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社會》與中產焦慮

來自專欄 有趣的社會學讀物

關於中產焦慮的討論似乎不知不覺間成為許多公眾號偏愛的話題。這一話題一方面的確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某些群體的精神狀態，但另一方面，因為情緒本身與消費行為潛在的驅動關係，對焦慮感的強調本身也可能是商家「販賣焦慮」的一部分。但其實，焦慮不是中產才有的，而中產焦慮也不是中國才有的。最近讀的這本德國社會學家Heinz Bude的《society of fear》，似乎也對我們在中國語境中討論這一議題有所啟發。

Bude討論的是恐懼，但在他看來，恐懼是一種面對不確定性的無助感。雖然在本書的討論中，Bude將恐懼視為理解當代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但是他也認為焦慮本身也是構成時代恐懼的一個重要情感底色。甚至當我讀完書中對不同階層恐懼體驗的具體描述時，似乎感覺那說的就是我們平時談論的焦慮感。

在Bude看來，恐懼是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這種情緒是沒有社會邊界的，從底層到中產到上層，從成人到兒童，恐懼影響著每個人。當然，因為不同階層各自所遭遇的不確定性不同，其具體所體驗到的恐懼感也有差別。但是總體而言，時代的變化，特別是全球化的進程，產業結構的變遷，以及主要西方國家福利體系的變革，將所有個體置入到巨大的時代洪流之中：個體原先適應的生活節奏正走向沒落，過去的經驗不再適用，沒人告訴你以後會怎麼樣的情況下，大家似乎真的有理由感到恐懼。

Bude論述的是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社會結構的固化是當下西方年輕人恐懼的一個主要背景。在西方青年看來，完成階層流動不是不可能，實在是太難了。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給年輕人帶來一種感覺：人生有太多犯錯的可能了，任何一次錯誤都可以堵死階層流動的機會。按照Bude的原話：「你可能上了不好的小學，不好的中學，甚至不好的大學，選錯了專業，不該出國的時候出了國，結交了錯誤的朋友，甚至選錯了結婚對象，或者選錯了居住地點。所有選擇的過程都意味著你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你最好選對了，選錯了就只能被拋棄。選擇的過程永無止境，...，個人的命運越來越成為所做的那些成功或者失敗選擇的結果。」這一來自西方語境的描述似乎在中國人聽起來相比也有點扎心: 擇校問題愁死萬千父母，「三百六十行行行轉碼農"，相親對象有沒有本地戶口和車房，逃離北上廣遭遇回不去的家鄉。這些觸動中國青年的話題，不也透露出一種一旦選錯或嫁錯這輩子都搭裡面的恐懼么。當然，選擇決定命運似乎是世界的常態。但是在今天，這種常態在本書看來其實發生了變化：「社會整合形式從許諾成功變成了威脅你要被淘汰。我們不是被因為一個正面的激勵而奮發圖強，而是被在消極後果的威脅中拚命掙扎。」

考慮到這種恐懼的時代特徵，本書把過去時代的恐懼拿出來做了比較。Bude認為美國大蕭條期間人們也生活在不確定感之中。但那個時代，羅斯福有意識地去疏解了這種社會恐懼。羅斯福的名言」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就是直面了不確定帶來的負面社會情緒。在國家層面解決直面社會中的不穩定感是政治家可以打的一張民意牌。在本書看來，二十世紀後半頁西方福利國家體系的發展就是這一政治策略的直接呈現。用國家財政進行社會支持，創辦福利體系，消除人民對於疾病、失業、養老、貧窮等問題的恐懼，讓個體毫無後顧之憂的實現個人願望。用福利體系來增加群眾的安全感，自然可以克服社會恐懼。Bude認為，先不論這些政策的目的最終能不能真的克服貧困問題，解決社會排斥，但其起碼給國民一種情感慰藉：他們沒有被拋棄，更不需要完全靠那綿薄的個人之力去對抗時代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也知道福利國家的原則有很多弊病，比如對增加財政負擔，考慮到國情差別之大，強推某種福利體系也會變成開空頭支票。所以討論福利國家也要看時代背景，根據Bude的分析，福利國家的政策在20世紀的背景下，是與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轉型相關的。這種現代化之路呈現了一種社會期待：個人通過奮鬥可以在社會中立足，命運不是被出身所決定。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機會感對於大多數人可能更為重要。但今天的社會成員可能沒有這麼多的期待了，大家不但更相信階級再生產這一套說法，也不再指望國家可以頒布某種政策來支持被拋棄的個體。福利國家理念不再流行，而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要通過自我提高來實現幸福，在西方圖書市場self-help類書籍的暢銷其實就映照了中國當下雞湯類、成功學乃至知識付費產品的熱賣。國家既然不是救世主，個體一不留神就要被時代拋棄，只能通過市場手段給自己打打雞血充充電，不然似乎人生就沒有希望了。

