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防災減災教育如何開展？

文 /? 南都觀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後，在與北川縣相鄰的安縣，桑棗中學全校2200多名學生、上百名老師在1分36秒的時間裡從不同教學樓的不同教室中衝到操場，並以班級為組織站好，無一傷亡。?

從2005年開始，該校校長葉志平每學期都要在全校組織一次緊急疏散演習，從每個班的疏散路線、樓梯的使用、不同樓層學生的撤離速度，到操場上的站立位置等，都事先固定好，以求快而不亂，井然有序。

同在龍門山斷裂帶上的彭州白鹿九年制學校，學生們從教學樓中陸續逃到操場，郭強主任拿著喊話器在操場四周奔跑：「不要靠近大樹，注意老樹丫斷裂，不要靠近建築物，往足球場中央聚！各班班主任馬上上報學校人數清單！……」?

就在學生們疏散集合的過程中，地震前一年剛剛落成的小學部教學樓被強震整體提升了兩米多，?破裂的地面上抬起一面兩米多高的斜坡。??

▲ 地震時白鹿九年制學校被整體抬高的小學部（左側建築）。 ? 南方網

據新華網，早在地震十年前，任校領導後的葉志平發現桑棗中學的一棟教學樓樓板縫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紙袋，便找正規建築公司重新在樓板縫中灌注了混凝土。1999年，他又將教學樓的22根承重柱子從37厘米的直徑加粗至50厘米，「這棟實驗教學樓，建築時才花了17萬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萬元」。地震前一年，白鹿九年制學校的初中部也剛經過一次加固維修。?

四川省教育廳廳長塗文濤在震後第9天的一個內部會議上通報稱，?四川省教育系統共死亡6581人，其中學生死亡6376人；並有1274人失蹤，1107人被埋。次年五月，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塗文濤說，?經過學校和教育部門核對，地震中四川省遇難和失蹤的學生共計5335名，這一數字的源自遇難學生家庭申請國家撫慰金和社會救助金的人數統計的，「是負責的、可信的」。

《21世紀經濟報道》曾引述從四川省建設廳獲得的數字，稱重災區學校倒塌面積近200萬平方米。?互聯網上一份「汶川大地震中倒塌學校列表」?則顯示，汶川地震期間教學樓發生倒塌的學校（以校區為單位，同一學校的兩個校區計數為「2」）至少45所。?

???▲ 汶川地震中都江堰一棟倒塌的教學樓（中），其右側是一棟賓館樓，左側是一所幼兒園。 ? DU BIN

四川省教育廳在對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調查和評估後，將倒塌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地震超過了預計強度，學校校舍抗震難以抵禦如此強烈的地震。二、災情發生在上課期間，集體傷亡人數比較多。三、學生上課時集中在教室，樓面負荷大，疏散時又集中在樓梯間，這些走廊、樓梯相對來說是建築比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損害。四、四川省倒塌的相當多的校舍建築時間比較長，校舍陳舊落後，這也是導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五、學校的建築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著設計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防災減災」的這十年

地理位置、建築設計及質量、撤離方案、日常演習、自救互救……有太多環節和因素影響著自然災害對生命的威脅。完整的災難救援及其預防體系應該包括防災減災、災後緊急應對和災後社區重建。首當其衝的「防災減災」即需要在平時倡導民眾居安思危，預防災難，當災難來臨的時候，通過自救和互救減低危害。?

汶川地震後，國務院批准設立每年的5月12日為防災減災日，並在2009年5月發布了首個關於防災減災工作的白皮書《中國的減災行動》，列出了減災戰略目標和任務、法制和體制機制建設等方向。家庭內部、教育系統、社會組織等越來越關注防災減災。

9年後，中國扶貧基金會發佈於2017年5月的《中國小學生減災教育現狀基礎調研報告》顯示，雖然有90%的人認為有必要學習減災教育知識，但76%的被調查家長在平時都不會主動學習減災知識，過分依賴學校里的安全教育。

同時，學校雖然承擔著巨大的安全教育責任，但是資源支持少，困難重重，教育形式依然以班會為主，多是班主任耳提面命的安全提示，缺乏適合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校園減災教育內容貧乏，有76%的老師依賴於網路搜索，對學生開展減災教育的內容需要自己去研究拼湊。?

