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緒論（二）——陶器的起源和它的演進（下篇）

來自專欄 炎黃藏寶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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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漢代至清代。）

　　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在中國建立了漢王朝，東漢農業上普遍使用牛耕，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逐漸發達起來，所以需要用相當大量的銅，來鼓鑄交易媒介的錢幣。當時銅產量有限，非常珍貴，因此銅製的日用品則代之以陶器，以應廣大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陶器的需要既多，製造益廣，因而得到了發展；據說西漢國都附近，杜陵的終南山下就有燒造甓器的瓦窯數千處之多。以造瓷出名的瓷都景德鎮，東漢時代，也已經開始了陶器的製造，所以《南窯筆記》說：「新半之景德鎮，在昌江之南，冶陶始於季漢」。

　　1953年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在基本建設工程進行中，發現大批文化遺址、古代墳墓和古代歷史文物。漢朝陶器，也有大量的出土。其中有建築材料，如磚、瓦、竇、甃、柱礎。和浮雕墓室主人出行、游晏、歌舞、農作等形象的畫磚，有日常用品，如杯、盤、案、尊、罍等。還有出自墓中的「明器」（這類神明之器，後人又稱為「冥器」）和俑。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把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掠為已有，在生活上窮奢極欲，生前盡情享受，死後仍想在陰曹地府繼續享用，死者的子孫，因受儒家思想影響，「事死如事生」，把這些東西埋在墳墓里。以為死者死後之用。河南發現漢代以前的墳墓，大都有陶豆、鼎、壺和陶俑。出土陶器如壺、鼎、敦、罐、倉、廩，瓮等上面，往往用白粉、朱或墨寫著文字。明器、陶俑，或塗鉛粉，加以彩飾，或仿漆器，塗之以朱，又或加朱繪，或彩繪紅、赭、青、綠、藍、黃，其色鮮艷，筆法流暢，這種民間繪畫藝術，另有一派風趣；有的在塗朱之後，塗以油質，光澤更似漆器。我國窯器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紀就已知道了施用釉子。到了西漢，釉子更大量地應用在日用陶器和明器上。它以鉛的化合物作基本助熔劑、在700℃左右便開始熔化而呈現玻璃質。釉薄則作黃綠色，厚則作棕色。這種低溫釉陶器，在土中經過二千年長久時間的埋藏，其表面因被侵蝕，有時呈現出非常悅目的銀光色彩，俗稱「銀釉」。仿銅器形式而製造的陶壺、陶鐘上有弦紋，有獸杯，還有裝飾人物游晏、狩獵、角抵、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的凸雕，都是名貴作品。有土伯御蛇陶井欄，土伯是地下守衛死者的怪獸。王逸注宋玉《招魂》說「其身九屈，有角觺觺（yì銳利的樣子），地下土伯，執衛門戶」，即指此而言。

　　明器制度在西漢前後朝，新莽和東漢前後期略有不同。西漢前期墓中多埋有鈁、蛋形壺（或稱繭式壺），繩紋罐；後期有鈁，還有羽觴，倉、灶，井、博山爐。新莽時代相同，但無鈁。東漢前期也是這樣，惟初有雞狗；後相有羽觴，鎮墓罐．倉，灶、井、豬圈，而雞狗漸多。

