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資本 BUILDING CAPITAL | 下

建造資本 BUILDING CAPITAL | 下

來自專欄 城鄉結合社

「一旦被發現是一種資本的形式,建築除了去按照資本的邏輯運作不再有任何選擇。在這樣的意義上,最後這裡將不存在任何現代主義或者後現代主義建築,只有簡單的被資本吞併前和吞併後的建築。」

原文發表於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May 2015.

作者:Reinier de Graaf(Director of AMO)

翻譯:王小武

校對:小城和小鄉

Piketty的資本歷史分析與建築發展史之間的共鳴,有時是令人害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現的第一個轉折點(經濟增長率超過了資本回報率)與先鋒學派的出現之間出現了明顯的重合,但是這個共鳴更能微妙地應用在20世紀身上。從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經濟增長超過資本回報率的領先地位開始逐漸減小。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一場不同的政治風暴開始了。保守主義的革命接連席捲了美國和歐洲,強制推進了經濟自由化的議程並大幅削減了政府的開支。政府的公共職能的範圍被穩步縮小,大型的住宅項目變成了過去式。這個時刻基本上同時代表著現代主義建築的功績和無拘無束的信念的終結。在1972年,聖路易斯的Pruitt-Igoe公共住宅區被拆除,這個通常被認為是標誌著現代主義建築的「終結」的重要事件,在更宏觀的角度上,也代表著現代城市的烏托邦圖景的結束。在Pruitt-Igoe的拆除之後,建築學的信心嚴重的動搖了,氣氛也開始變得哀傷起來,建築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不再是平面圖而是書本,沒有了更多的圖景只有沉思。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毫無爭議是全球資本主義系統開始運轉的那一年。在這一年中,最為顯著的建築宣言,竟是查爾斯王子的《大英帝國的願景(A Vision of Britain)》。在這個世紀末的時刻,當年「未來主義宣言」里預言著的摩登時代,以及它世代相傳的支配地位,在一個英國皇家成員書寫的反現代的宣言里諷刺地終止了。

「這也是建築學明確地變得莫名其妙的時刻」

如果60年代和70年代的平等主義氛圍讓現代建築普遍不受歡迎,那麼80和90年代的新自由政策則讓它完全被淘汰掉了。建造城市的主動權越來越多地落在了私人範疇里。建築界中以理論宣言或者是全面的城市圖景為方式的「思想生產」也逐漸停滯了下來。城市建造的精神糧食被改變了。城市裡的大型干預項目——用公共住宅的結構來構建一個不一樣的城市肌理,變得幾乎不可能了。

作為大規模的房產私有化項目的一部分,公共住宅委員會被私有化而且私人住宅開始戲劇化地增長。通過將社會上大量的租戶改變為產權所有者,這個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私有化浪潮也開始儲存它的政治影響。一旦人們擁有了房屋產權,一份抵押貸款會給他們在保持利率和通貨膨脹下的既得利益。他們被套在一個無法逃脫的財務現實里,除了贊成右翼的經濟議程外別無其他選擇。房產擁有者們,則會合理地形成一個即時的保守黨選民區。

然而,從近幾十年看來,中產階級和右翼組成的新聯盟是一場麻煩的婚姻。保守主義的革命主要依靠兩個基礎:財產價值的永遠增長(為了維持對房屋擁有權的渴望)和薪水的調控(為了維持經濟的競爭力量)。這兩者的組合遲早會產生衝突,並且揭露了這個允許人們去「購入」一個類似於浮士德契約的東西的整個系統。由於資產價值的增長快於收入,「家」變得越發難以負擔;因為第一任業主獲得了收益,每一代的買房者都將承受著同樣的折磨。

「建築不再是為了被使用,而是為了被擁有」

Piketty對資本的回報高於勞動所得的觀察,清晰地彰顯了近幾十年以來的房地產敘事。資本在看起來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首次浪潮之後,不可避免地獲得了它自身的動力。房地產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隨著時間的改變,擁有一個居所的基本可能性已經越發惡化,已經嚴重超出了越來越多人的可觸及範圍。

保守主義革命之後,建造的環境,尤其是住宅獲得了一個根本性的新角色。從一個提供庇護所的工具,它變成了一個生產經濟收益的手段。建築不再是為了被使用,而是為了被擁有(為了資產價值隨著時間的預期增長,而不是為了使用價值)。通過普遍的使用「房地產」這個術語,建築師的定義被經濟學家的定義所取代。這也是建築學明確地變得莫名其妙的時刻(至少符合建築師通常解釋建築學的標準)。建築的邏輯不再是主要反映它本來的用途,取而代之的是為提升一個經濟上「普遍的」願望而服務。建築的評價將服從於市場,房屋的「建築風格」不再去傳達一個思想上的而是商業上的選擇:建築是值得任何人為它買單的。

這也是建築和市場變得難以分辨的時候。一個有趣的程序上的反轉:電腦渲染圖高於技術圖紙,公寓的銷售高於結構的設計,圖像高於實質,而且銷售員高於建築師。也許阿爾多·凡·艾克1981年最有名的反對後現代主義建築的長篇演說,本質上不過是絕望或者憤慨的表現,因為不知為何我們的工作被綁架了。