?▲ 學校安全教育的資料來源以「自己上網搜索、收集」為主。 ? 中國扶貧基金會

2008年，劉國強以志願者的身份從北京前往災區，他發現，地震中死了很多孩子，他們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也似乎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為什麼平時不告訴他們如何認識地震，如何進行地震逃生，假如再有地震，他們能從容逃生，哪怕多逃出去一個孩子也好啊。」

隨後，劉國強加入當時還只是志願者組織的「平安星」，開始借各種機會普及地震逃生知識。2013年8月，「平安星」通過民政局的審核正式註冊，在這之前便已經出版了《科學地震逃生》，參與蘆山地震民間志願者能力培訓、減災防災教育公益項目等。

到2015年，劉國強還在期待能夠更多的專家重視防災減災的技術和教育。在一次公益組織論壇上，劉國強表示，更適合民間高效參與的未必是救災，而是災前的工作。到雅安地震時，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這一點，基金會和政府也願意支持，但有專業能力的機構非常少。

「能做防災減災的專業機構非常少，兩三年前屈指可數。現在機構多了起來。但是我們在思考，現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效嗎，真的有科學性嗎?……一些民間組織正在做防災減災的項目，我們得不到在技術上的支持。」

「防災減災」的經驗如何傳遞？

「災後社區重建行動學習網路」（以下簡稱「學習網路」）啟動於2014年底，由南都公益基金會、福建省正榮公益基金會、壹基金聯合資助，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執行，旨在形成本土的行動學習網路，聯合災後社區服務的一線行動者，分享、梳理、研習過往災後服務中的本土經驗，提升中國本土災害社會服務水平，形成更多研究成果。

「學習網路」內凝聚了三十餘名公益一線的從業者，並由中山大學、四川農業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的教授和老師作為協作者，開展分組培訓，指導並批改網路成員的「生命故事」和實踐案例，藉此總結、提煉來自一線的經驗和教訓。目前已經出版了「災害啟示錄」系列叢書中的三本。?

?▲ 「災害啟示錄」叢書中已出版的三本包括《現場：生命激蕩的2008》《凝視：生命與公益交融之旅》《堅守：從「映秀母親」到「山裡碼頭客棧」》。 ? 南都公益基金會

今年4月底，以「學習網路」為主體的「紀念5·12十周年：銘記 同行 重生」研討會在北川舉行，會後，與會的南都公益基金會在會議觀察中寫道，「救災網路的資助結構平平無奇——基金會資助執行機構運作網路，通過線上線下方式開展業務，而真正有創意且發揮作用的是『協作者』。」

協作者的能量在研討會中即被充分體現出來，「學習網路」的成員們在各自的分享中頻頻提及陳濤、古學斌、張和清、齊華棟等老師的幫助。幫助來自於方方面面，這些學者們從外界鏈接進來各種社會資源，災區的社區網路在逐漸恢復的過程中也發現了各自所擅長的生計，民族刺繡、民宿客棧、經濟作物……生產出的物品又被鏈接到不同的市場，有成功也有失敗。

經驗則被保留了下來。《堅守：從「映秀母親」到「山裡碼頭客棧」》一書中，古學斌、張和清等人完整地記錄了震後汶川地區婦女們的「重建經過」，傷痛、希望、誤解、互助、合作、爭執……這些經歷為後來的災後社會工作介入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在研討會現場，來自四川農業大學的協作者齊華棟還在催成員們「交作業」，叢書內還有未出版的書目，「學習網路」成員們負責的很多案例還依然散布各處，需要經過系統的提煉和總結。

有一線從業者的經驗，有來自高校的協作者的技術支持，有社會各界匯聚而來的資源，從汶川到玉樹、雅安、魯甸、茂縣、九寨溝……「學習網路」逐漸積累起防災減災和救災經驗，在新的自然災害發生時，也會有人帶著這些經驗前往災區，傳授給當地的社會組織和志願者隊伍。