　　西漢墳墓最值得注意的是長沙馬王堆軚候家屬婦女墓，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屍體仍然保存良好。其隨葬品千餘件，有塗繪陶器，「遣冊」稱為「資」。中山王劉勝（公元前113年葬）夫婦墓隨葬品二、三千件，有金鏤玉衣(1970年徐州東漢磚室墓則發現銀鏤玉衣)，有塗朱陶器一百五十餘件，其作魚紋者，頗具生氣。西安楊家灣發現西漢墓，在冢南原上發掘十坑，其六坑有騎馬俑十排，排列整齊，有每排十俑或每排十一俑者。其一土坎有立俑，每列四十七至一百二十俑不等，都塗以紅、白、紫、綠等彩飾。土冢西為援高祖長陵，東是景帝陽陵。按《水經注·渭水篇》中成國渠、周氏曲等文獻考察，這可能是周勃之子周亞夫的墳墓。1981年，包頭召灣發現西漢墓兩座，槨外瓦當文字是「單于（漢代匈奴族國王的稱號）天降」、「單于和親」，「四夷盡服」、「千秋萬秋」，還有「昭明」、「日光」等銅鏡和五銖錢，又有通高22.2厘米的赭袖博山爐蓋的奩式陶樽。腹部凸雕古史神話，祥瑞禽獸、歌舞戲樂，甲胄武士等圖飾二十九種，凡四十七圖，有玉免搗葯，西王母、嫦娥，三足烏、武士、天馬、兕、蟾蜍、坐梟、獨角羊、鳩、螭、炎帝(人面牛身)、桂冠箕踞人、人首鳩、神怪晏樂、九尾孤等等，姿態不一，各有奇趣。

　　西漢墓多埋明器陶俑。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雖詔令限制，但不能禁止。東漢厚葬，也成為風氣，建武七年（公元31年），永平十二年(69年)，建初二年(77年)．永元十一年(99年)、元初五年(118年)：統治者屢次下令制止。王充《論衡》中「薄葬」、「對作」等篇也大聲疾呼，主張薄葬。但是影響不大。所以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說：現在國都的貴族和地方有勢力的人家，當父母在世的時候，不儘力孝敬，而死了以後，反而講究大辦喪事，……墳里埋葬著珍貴東西，俑像、車馬，修起了高大的墳墓①。漢文帝後六年（公元158年）灞陵皆以瓦器，載在彖《史記》，力崇儉樸，則是少見的。但大多數統治階級是沒有限制的。《後漢書·禮儀志》記大喪埋葬的明器如登、灶、釜、甑、鼎、案、大小杯、飯盤、酒樽等瓦器，就有七十二事之多。賜功臣之葬，也是東園署所制。風氣未能轉移，因此在出土的漢代遺物中也以墳墓中的明器為最多。河南北部、山東、陝西、湖南、四川、廣東等都發見了不少東漢官僚地主墓葬，大部埋葬著武士俑和城堡、望樓、重樓、水閣、涼亭、倉廩、碓、磨、井亭、廁、牛羊圈等模型（即明器）。倉廩有朱書或粉書粟、黍、麥、豆、稻等字，其中今猶存有高梁、薏苡，小豆等物。一直到唐宋還有這類五穀倉。靈寶張灣出土釉陶器造型優美，倉樓外方還有六博俑，奕奕有生氣。在寶成鐵路修建工程中，成都揚子山墓，出土男女俑四件，鎮墓俑巨頭一件，長八尺的大陶馬車一件，都極少見。編陽新皂鄉崖墓陶俑，有廚夫，琴師、舞伎、歌手、帶劍武士、手執畚持杴的農奴、水田監督農作的地主和僕從以及四盞燈台。廣州東郊沙河區出有六人三艙的陶舟，黃花崗磚墓出有持笏端坐牛車俑。洛陽墓出樂舞、百戲、七盤舞踏鼓、疊案雜技，有翹袖折腰舞，樂器有排簫、塤。西安三里村出有朱書陶魂瓶，都反映丁東漢官僚地主的生活、社會風尚、封建迷信的各個方面。衡陽蔣家山東漢磚墓完整，未被盜掘，出土文物多至八十八項，而獨無俑，東漢貴族墓無俑者，唯此而已。

　　河南臨漳鄴城銅雀台建安瓦，貯水不燥，宜作硯，歷代文人多以為珍品。四川多後漢墓，有牢墼，他省少見。漢陽魏晉墓有犀牛鎮墓俑。元邵葬於孝昌四年(528年)，墓中有出行之儀部、部曲、奴隸、伎樂、文武官吏、馬匹，還有九枝鐵燈及瓷罐。這時雖已發明了瓷器，但明器仍多用陶器。大同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康王司馬金龍墓有塗彩陶俑，有馬上吹鬍笳者。北齊以來俑象多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與《夢溪筆談》所記正同。

