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總那麼急？

05-17

為什麼我們總那麼急？

來自專欄讀書舍

本文摘自中外管理雜誌 文/楊光 微信公眾號:zwgl1991

（因為是一篇好文章，所以發布在這裡，侵犯您的權利，請聯繫我）

德國時間2014年6月20日夕陽西下，在斯圖加特的一間酒吧里，因前中國駐德大使盧秋田先生的故交機緣，我有幸得以與22年前的中國足球首任外籍主教練施拉普納，零距離推杯侃談。他的背後，正直播著巴西世界盃。屏幕中的喧囂與酒吧里的熱鬧交融疊加，但依然蓋不住「施大爺」特有的洪鐘嗓音，和激動時的拍案重鎚。

這是由本刊主辦的「深度體驗德國製造DNA考察團」在第5天的華彩瞬間。這位對中國走向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老朋友，興緻盎然地回答著我天南海北的疑問。話題已不只是世界盃，不只是中國足球，還有中國。

「您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們太著急了。」

這是施大爺在那晚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雖然簡短，卻令我回味良久，思緒連綿。

是的，我們太著急了，而且舉國都太著急了。從當年大手一揮的「超英趕美大躍進」，到10多年前成為笑柄的「中國足球發展規劃」——再到我們眼前，但凡民航客機落地時，中國乘客總像著了火一般忙不迭起身取行李，逼得空姐每每失去風度大聲阻止，然後只換來長久呆立在過道上——他們不是不知道開艙門需要時間，他們離開飛機也未必都有急事，但為什麼還那麼急呢？

說中國人急，相信不會有人反對。但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急？未必大家都思考過。在世界盃的熱度褪去時，我把自己的思考與大家分享一下。

1 急，因為缺少規則

誠如我在去年第3期卷首語里所述，中國傳統文化里存在一種對於規則的蔑視。準確說，我們骨子裡並不相信規則。

我們講「規矩」，是因為我們只相信權力。當權者制定的規矩，是嚴厲執行用來約束下面，隨時打破用以滿足自己的。規矩，與規則不同，在於前者永遠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是充滿不透明、不確定的。

試想在權力文化下，被一堆永遠「規定得嚴，而解釋得寬」的規矩所籠罩的芸芸眾生，其生存選擇能怎樣？他們只能靠自己。要麼靠僅有的權力和信息，在規矩有縫可鑽或有利自己時，抓緊圖利，比如炒房炒號；要麼連丁點權力都沒有隻靠自己的蠻力，衝破與當權者無關的紙面規矩，比如加塞擠車。

而不論是哪一種，因為沒有大家可以共同遵守而可以信任和預期的規則，都註定我們無一不「急」。因為你不急，不可預知的規矩隨時會捲走不可忽視的利益；因為你不急，別人會急，你就可能連最起碼的生存尊嚴乃至空間都無從保證。進而，「急」成為了舉國的下意識。

2 急，因為弱者思維

僅僅因為規則不確定、不透明嗎？好像士大夫時代，我們在寬袍大袖下也不那麼急。那我們當下為什麼那麼急呢？

這和我們百年來的教育宣傳，和基於此形成的弱者思維有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飽受屈辱，即便文盲，也知道八國聯軍欺人太甚。於是，洋鬼子永遠包藏禍心，永遠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可謂根深蒂固。進而，「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等等成了舉國的生存共識。
舉國悲憤難泯、群情激昂且念念不忘所包裹的本質，是地道的弱者思維。然而，那晚施拉普納還曾中肯說過一句：「其實你們沒有自認為的那樣弱。」我由此引申：我們的弱者思維，其實都是自我熏陶出來的。

比如，八國聯軍燒北京，辛丑條約賠尊嚴，縱然罪惡昭彰，但我們總是掐頭去尾——既不強調為什麼人家要聯手打我們一個？我們怎樣燒毀教堂？怎樣虐殺傳教士？怎樣槍殺德國公使？如別國這樣對我們，我們幹嗎？——也不強調這些條約客觀上如何推動了中國進入現代文明？包括庚子賠款最終對中國教育起了怎樣巨大的作用？如果能把滿是血淚的中國近代看完整，能理解為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學費，並敢於反求諸己，我們還用那麼悲憤？那麼較勁？那麼急迫嗎？

其實弱不弱都是相對的，但一旦形成了弱者心態，一切的憤怒都源於自卑，那就是絕對的自我傷害。因為沒有比心態不好，更不利於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幸福的了。

中國不能再急了，代價太大，急不起了。企業亦然。

來源：《中外管理》雜誌卷首語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