Waterwijk住宅,Ypenburg,海牙,MVRDV作為一個Watervillas,Hedge Island和PatioIsland的規劃師和建築師,包含了不同的郊區建築類型來鼓勵社會多樣性。

確實,如果接受從Piketty的剖析直到全面的結論,我們也許會思考曾經是否真的存在過一個叫做後現代主義建築的東西。也許我們目睹的並不是一個處在雙方論戰的狀態的建築風格,而是從本質上建築作用的徹底改變。如果20世紀70年代之前建築主要被認為是一個(公共)開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建築則主要變成了一個收益方式——並且諷刺的是它只是進一步在降低建造成本上貢獻了壓力。一旦被發現是一種資本的形式,建築除了去按照資本的邏輯運作不再有任何選擇。在這樣的意義上,最後這裡將不存在任何現代主義或者後現代主義建築,只有簡單的被資本吞併前和吞併後的建築。

近幾十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戒律,一個新的現代主義,至少是從美學上而言。但是今天的現代主義建築究竟有多現代呢?現代主義有一個理性的邏輯:在世界範圍內去分享科學與技術的恩賜。而近幾十年表現出來的卻是:現代建築可以輕易的被利用去反對它最初的想法而工作。一旦建築被認定為一種收益的手段,現代建築的「經濟手段」不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而是為了將利益最大化。與理性的製造相同的系統,與工業產品的合併,直角的狂歡和曾經一度為了讓建築可被普通人負擔得起而產生的剋制美學,現在讓建築變得「廉價」。市場在這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一旦現代主義可以隨意地被解讀為一個風格而不是一種思想,它變得相對簡單地將(高)銷售價格和(低)造價分離,並以破紀錄的利潤作為結果。

諷刺的是,這個發展同時影響著富人和窮人。隨著銷售價值超過了現有程度的建造成本,質量不再存在於產品之中,而在於銷售之中潛在的收益。物質上奢華的概念被一張紙的價值所取代了。無論如何,紙上的價值都不能體現產品真實材料的價值。房產的價格是由面積和地理位置的結合決定的。除非重大的技術錯誤浮出水面,材料或者是技術上的建築質量幾乎不起作用。只要這樣的推銷還在持續,這種「投資」就是安全的。

「千禧年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就好像上個世紀從未發生過。同樣的建築曾經在基石里體現著社會流動性,現在卻幫助妨礙它的存在。」

一則奇聞異事:今年,在倫敦市區內最富有的某個區域,一個高級住宅區項目完成了。這個項目由50套奢華的公寓組成。依據倫敦市規劃政策的法律要求,為了完成一定比例的經濟適用房的義務,開發商最終在離此項目還有一定距離的,一個更貧窮的街區里的其他基地上完成了指標。這個項目瞄準了外國人市場,這些人經常以全額結算而不需要抵款貸款而為人所熟知。這樣房子可以賣的更快。這個項目里最便宜的公寓價格是一千一百萬英鎊。(最貴的公寓的價格還是買家和開發商之間的保密信息,由一項保密條款來擔保。)銷售手冊上則說這是「在公園裡一個特殊的地方生活,里外都被現代建築環繞」。為了數量不小的潛在業主(也許是俄羅斯土豪),公園裡的現代建築的概念也許會勾起他們因體制的崩潰而資助了其個人財富的回憶。有謠言說建築師曾考慮使用防水紙板作為立面材料,引出這個最精明的諷刺: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花破紀錄的價格去買一個紙盒子。然而這個項目的甲方,一個開發商行業的老手,對這個諷刺表示並不擔心,並允許了項目的進行,雖然是在立面材料上進行一個「輕微地修改」的條件下。

儘管這個項目有著的「貧窮的美感」,它已經嚴重超支。巧合的是,在測量師發布了他的報告(要求大幅削減預算)的同一天,房地產中介也公布了他們的潛在買家名單:一幫有趣的超級富有的美國人(不過用的是荷蘭人的姓);俄羅斯的寡頭億萬富翁和阿拉伯石油大亨。他們財富加起來大約是英國整體經濟體量的兩倍。其中「最貧窮」的潛在買家的資產大約剛剛超過20億英鎊,大概是這個項目的建造成本的50倍。為了保證「財務上的需要」,這個項目的預算後來又被削減了百分之四十。

海德公園一號,由RogersStirk Harbour + Partners設計,Knightsbridge,倫敦——一個有86套奢侈公寓的地產,「世界上最獨特的地理位置」。一居室公寓需要花費9百萬英鎊。在2013年,只有19套房屋被登記為第一套住宅;26套被登記為第二套房產,意味著業主可以享有百分之五十的財產稅減免;16套是無人居住的;剩下的則是被「公司」佔有。

這個奇聞異事,以及其所有的悲喜劇的元素,都表明了一個過熱的倫敦中心房地產市場的癥狀,這裡被天文數字般富有的業主以更多破紀錄的價格買下,但是依然不能阻止其建造成本的下行壓力。

