的遠航之後，突然選擇禁海閉關，使中國轉身背對世界，將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由此，不可避免的結局是偉大的天朝在數個世紀後黯然失色，而西方蠻族卻稱霸全球。

四，懂得自我剋制，避免過度擴張。

《大國的興衰》（保羅肯尼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把它的大部分資源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于軍事目的，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減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的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為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所抵消。從長遠來看一國崛起的前提是找到兩者的最近平衡點。

作為一個大國，過度擴張會導致國力透支，可能使得強大的帝國過早衰落。如中國唐代自高祖李淵以降，經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後，造就了一個極其強大的帝國，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到頂峰，但是唐玄宗李隆基好大喜功四處用兵，過度擴張最終導致了國家迅速衰落。大唐帝國的命運幾乎是被一雙無形之手推著從怛羅斯之戰走向了安史之亂，大唐帝國從此一蹶不振走向衰亡。近代以來，大英帝國和沙俄帝國同樣瘋狂擴張，一個成為海洋霸主「日不落帝國」，另一個成為陸地霸主幾乎佔據半個歐亞大陸，結果如何？同樣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龐大帝國土崩瓦解，昔日的榮耀如昨日黃花，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五，重視商業、鼓勵貿易。

《大國的興衰》（保羅肯尼迪）：直到現在，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僅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也逐漸影響到了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比如1500年以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使得歐洲大西洋沿岸國家受益，取得對其他國家的優勢。

一國的物質財富是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的基礎。商業貿易是富國之策、強國之本，財富積累為科技的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科技進步又會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反過來又提升了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以明朝為例，實行禁海禁商政策，影響了財富積累，為鎮壓滿清反叛，只能向人民攤派遼餉，使得本已遭受天災、啼飢號寒的人民，更是雪上加霜，饑民揭竿而起，直接導致大明王朝的傾覆。

註：本文多處觀點引用自阿諾德湯因比、斯塔夫里阿諾斯、保羅肯尼迪、布熱津斯基等幾位先生，他們是各自領域的學術泰斗，在此本人表示真心的崇敬。本文部分史實摘自網路，經過多方考證，作者認為基本符合史實，但是難免存在疏漏之處，歡迎廣大讀者探討指正，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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