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Part IV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 Part IV

Harvey J. Kaye

前文所說的第三篇文章是工作於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約翰遜所寫的《文化和歷史學家們》。約翰遜的文章是作為一個更大的項目的一部分而被寫就的，而這個大項目正試圖探討英國歷史學寫作與社會理論、政治學以及「群眾記憶」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牽涉到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形成的批判衡量。極為重要的是，這個項目在其開展的大部分時間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導視角都是來自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本書的某些地方也會提到阿爾都塞，尤其是在關於多布和湯普森的作品的章節里）。

在《文化和歷史學家們》中，約翰遜事實上在根據他眼中的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來檢視了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作品，這種「感覺結構」發端於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英國社會主義歷史和社會研究，並延伸到了七十年代。（以「社會主義」的名目，約翰遜把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研究都涵蓋了進來）。他認為，在後1956時期，英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學家和作家們增進了對文化關係和實踐的聚焦和強調（出於一些歷史的具體原因，如1956年的事件本身，以及假定中英國勞動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和工人貴族化）。他申明這代表了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例如，離開純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關係分析——以及在勞工歷史編纂學——例如，離開純粹的機構性研究——中發生的一個遷移。同時，他指出，「文化」（作為一種概念）在包含「社會性」和「大眾性」的時候，才能被拓寬，或者用更好的詞說是被修訂，而僅僅包含「文藝性」和「精英性」則相反。

約翰遜在他的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的感覺結構里包含了希爾頓（約翰遜認為他僅僅部分包含在這個感覺結構中）、希爾、霍布斯鮑姆，薩維爾和湯普森。他也在其中包含了一些其他學者，如艾薩·布里格斯，因其編輯作品《Chartist Studies》；理查德·霍加特，因其《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因其《文化與社會》；還有美國歷史學家歐仁·熱諾維斯，因其《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其後來的作品。

約翰遜的文章以及他的同事完成的相關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引起了人們對後1956時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術和社會主義話語，以及對與之相關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更廣闊層面上的關注。這尤其重要，因為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實際上參與進了早期新左派的形成，通過某種組織如核裁軍運動（CND），他們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至少在當時不是，比如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著特殊的知識分子關係的雷蒙德·威廉斯）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作家站在了一起。如果說你認為約翰遜及其同事僅僅是在堅持，這個時期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需要被放在早期英國新左派的歷史背景中來考慮，從而改變那種僅強調他們的歷史研究的討論狀態，那就是理解出了偏差了。無論如何，他們討論的東西早已超出這個界限。他們認為，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在這段時期的作品與前1956的問題型尤其是與莫里斯·多布的問題型發生了斷裂。他們覺得在1956年之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自己發展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而這種方法被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或「文化主義」，這代表了他們同莫里斯·多布在其歷史學研究作品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中展現的「結構主義」（譯者註：不同於後來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這裡講的是多布的經濟-政治結構分析）與「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斷裂。

約翰遜談道，文化主義的發展看起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假設——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對「主導部門」和「生產方式」的概念的拒絕，或者至少是迴避。根據約翰遜及其同事所說，這要歸功於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為克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對階級的聚焦，如階級意識被作為階級的「還原形式」而被理解。實際上，之後，他們辯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許多馬克思思想的中心原則發生了決裂，儘管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可能呈現出一種歷史編纂學傳統，但他們卻未能展現出一種理論傳統。如果要說他們建構了什麼傳統，那麼也只能是要麼「文化主義」，要麼「經濟主義」。

約翰遜及其同事堅持道，在文化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寶貴的時代精神已經遺失了，有必要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重建一種結構主義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學的關懷，而這種關懷由馬克思和多布所代表。不過他們也提示到，這種重建不能靠重新回到多布的「理論」來達成，因為他太「經濟學主義」了。相反，他們提倡在「人道主義」和「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阿爾都塞及其支持者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建立對話。除此之外，他們似乎十分自信地認為結構主義者為這場假想中的理論對話能做出的貢獻要大於歷史學家們，因為對文化主義來說，它被認為存在著迴避理論與「抽象」而偏好「經驗主義」與「活生生的體驗」的大問題。

這種關於斷裂的主張並不是總能讓人信服。比如，約翰遜在期刊《History Workshop》里投稿了一篇名為《湯普森、熱諾維斯以及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歷史》的文章，挑唆引發了一場熾熱的理論交流互換。在論文里，約翰遜檢視了兩位「文化主義者」的歷史學作品，並找出許多支持多布與年輕一代歷史學家之間有著斷裂的觀點的證據。令人好奇的是，參與這場理論互換與爭辯的人物及其貢獻表明，對存在斷裂的假設並不局限在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之間。西蒙·克拉克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也對結構主義做出了自己的回應，他也承認斷裂的假說，但他拒絕約翰遜對斷裂的衡量。也就是說，克拉克同意約翰遜，認為希爾頓及其他人都在發展文化主義的路途中與多布的經濟學主義發生了斷裂；但與將此歸咎於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們的約翰遜相反，克拉克為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做辯護——儘管他順便提了一句，那些歷史學家有點做過頭了！還有另一份批評，基斯·特萊布辯稱（他的文章投稿在《History Workshop》以外）道，實際上，從多布到湯普森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被這樣一種統一性所塑形—— 「他們的傑出理解與他們所研究的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統一性。

我自己的立場則是——既反對約翰遜的，也反對克拉克和特萊布的——在多布與希爾頓及其同、後輩之間的關係即不能用經濟學主義與文化主義之間斷裂來形容，也不能用一種對經濟關係的理解的統一性來塑形。與他們相反，我將在後面的文本章節里具體展開我的這樣一個論點——儘管從多布的作品到其年輕一代的同僚們的作品，其強調的重點發生了改變，但這更是個改變，而不是斷裂。此外，統一性也並不在於他們對經濟關係的理解而是他們全體都有著對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關懷。因此，如果我們必須把這個關於階級決定的理論稱作什麼的話，我們既不能用經濟學馬克思主義也不能用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來形容，而應該稱之為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是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其關懷重點，始終在階級鬥爭的歷史形式和歷史決定上沒有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