　　1934年到1935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學會在陝西寶雞縣鬥雞台地方，發掘公元前後1世紀的漢人墳墓，發現了橙、褐、綠色等單色釉陶器。有幾件釉陶，一器而具有這三種釉色，和俗所稱為「唐三彩」的陶器相似。這類陶器和陶俑，在河南、山東、四川、東北等地都有發現，大部分是唐宋所製造的。「唐三彩」陶器就是筆拓三色釉陶器，三色是白色之外有綠、赭、黃，其中有深藍色的，俗稱「藍三彩」或「三彩加藍」。這種製作是從古代塗朱法演進而來，做法是：先合鈷，錳、銻、硅酸銅等色料於鉛釉之內，其後把它拓在陶器坯胎上，或澆在上面，然後再放在匣缽里，入窯一次燒成，經攝氏750～800℃左右的溫度，即可造成。也有兩次燒成者。釉油配劑是鉛粉，摻和適量的金屬氧化物作呈色劑：氧化銅劑燒出綠色，氧化鐵劑呈褐或棕色，氧化鐵和銻則呈黃色，氧化鈷則現藍色，氧化鎂則現紫色。有些器物系以粉質為胎，色白而頗堅實，釉色則很鮮艷，圖案也典雅美麗，有菱形錦地的圖樣，有西方的卷草(希臘文為axauaos)紋，有波斯薩珊朝通行的飛馬，對獸、雁雲紋和團簇的花朵。「唐三彩」的陶器明器，如文武俑、動物、器物，形態都很真實而生動。西安王家墳的一個唐朝少婦墓中。有死者「三彩」塑造象，與一般陶俑不同，也是少見的。西安白家口墓發見「三彩」女坐俑及「三彩」櫃。西安白楊寨墓出土「三彩」女俑，面塗朱粉，相貌秀麗，著藍黃衣服，坐於榻上。出士有年款的「唐三彩」以陝西富平上元元年(674年)李鳳墓的迴文雙聯盤為最早。洛陽龍門東山發現安菩薩字薩和夫人何氏墓，據墓誌說他是胡州大陸首領，麟德元年(664年）卒於西安，景龍三年(709年)遷葬洛州城南敬善寺東，出土馬匹、男女及文武俑，有胡俑，又有馬匹，有負絲綢之駝，還有小口瓶．雞頭蓋、乾糧袋，是考民俗的好材料。西安景龍三年（709年）孤獨思敬墓也有「三彩」俑及卧駝。西安市西郊南何村發現開元十一年（723年）鮮於庭誨墓，有一件「三彩4」雙峰駱駝載樂俑，背上墊以彩氈，上架平台，其上又覆蓋一條長氈。駱背立有胡俑，作載歌載舞的姿態，在他的四周，坐著四個奏樂的俑，或弄琵琶，或接拍板，或吹笛，或伴歌，笑容可掬，：是—組具體酌「戲弄」形象，這是很好的歌舞戲史料。侯馬發現金朝大安二年（1210年）董氏墓，也有與此相類的陶俑。

　　唐三彩器有加鈷料而燒製成藍釉者，如禮泉麟德元年(664年)鄭仁泰墓加藍彩的馬和白釉藍彩罐鈕。西安西郊唐墓出藍釉驢。洛陽關林發掘唐墓三百餘座，其中明器也多藍彩。長沙瓦渣坪窯窯址池出土了釉下鈷料瓷器。這是陶器色用鈷料的開始。

　　在盛唐痛陶俑中，有所謂天王俑、力士俑或鎮墓俑者，即是《通典》、《唐六典》、《大唐開元禮》的「當壙」、「當野」，亦即古代方陽、魌頭、觸壙一類之物。甘肅秦安唐墓中的「三彩」天王俑，高達四尺、戴鶡冠盔：鶡口銜珠，展翅舉尾。尾著紅彩，翅彩繪貼金。鎧甲戰袍，象首護膝。此俑一手插腰，一手舉拳，氣勢洶洶，兩足踏二惡魔，魔作掙扎欲起狀，表示出在陰曹驅邪，保衛死者的形象。

