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主義」政治理念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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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機器與社會自由的對立過程中，不同區域有自己的出路。

歐洲歷經了兩次大規模戰爭，在國家機器的動員力量、意識形態支配力最大化、彼此撞擊得出慘痛教訓後，開始反思過去數個世紀的歷史軌跡，對國家主義和現代政治進行全面否定，開啟了二戰後的自由主義時代。

北美和印度半島在國家機器的建構方面進展極慢，沒有遭遇過戕害，也自然沒有對應的反思和應激。迄今為止最出格的國家主義冒犯，也在「政治正確」的規制下逐步改善。

多數亞洲和非洲地區由於人口稠密、近現代被殖民的關係，對於國家機器既有認知上的陌生，又有一度務實的崇拜心態，因此還沒有走出國家機器建構的陰影。給政府賦予巨大的許可權、進行民族發明並強制推行的手法，還在大量推進。

在這些地區中，穆斯林世界一方面由於地緣條件較好、完整貫徹了許多國家建構的嘗試並得到教訓，另一方面傳統的宗教理念與民族主義互斥，兩個原因共同促成了對國家機器和現代政治的否定和反思，在政治批判的領域走在前列。正如歐洲以社會自由主義為內核，穆斯林世界正在試圖做同樣的事情——但是不同於歐洲的富庶和心智發展程度，穆斯林地區還存在大量貧困的地區保有相當古老的觀念，為了在效用上達到同等的結局，以伊斯蘭為旗號的反政治的政治就逐步形成了。

需要留意的是，穆斯林地區的伊斯蘭主義主張形成並不是同步的。從西撒哈拉到索馬利亞半島，從敘利亞到印度尼西亞，巨大的區域涵蓋了眾多人口，它們有不同的殖民遭遇和建構嘗試，得到的經驗和教訓也不盡相同。總體來看，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世界並未經歷強力的世俗政治改造，沒有典型的軍政府壓迫和宗教管制、批量屠殺等情形，這需要歸功於東南亞地區在冷戰時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世界貿易和產業中的重要地位，西方世界對東南亞的社會自由保障做了相當上心的監護。北非地區的穆斯林世界由於避開了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種族主義浪潮，且距離歐洲極近的緣故，也沒有發生太直白露骨的壓迫，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都是相對溫和的軍政府。唯有中東、索馬利亞半島地區，國家機器嘗試進行得肆無忌憚，無數民眾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社會動亂直至今天尚未完全停歇。

所以當我們提「伊斯蘭主義」，它並不涵蓋全部的穆斯林世界，它是中東穆斯林世界的特殊政治工具，是中東穆斯林面臨殘酷的專制統治之後，應激產生的當地特色的理念。

總體來看，伊斯蘭主義歷經了三次的概念更迭，這與諸多民族國家機器下，民眾和革命領袖的探索是與時俱進的。最早進行伊斯蘭主義嘗試的伊朗，伊斯蘭主義和國家機器仍然牢牢捆綁在一起，革命者甚至認為應該捍衛伊朗的「國家利益」，前後者是一種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執行的關係，本質上沒有衝破國家機器的囚籠。但是這種殘存並不是由於哈梅內伊的個人野心，不同於薩達姆、穆巴拉克等專制者的刻意安排，而是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在缺乏對照和參考對象的情況下憑空進行的前沿嘗試。伊朗革命者的第一代伊斯蘭主義嘗試，建立了一個教團共和制的國家機器。

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且建政後，哈梅內伊向外輸出伊斯蘭主義，首選的目的地是黎巴嫩。黎巴嫩真主黨是哈梅內伊的直接扶持下產生的，意識形態也直接傳承了革命伊斯蘭主義。但是黎巴嫩不同於伊朗的狀況在於，它毗鄰的以色列是典型的現代國家機器，它自身也是一個歷經了關於國家機器權力分配的內戰的區域，且 1982 年以色列還直接侵略了黎巴嫩的穆斯林區，導致兩萬人喪生。這讓黎巴嫩民眾對國家機器形態有更高的排斥，傾向於和社會站在一邊。於是很自然地，真主黨成為第二代伊斯蘭主義嘗試者。

