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總被亂世傷
來自專欄 昨日電影院
算上《明月幾時有》，我已看過許鞍華導演的6部作品，其餘5部是：《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千言萬語》《天水圍的日與夜》和《桃姐》。
一路看下來，你會發現許鞍華的變化，是分為兩條脈絡的：一條是「戲劇性的不斷衰減」；一條是「意識形態的逐漸淡化」。
其中，《投奔怒海》可以視作是將兩者都發揮到極致的作品。
影片從一個日本記者重訪越南開始，跟隨著他的視野，一步步戳破了表面的祥和，揭露出一個虛偽政權的真實面目，背後實際影射了港人對即將變色的意識形態的集體焦慮。
全片戲劇性充足，政治隱喻濃厚，是香港新浪潮時期的巔峰之作。
後面到《女人四十》，意識形態已被剝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戲劇化的平民生活；而《千言萬語》則基本摒除了戲劇性，轉而去關注意識形態對個體的裹挾，呈現出末世的悲涼感。直到《天水圍的日與夜》，許鞍華將戲劇性與意識形態通通放下，專註去呈現小人物的瑣碎日常，拍出了一種克制的溫情與生活的詩意。
至於《明月幾時有》，依然延續了她自《天水圍》後奠定的那種淡然的風格。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我想和年齡的關係是最大的。
許鞍華出生在1947年，到今年已經70歲。這是個看淡的年紀，不會再為亢奮的激情而血脈噴張，也不會再把「人生如戲」當成是生活的主旋律。
一切終將歸於平淡，平淡是真，這是從時間身上剝落的真理。
《明月幾時有》講述了抗戰時期的一群年輕人——率領游擊隊正面迎敵的劉黑仔，從事情報傳遞工作的方姑，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黨錦榮，講述了他們的選擇和命運。
很主旋律吧？
是的。
如果你在進入一部藝術作品前，就自覺打開意識形態的雷達，那麼這確實是一部主旋律電影。
但我不這麼看。
我覺得許鞍華真正想拍攝的，只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下人的生存狀態。
只是這個時代，剛好是抗戰時期；只是這群人物，剛好是游擊隊員。
只是，戰爭不期而至，他們沒有甘於沉默，而是為各自的理由，選擇了投入時代的潮水。
這裡面，有天真，有無奈，有家國情懷，有江湖義氣，唯獨，沒有意識形態的位置。
就說「天真」吧。
許鞍華的骨子裡，有一種沒遮沒攔的天真。
記得有一期鏘鏘三人行，許鞍華來做客，竇文濤問她天水圍的意義，許鞍華答，讓我重新建立了對電影的信心，感覺又可以吃很久了。又問她，導演是幹嘛的？她答，導演就是把別人（編劇、攝影、演員……）的好東西，收集起來，據為己有。
每每答後，都會附送一陣憨直的笑。
這就是許鞍華，有什麼說什麼，從不怕暴露自己的想法，甚至缺點。
這種率真的態度，也體現在她的電影里。
《明月幾時有》中，有一場戲，方姑在天台和劉黑仔碰面，方母聽到動靜，走上天台，看到兩個年輕人，一笑，默默退下。
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方母的舉動，很是奇怪。這麼謹慎的一個人，看見女兒和一副山匪打扮的陌生男子交談，還能笑得出來。
但我看到這裡，卻會心一笑，彷彿看到了許鞍華真實生活的一幕。
現實中，許鞍華至今未婚，和自己的老母親同住。在採訪中，她也曾多次提到自己被母親催婚的經歷。
所以，明白了吧。
當這樣一位母親，看見自己大齡未婚的女兒，正和一個年輕小夥子在一起有說有笑，哪會忍心責備呢，開心還來不及呢。
這就是片中的那一幕。
許鞍華就是這樣，總會把真實的生活經驗，毫無保留地放到影片里。她相信真實的力量，哪怕這種真實，有時和戲劇中的情境，並不那麼契合。
不契合的，還有劉黑仔這個角色。
影片開始不久，在窄巷裡，劉黑仔一人對付六七個日本人，瀟洒、利落、信手拈來。
這不就是「手撕鬼子」嗎？
是啊。但許鞍華就這麼拍。這是她心裡念念不忘的「俠」。
許鞍華從小是讀金庸長大的，武俠小說對她影響頗深。後來做了導演，拍了《書劍恩仇錄》《香香公主》等武俠片，都不成功。
這次在《明月幾時有》里，她再次把自己對「俠義精神」的眷戀，投射到影片中。
她拍東江縱隊冒死營救文人回大陸；她拍劉黑仔藏槍，智斗日本人，拍他孤身犯險，大鬧酒樓；她拍錦榮，七步成詩，拍對酒當歌的豪邁……這些，都是她的「俠」。