　　唐代宗室厚葬，埋葬明器，陶俑、偶象，更為繁多，奢侈豪華。如乾縣章懷太子李賢(654～684年)壁畫墓，重葬於神龍二年(706年)，有「三彩」器。懿德太子李重潤（武則天之孫，682～701年）壁畫墓不僅有飾以金銀描繪五彩的華麗甲馬群象，還有塗金彩繪甲馬俑及「三彩」大馬、騎獵俑和其他明器。河南洛陽出土唐景龍三年(709)定遠將軍安菩夫妻墓的三彩胡俑及高為87.51厘米負絹駱駝，表現絲綢之路上中西貿易情景。關林還出土了十二件三彩加藍俑。

　　唐人喜愛駿馬，見於詩歌。韓干即以善繪駿馬著名。太宗昭陵石刻六駿，雕造極精，為中外美術家所欣賞。封建貴族官僚墓中埋藏的明器中，不但有駝，也有馬。其特點是頭小頸長、膘肥體壯、骨肉均勻、雙目炯炯有神。或靜立、或飲水、或負重、或悠閑漫步、或飛奔狂馳、或昂頭長嘯，姿態萬千，生氣盎然。永泰公主墓中的馬，有俯首闡騷者，有仰天長嘯者。鮮於庭誨墓馬，馬鬃修剪整齊，留有「官樣」三花。唐詩「綠地障泥錦」、「杏葉裝金轡」，是馬鞍實況的寫真。曾運往國外展覽，博得一致讚揚。駝除開元封泰墓單峰者外，多為雙峰駝。無釉彩繪陶俑，有樂伎，圉人、僕從、十二生肖俑等，有喂鳥、遊戲等俑。陝西咸陽縣底張灣唐墓出土的仕女游山群俑，女俑體態豐盈，也表現出溫柔典雅和聰穎的性格，都很喜人。可以考見社會民俗，也是雕塑史的好材料。

　　西安韓森寨唐墓有作膜拜狀的陶俑，昂首觀望，側耳細聽，這是「仰觀俯昕俑」，廣漢縣來人墓也發現相似的材料。咸陽底張灣唐天寶三年（744年）執圭膜拜俑長達四尺。唐俑中多高額深目，鷹准豐頤的西方人俑，如黃釉大食俑、西亞行人俑、雜技俑。又有天竺俑，有崑崙奴俑。西安南郊發現卒於大中四年(850年)的裴太小娘子墓，她是安撫大食使裴均的孫女，墓中有陶俑，面部偏平，額微凸，低鼻粱，寬鼻翼，唇厚，髮捲曲，純是非洲人形象，墓中埋葬此種俑象不是偶然的。又西安韋洞墓出彩繪擊鞠（波羅球戲）俑，也是西方傳入的遊戲，還有一希臘角杯(rhyton)式的龍尊、象尊，都受了西方的影響。

　　中唐以後，盛行厚葬，貴族官僚和一般封建地主等墳墓里大都埋葬不少的隨葬品。陶俑、明器占極大部分，往往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制度。太極元年（712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曾經上疏皇帝，請下令限制，他說：近來貴族官僚，競尚豐厚地辦喪事。（埋的）偶像（牛）馬，雕造的很生動。不是為表示孝親，而只是為了向別人誇耀。互相影響，甚至破家蕩產。下至民間，紛紛仿效。……自今以後，王公大臣以下，喪葬的東西，都要按照法定製度去做②！僅就俑像而論，唐初法律規定：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六年(811年)、太和六年(832年)、會昌元年(841年)屢次下詔削減它的數目。雖三令五申，但厚葬風俗仍不能禁止，墓中俑像，無不逾制。然而這些陶俑，倒為我們考見當時雕塑藝術的成就和磽究美術史，提供了資料。