第二代伊斯蘭主義的特點就是仇視國家機器形態，尤其是以色列式的國家機器，高度親民。真主黨是建立在以色列軍打擊黎巴嫩穆斯林的廢墟上的，直接由伊朗革命衛隊宣教和訓練，它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毋庸置疑。把它和第一代伊斯蘭主義區別開來的，是真主黨大量建立社會福利組織，通過 NGO 形態搭建了穆斯林社會互助網路，這與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革命者反而建立起國家機器、取締社會組織、實施實際上的官僚主義是有區別的。真主黨的組織結構非常嚴明，但這是基於打擊以色列政府軍的務實需求，從其實際運作來看，它的福利組織身份與黎巴嫩穆斯林的交集最大，有很好的良性互動，具有強大的社會民意基礎。

第三代伊斯蘭主義分別發生在埃及和土耳其，時間都在後冷戰時代。埃及和土耳其地區的伊斯蘭主義，既不相互交織，也不與伊朗和黎巴嫩有直接的組織輸出關係，但是二者又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了歐美的「伊朗式」指責，因此在過程中竭力避免伊朗革命的一些錯誤重演，它們彼此倒存在諸多共性。

埃及和土耳其的共同點在於，雙方的原世俗政權都是軍政府，穆巴拉克政府和土耳其軍方都在西方支持下對本國民眾進行「監管」，並藉助這個特殊的地位斂財蓄力，打著捍衛民主的旗號壓制社會自由，而且壓制的方式也很相似，儘管土耳其軍方要更殘酷一些，在秉持民族主義理念的凱末爾和軍方的時代，庫爾德穆斯林因其「異族」身份，遭到了駭人聽聞的迫害和排擠。

伊朗革命極大鼓舞了埃及和土耳其民眾。在二十世紀的最後 20 年，埃及穆兄會和土耳其艾爾巴坎建立的若干政黨，均以伊斯蘭主義作為內核，以親民和社會入手為主要路線，探索到了正確的途徑。埃及茉莉花運動使穆爾西上位，埃爾多安及正發黨在土耳其執政，兩起事件代表性地宣布了第三代伊斯蘭主義的成功。埃及的伊斯蘭主義隨後被鎮壓，其鎮壓者恰恰是嚴酷的軍政府和累積了多年實力的特權集團，雖然一時失敗，但是埃及的社會矛盾凸顯得更加典型和直白，也進一步極端呈現了第三代伊斯蘭主義理應反對的對象，即塞西式的軍政府。

縱觀三代伊斯蘭主義，可以看到趨勢是顯著的去國家化、去民族化、去官僚化，沒有改變的核心部分則是對民眾利益和社會自由的倡導，以及對以色列的仇視。從哈梅內伊到埃爾多安，伊斯蘭主義對以色列政府的仇視是一脈相承的，真主黨更是一線典型，以至於在中東穆斯林世界普遍有「死於對抗以色列政府的聖戰者必將永居天堂」的宗教傳說。

值得澄清的一點是，以伊斯蘭為旗號，但是與上三代伊斯蘭主義全然相敵對的兩個實例，是典型的偽伊斯蘭主義：薩達姆政權和伊斯蘭國政權，它們甚至在核心人員的構成上都有很大重疊。

薩達姆是典型的軍閥出身，以反伊斯蘭的自由軍官組織為平台起家，建立了現代伊拉克的高度管制體系，並試圖把民族發明引導向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阿卡德文明，試圖以種族正統的內容取代伊拉克民眾的宗教認同。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發生與薩達姆政權之間的戰爭，很大程度上與意識形態的根本分歧有關。在海灣戰爭前夕，由於受到美國政府的威脅，薩達姆為了維持政權、動員伊拉克民眾捍衛其統治，方才以伊斯蘭戰士自居，並宣布對美國發動聖戰。從薩達姆執政近三十年的實際政治踐行來看，他並不是任何一個位面的伊斯蘭主義者。

伊斯蘭國與薩達姆同樣，儘管在名義上宣稱聖戰和伊斯蘭，其內核仍然是現代民族國家，它並不親民，二是像典型的軍政府一樣奴役民眾，以稅收和資源販賣維持統治，並對「異族」庫爾德人進行血腥的屠戮，並未由於他們是穆斯林就網開一面。

伊斯蘭主義儘管以伊斯蘭為名，其實質仍然是後現代的一種反思運動，對現代國家機器的批判和反思鼓動民眾掀翻統治者，具有明顯的政治煽動作用。它與既往十餘個世紀追求社會平穩、倡導民眾服從社會秩序的伊斯蘭教，或者與神秘主義等與主的私人聯繫觀點並無交集，更多著眼社會和反政府，因此對它的認識不能「溯源」，而是更多與歐洲的戰後反民族國家思潮作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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