同時,因為住宅區的價格的上行趨勢是由外國人市場創造的,它在影響範圍的另一端頭有一個可預見的後果,那就是中等收入群體只能被迫住在離市中心更為遙遠的地方。護士,教師,警察,消防隊員還有其他專業的中等收入者不再有資格在倫敦市區內甚至是最經濟的房產獲得抵押貸款。最近,倫敦中心城區的房地產的火熱銷售,按照原意是為了擴大經濟適用房的庫存,可是這對於緩和現在的形勢鮮有成效。在第一代住戶被邀請接受一定的補帖來購買他們的公租屋之後,第二輪的銷售便很快的適應了市場的價格,這逐漸地使這些公寓對於其最初針對的收入群體來說變得難以承擔。即便是一個具有善意的建築,隨著它所有對於二十世紀進步的現代主義的正確引用,仍然不可能不變成一個為了推動價值與質量之間的無限擴大的差距的附庸:一個最終連最開心的少數人都會覺得被欺騙的惡性循環。

「建築的評價將服從於市場,房屋的『建築風格』不再去傳達一個思想上的而是商業上的選擇」

Trellick塔樓,一個在North Kensington的三十一層包含217套公寓的建築,在1972年完工而且因為它有一個悠長的反社會行為和犯罪的名聲,建築師們都非常熟悉。隨著80年代中期推行公租房的「可購買權」,其中的許多公寓被租戶買了下來。一個新的業主委員會成立了,而且執行了幾項安全提升措施,包括僱傭一個看門人。它出現在1998年的二級歷史建築名單里,因此導致了房產價格的猛升,而且塔樓裡面的公寓被認為是炙手可熱的房產。儘管建築內部有一些嚴重的技術問題,塔樓內的房產依然以250,000英鎊一套小型一居室公寓到480,000英鎊的一套精裝修三居室的價格賣出。然而2014年對於英國平均年收入在32,188英鎊的人來說,最大可獲得的抵押貸款是152,000英鎊。

粗野主義建築TrellickTower (1972) ,由Ern? Goldfinger設計,在North Kensington被構想為提供給倫敦工薪階層的公租房,不過現在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研究案例。其中的許多公寓現在是被私人擁有的。

倫敦中心區並不是這個效應所影響到的唯一地區。Park Hill Estate[8] ,在北約克郡的謝菲爾德,一個1957年完工的公租屋,在1970年代開始衰退。在1998年這個房屋被提名在二級歷史建築名單里,並伴隨著其英國歷史遺產的身份,以及與一個私人開發商合作,它開啟了一個翻修計劃,來將這些公寓變成高檔的住宅和辦公室。(這項翻新計劃是2013年RIBA斯特林獎的六個提名項目之一。)根據謝菲爾德市自己的網站來看,這個城市有著「英國核心城市中最低的平均年收入」,大約是24,000英鎊,不過卻可以有著大約115,000英鎊的抵押貸款。在英國之外,勒·柯布西耶的馬賽公寓,最初單元在現在的價格是:151,000歐元(31平米的一居室);350,000歐元(三居室公寓)和418,000歐元(四居室公寓)。法國的年平均工資是30,300歐元,最高的抵押貸款額只有區區120,000歐元。曾今的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住宅,現在看來變成了21世紀享有特權的條件。

20世紀教會我們烏托邦式的思考有著不確定的後果,但是,如果歷史的教訓是可以辯證的,那麼接下來是什麼呢?21世紀是否標誌著烏托邦的缺失?如果是這樣,那麼這裡的危機又是什麼?Piketty對20世紀的描述印證了「短暫的20世紀」 [9] 的概念:這歷史性的時刻被記錄為全球兩種意識形態的競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東歐共產主義的完結;在薩拉熱窩爆發,在柏林結束。如果我們相信Piketty,我們很有可能正在回到一種資本主義的祖傳形式。隨著這個,現代主義建築的社會使命——為所有人提供一個體面的居住條件而努力——看來是一個過去的事情了。建築現在是一個資本的工具,與一個和昔日的努力對立的意識形態的目標同流合污。

千禧年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就好像上個世紀從未發生過。同樣的建築曾經在基石里體現著社會流動性,現在卻幫助妨礙它的存在。儘管有著不斷升高的貧困率和無家可歸的人,大型的社會住宅項目卻因為一個更大的決心而拆除掉了。也許Piketty的理論中,20世紀最後的不作為,在有秩序的移除掉它的物質基礎中找到了堅實的證據。(完)

注釋:

[8].Jack Lynn 和Ivor Smith設計

[9].短暫的20世紀,最初由Iván Berend提出(匈牙利科學院),然後由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作者Eric Hobsbawm定義,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東歐共產主義垮台之間的這一段時期。

作者簡介:Reinier de Graaf 是OMA大都會建築事務所的合伙人,他在1996年加入OMA,2002年被任命為OMA的研究機構AMO的主要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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