　　「三彩」陶俑從唐到明都有發現，無不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秦安唐墓的三彩俑有高達1.6米者。河北易縣八佛窪地方，寺內有「三彩」羅漢巨象八尊，造型優美，神情如真，是宋朝的製作（或雲是唐朝的作品）。1913年渡津司基(F．Perzynski)調查後，宣揚國外，遂全被古玩奸商盧芹齋盜賣給美、英、德、日等國博物館去了。同地還有一件更高大的三彩佛，也被奸商破壞了。

　　唐又有絞胎掛釉陶瓷，出土品有「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物，都是鞏縣窯作品。鞏縣大小黃冶村有「三彩」陶器窯址，出土品有生活用品、兒童玩具、明器土俑，唐寶貴族明器多取給於此，甄官署冶局司其事。張耒謝《黃師是惠碧枕詩》說，「鞏人作瓷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發冷泯丸驚。」可見這類窯器，北宋仍在製造。陝西乾縣懿德太子（李重瀾，682～707年）墓，也有畫龍罩釉的仿絞胎騎士狩獵俑。

　　中原地區唐墓固然埋有陶俑、明器，去國都遙遠的地方，也有這種風氣。如吐魯番唐墓明器也有塗以赤料的灰陶缽、瓶、罐。又有泥塑俑象，騎士俑之類，或支架塗泥，盛裝錦彩。也有盛以餃子糕點的「三彩」陶盤，盂。吉林敦化六頂山渤海墓出土雙弦紋灰陶瓶，胎土細膩，淘練極精，式樣也好。

　　朝廷所用陶器，部是民間供奉的貢品。《新唐書·地理志》載：「河南府河南郡土貢埏埴盎缶。虢州弘農郡土貢瓦硯。江陵郡及隋州漢東郡均貢覆盆。」這些製作必是堅緻精好。

　　唐朝陶燒建築材料，洛陽宮殿遺址有雙鳳方磚，四周有聯珠墳，有寶相花、蓮紋磚，西關發現板瓦長37厘米，寬24～28.5厘米。其上浮雕蓮紋及獸頭，還有帶「匠唐子嵩」等字的。東北農安渤海上京故址出土琉璃瓦、鴟吻以及黃、綠、褐三彩和卷草文綠釉飾件。雲南姚南南詔遺址出土帶印子瓦，有「工匠寬順」印記。巄嶽山南詔遺址，有蓮紋圓瓦和方花磚，邊遠地區的作品和中原相同，在形式上、圖飾上、造法上都是一脈相承。這又說明了在我國廣闊的疆域里，手工業經濟的交流是很廣泛的。

　　唐墓出土「三彩」明器中，又有雞心形或長方形的陶枕。這類製作到了宋朝風行一時，出土的也很多。按《唐書·五行志》；載「韋後妹七姨嫁將軍馮太和，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不正當的）也，更可見唐陶枕形制之多了。

　　五代群雄割據，社會經濟漸不如前。自此以後，墓葬明器日少，所以宋朝人趙彥衡《雲麓漫鈔》說：「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以紙為之，謂之冥器，錢日冥財"。但雄據一方的霸主之墓仍事鋪張，埋葬明器，如南京牛首山南唐李璟、李昪二陵，都埋有陶俑，惟以砂泥製成，質色灰，表面施赤繪，製作已大不如前。其中有文武官吏，伶人、樂伎、侍女、奴役、嬪妃，還有著風帽老人的「蒿里老公」俑，有披巾執盾的鎮殿將軍俑，有冠刻「王」字的男俑。又有十三件人首魚身俑，這是《楚辭·天問篇》王逸注所說的陰帝。南唐二陵又有人首龍身俑三件，這類東西初見於長治唐墓，其後又有出土。宋定陵的儀魚，慶曆七年(1047年)劉宗墓和彭澤也曾發現這類東西。四川宋墓出土的人首鳥身觀風鳥，即從此演變而來。