雖然這「俠」，會被看成是「兒戲」或「草率」，但顯然許鞍華，不在乎這些。
在處理男女感情戲上，許鞍華是生疏的。她拍得好的作品裡，一律沒有情戲。
同樣，在《明月幾時有》里，情戲也被降到了最低，但在僅有的幾幕里，還是很動人的。
印象中最深的是兩次告別。
一次是方姑和錦華的最後一次見面，錦華臨走前說，「怕他們看見，我就不抱你了。」
一次是影片最後，方姑與即將遠走的劉黑仔告別，她告訴劉黑仔自己的真名叫「孔秀芳」，她還說，「只要你記得，就一定能找到我。」
這些對白，都有天真的成分，天真到不真實，卻又如初戀般矯情，如同被幻想出來的情話，符合一個戀愛經驗不多的人，對愛情的想像。
依然動人，依然有力量。
這就是我眼中的《明月幾時有》。
她和許鞍華的大多數作品一樣，都拍出了許鞍華自己的樣子：率真的老太太、俠義的男子氣、戀愛中的白痴……
而在這種天真的背後，我還看到了一種隱隱的不安，看到了「天真被命運戕害」的無奈。
在談到《明月幾時有》最打動人的地方時，許鞍華曾這樣說：「好多人，不管年紀身份，不計較後果，義無反顧地去幫人家忙，不求任何回報，最後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這其中，有連兔子也不忍殺的方姑，有酷愛寫詩、風流倜儻的錦華，有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劉黑仔，也有隨著女兒一起出任務的方母……
他們原本有著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追求，原本未來有各種可能，但這一切，卻被突如其來的戰爭，徹底摧毀。
我看到很多影評，都在批評這部電影沒有明確交代每個人物的動機，認為這些人物都是稀里糊塗地加入了戰爭，這無法令人信服，又或者是不是在表達一種無需說明的政治正確？
但在我看來，不是的。
這種動機的模糊性，或者說人物的天真性，恰恰是在用另一種隱晦的筆法，表達了時代洪流對個體的系統性戕害。
方姑是天真的，她參與情報工作，只是想保護崇拜的作者，只是想繼續讀到喜歡的文字，這甚至可以理解成一種粉絲心態在極端環境中的極端爆發。
錦華是天真的，他成為卧底，或許只是因為那句「明月幾時有」的背後，所攜帶的一種對「故國何時歸」的憂思。
劉黑仔是天真的，在與敵人面對面的最前線，他不曾懼怕，甚至有點享受，不然怎麼敢出現在「活捉劉黑仔」的誓師大會上，還坦然承認「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而方母，更是天真的，她並不太清楚戰爭的危險性，便自告奮勇，承擔最重要的情報傳遞工作，別人勸她，她會反駁說：「你們年輕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這些稱不上動機的動機，這些不見「民族大義、歷史使命、國難當頭」的天真，使得這些人物，就這麼傻傻地走進了一場無法預知生死的命運里。
因為除了這份命運，他們似乎也無處可去。
這是他們最動人的誠實，也是最無奈的殘忍。
許鞍華真正想說的，或許就是這種，時代洶湧的洪流，將每個人的生命都沖刷殆盡，無論你是主動的、被動的、積極的、消極的，通通無法倖免。
這讓我想起《千言萬語》，我最喜歡的許鞍華作品，拍香港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記錄式的影像風格，四個主要人物一絲不亂，背後卻有著深深的悲涼，所有人被激情裹挾其中，最後，所有人的十年都被亢奮地浪費。
片中經久不散地循環著「千言萬語」的旋律，「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
情歌，失戀時聽，是小情小調；失敗時聽，是感時傷懷。
許鞍華要傳遞的，始終是這樣一種情緒。它藏在敘事的後面，它不沾惹意識形態的敏感，它想要訴說一種無法言說的感受。
正如許鞍華自己所說：「有些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如果能說出來，用寫的就好；說不出來，才要拍成電影。」
這便是許鞍華影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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