2017年6月24日，茂縣疊溪鎮新磨村突發山體高位垮塌事故，62戶120餘人被掩埋。災後，「授漁公益」發起「韌性的校園韌性的家」災後重建項目，以兒童為中心，在茂縣10所學校開展減防災教育，通過培訓老師，再以參與式的教學和演練影響學生，「為茂縣的兒童、社區居民、在地組織工作人員賦權增能，和他們一同建設韌性的校園，韌性的家園」。

要去鏈接更多的社會資源

「韌性的校園韌性的家」項目督導鍾平博士來自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院，回顧這一項目，她發現預算嚴重不足勢必影響項目的執行效果，需要鏈接更多的資源。

「在災害管理的整個閉環中，每一次災後重建，同時也是下一次災害的減災防災備災的階段，雖然我們一直在說重建，但在減防災的這一塊，我感覺還是不夠的。」

早期，除一家資助單位外，整個項目只有一個執行方和兩個支持單位，經過負責人董明珠的「四處化緣」，「資助單位、主辦單位、主管單位、支持單位就有了一大堆了。這些單位還不是簡單的掛名，而是提供的真真實實的支持在裡邊」。當地教育系統派出充足的教師全程對接具體工作，高校為整個工作開展評估，還孵化出了當地的志願者隊伍。

在一次演習過程中，專業執行應急救援任務的志願者隊伍「公羊隊」也參與了其中。那一次有高空速降營救傷員的安排，在後來多家媒體的轉載中，高空速降的照片多次被作為亮點放在照片的最靠前的位置，鍾平後來反思說，「這可能就沖淡了演練想要強調的『自救互救』的重要性」。

演習中，有一幅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畫的「風險資源圖」，其中包括了災難可能發生的區域、潛在的風險，以及圖示區域內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包括應急避難場所，廣播中心，醫務室，消防栓等）。鍾平說，在減防災的教育中，「風險資源圖」基礎得就像大米飯一樣，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當時到現場觀摩的一位資方是一家外企的區域負責人，他見到這個圖後覺得非常驚喜，並表示「要把這個東西引入到上海的學校去，城市學校的孩子都沒有這些」。?

?▲ 2017年12月，茂縣八一中學的學生們展示自己繪製的「風險資源圖」。 ? 授漁公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鏈接各方的資源，不同的單位、不同的平台進入到我們的項目，他們不只是補充了資金或者物質，其實他們也有自己的網路、夥伴、平台。所以我們也希望通過他們的渠道，更多地推廣它（防災減災）的概念，去了解我們服務的這些兒童到底可以收穫什麼，去做公眾倡導，去提升所有人的減防災的意識。」

項目執行方「授漁公益」的董明珠來自洛陽，汶川地震發生後，因為有戶外救援的經驗和護士資格證，她被批准加入河南戶外救援隊，於5月15日到達成都，隨後一路奔赴災區，到達北川，參與救援、採集地形數據等志願工作。後來便幾乎一直在災區，2011年，她和夥伴一起成立了「成都授漁公益發展中心」，重點在協助夥伴參與人道主義救援、飲水安全、災後兒童心理陪伴等方面開展工作。

在培訓老師如何指導學生繪製「風險資源圖」的時候，董明珠發現減防災教育和教學任務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有衝突，有的老師教學任務比較重，參與度就會低一些。有領導看見「風險資源圖」的預防意義和效果，說以後每個月都要畫一次，「我們趕緊說這樣的話教學任務太大了，每學期一次就可以了」。

開放的參與式教學還帶來了「意外的收穫」，孩子們在校園風險資源圖裡畫上了打架的地點，作為一個風險點，董明珠說，「老師們一看，說他們從來不知道有這麼個打架的地方，就在學校後邊的一個小樹林裡邊，還有學校的門口、男生宿舍、食堂、籃球場。學生們自己暴露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