　　繼「唐三彩」之後，1983年在北京門頭溝龍泉務村永定河西岸遼金窯址內，發現琉璃三彩殘陶瓷不少，有壽昌五年（1099年）款菩薩像，釉色明衡，態度端莊。

　　東北遼金墓也往往發現「唐三彩」一類器物，胎質似粉，表面微帶灰色或紅色，製作與「唐三彩」相同，俗呼「遼三彩」。建平縣張家營子東山後谷中，發現大安六年(1090年)契丹上京臨潢府監鐵副使鄭恪墓，「遼三彩」器較為典型，也很華麗。有菱形碟、水藻紋方碟四件，胎色赤褐，露胎，印紋是水波紋、寶相花及牡丹，做工細緻，上面澆上三色釉子，很象印染的夾纈。

　　宋墓出土陶俑較少。廣漢墓有「三彩」陶俑，其中有綠袍紅面文俑一件，高約二尺，又有馬夫、廚夫，又有伏拜俑，有兩端作女頭狀俑。有犬、馬、灶等，還有漢鏡習見的四神俑，又有陶制粗腿兩隻，其上部一件作牛頭狀，一作圓餅狀，可能是大軀木俑未朽的殘件。江西近郊大石口淳祐十二年(1252年)曾九墓、鄱陽洪子成墓，都有瓷俑，造型優美，情態生動，是饒州所造。似為諸般伎樂「作場」的形象。這是仿唐陶俑而造的瓷俑。

　　遼金兩朝，崇信佛教，葬其先人多用「闍維」火化之法，墓內多不見陶俑。寧夏銀川出土西夏半規瓦當和綠釉陶獸，是西北地區的製作。

　　元朝墓葬也有明器陶俑，焦作出土的雜劇歌舞俑，或吹哨，或鼓掌，頗有風趣。濟南近郊祝店墓有瓷器，有陶俑。陶俑有漢人男俑二，其一左手執杖，右手攜壺，又有色目俑二，又有小俑男女四件，馬二匹，或有鞍，或無鞍。塑像技術水平很高，神情畢肖。西安湖廣義園二墓，出土明器陶俑，質精色黑，馬童、侍女都著蒙古裝，還出土了犬二、牛二、龍羊雞獅各三件和小型碗、勺、茶碗、瓶、罐、倉、灶鍋等明器。戶縣張良寨賀賁、賀仁傑，賀勝（賀勝葬於元泰定二年，即1325年）三墓，出土黑陶俑、明器，有馬，駝、騎士，衛卒等。

　　宋代以後，墓葬中用木質或陶瓷作俑者逐漸減少，代之而興的是紙紮冥器。惟北京近郊發現明墓法華明器一全套，有紫、藍、黑、白、紅、黃等釉彩，凡六十六件，前為儀仗，有騎馬著「黃罩甲」的旗手，有騎馬吹打的樂工，有負冠、印的騎士，有執儀杖的皂隸，有八人抬大轎和二人抬的小轎，也有無人乘騎的「誕馬」。後面是—般侍從、器用以及執掌扇、鏡等侍女。江西南城縣紅湖公社發現了益王朱祐檳(1479～1495年）夫婦合葬墓，出土文物二百餘件，其中陶儀杖等俑一百一十件，質色灰，加彩，分為六排，丹列棺前，有男女樂隊，騎馬樂俑、儀杖俑、轎夫，小吏、男女侍從奴僕等。不僅反映了明朝勞動人民雕塑藝術，也反映了社會生活和統治階級作威作福等情況。

　　清代朝野不用明器而用「燒活」，即以紙或彩綾扎在竹木架上，象形侍從、車馬等形象，葬時焚於墓前。但平民墓多以食物、酒漿盛於陶瓷內，置壙中北端，名為「行糧罐」，或稱「鹹食罐」，「夾罐」。清代乾隆以前滿族仕於遠方者，多以骨灰藏大瓷罐內，運回原籍安葬，有高達三尺者。

　　①原文：「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彖。」

　　②原文：「比者王公百官，竟為厚葬。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困心致敬。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望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唐會要》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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