但是這種無望的人生真的能靠自我提高逆轉么？換句話說，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是靠個體能夠克服的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按照本書的論述，產業結構調整、全球化等宏觀變化在個體生命中製造出不同的不穩定情景。Bude在書中談論了不同社會群體所遭遇的恐慌情緒，因為中產焦慮是我們熟知的熱點，我們這裡著重談一下中產階級所遭遇的」地位恐慌「（the status panic of the middle class）。在Bude看來，恐懼這種情緒，常常折磨著那些『有所輸』的人。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有了社會地位和資本，才擔心會失去。中產的地位恐慌就是一種因為有所失去才擔心失去的狀態。其實恐懼這種心理很有意思，可以說的是人類的原始情緒之一，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會對未知有所恐懼，但是這種恐懼會包含一種對未知的探索。兒童恐懼更接近於無產者的恐懼，因為沒有什麼是他們所擁有的，他們真的是在某種絕境中摸索。但是中產的地位恐慌不一樣，中產的恐懼本身其實會有一種莫名的自責感。而這種自責感其實並不一定有具體的對象。所以很多人認為中產的焦慮本身是一種矯情的體現。但在Bude看來，這背後的真相其實更糟糕：這是一種沒有具體目標的恐懼感。是一種基於焦慮的可為性（anxious possibility of being able）產生的恐懼感，所以這種恐懼是一種對自我的恐懼。在我理解來看，中產或許有這個心態，如果我去買了那個課，我可能就會提高，如果我咬咬牙早買了那個房，可能今天就在北上廣深扎了根；如果我多掙點錢讓家裡小孩上了那個私校，可能以後孩子就不會被甩下來。在中產恐懼中，這種個人能力似乎可為，但實際可能沒有為的矛盾，就是所謂的」焦慮的可為性「。這種焦慮感其實就是把「選擇決定命運」的邏輯情緒化了。

這種看似糾結的體驗核心在於作為中產成員的個體，看上去能夠通過個體的某種能動性（付費學知識、開天眼買房子、節衣縮食擇好校）逆轉未來，卻恰恰忽略個體能力在很多情況下其實是不可為的。Bude談到了中產恐懼的結構性特徵，基於德國的經驗，首先談就是中產這個概念的問題。其實中產階層是一個很泛化的概念，當下的中產世界成為恐懼世界的一個原因就是這一階層與傳統的階級不一樣（工人、農民、貴族等）。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個體的命運其實和大多數處於相同階級成員的差不多。你是個地主，說打倒地主就都打倒了。作為工廠工人，大家一起也就都罷工了。作為農民，無論是被剝削還是翻身做主人都是階層命運。換句話說，個體其實是不會因為學習了付費知識就逆轉自己的階級命運的。但二戰後興起的中產階層似乎是變成了西方社會一個文明化舒適區，大量不屬於工農地主階層的白領、服務業人群、技術人員、工程師、公務員、知識勞動者被裝進了這樣一個範疇。中產一轉眼成為西方社會的「大多數」。但這個大多數並不意味大家都過著相同的生活，新技術帶來新的職業都可以歸入這一層級。一方面，我們樂觀的認為中間階層不斷壯大，社會充滿活力，越發穩定，但另一方面，這種壯大本身其實就意味著這一階層本身是有不可逆轉的分化趨勢。

這種結構上的分化一方面來自自於產業的更替，傳統工業衰落，網路經濟興起。過去構成中產的實體經濟的白領或者中底層管理者目前需要承受整個行業沒落所帶來的危機。但另一方面，新興行業的從業者可能會得益於行業紅利，覺得自身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

除了工業本身的興衰對中產成員的影響，自由職業者也成為西方社會中產分化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一般教育背景都不錯，但是想找一個符合自己職業興趣的全職工作並不是很容易。所以靠兼職來謀求生計和興趣的平衡，比如大學兼職講師，自由藝術家，翻譯等。得益於西方福利政策和最低時薪保證，這群人的收入雖然不高，但絕對算不上底層，他們恐懼的是自己的價值被低估，或者說價值得不到呈現。這群人的焦慮感展現了西方社會一個特點，那就是大部分學位和證書其實沒有辦法保證你獲得一個穩定的工作。即便出生在西方傳統中產階級，也接受了大學甚至研究生的教育，還是會有階層下滑的風險，而且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失敗者」正在出現。中國高校在2000年後的擴招似乎埋下了「educational losers」大批出現的苗頭。

當然，正如有人批評的是，有向上流動自然就有向下流動，沒人保證中產階級子女永遠是中產啊，這種恐懼不是矯情還是什麼？但在本書看來，這一恐懼其實是源於方向感的迷失。而這種方向感本應該是存在於社區歸屬和自我奮鬥之間的鏈接點上獲得的的。而這種鏈接在當下的中產世界是斷裂的。斷裂的原因還是因為中產階級本身的分化性太強，不具備其他階層的凝聚力。Bude舉了一個例子。如果列車司機想要讓自己的工資水平和飛機駕駛員一樣，而不是和列車的售票員調度員看齊。這種跨行業的比較使得中產沒有工人群體的階級認同和群體動員能力。按理說，列車司機，列車售票員，調度員共處於同一套公司規章及企業文化，存在聯合的可能。但是列車司機要求漲工資，列車公司在不割讓資本家的利益和不增加總體營收的情況下，漲了司機的工資就要削減其他崗位的待遇。中產本身的分化性也決定了最終其利益訴求也是分化和矛盾的。（這個在我國一線城市戶籍入學的問題上就有極大的體現，資源就這麼多，內部爭去吧）。這種分化就註定了這一群體不會以聯合的形式來共同為地位恐慌尋找出路，而是不得不作為一個一個分散的個體各自焦慮。沒有任何原則可以用來指引這一階層如何平衡彼此的矛盾和利益，聯合起來解決問題。所以說，中產階層在本質上註定了要在孤立的狀態下應對不確定的未來。

對於西方中產來說，他們可能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經歷著一種地位正在被威脅的感受。一般來說，中產階層不太會認為中產階層的整體體量是在縮小的。但事實在於，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在創造第三世界國家中產群體的同時，也帶走了一二世界的中產就業機會。所以全世界的中產數目也許沒少，但西方人所在國家中產的體量可能是在逐步減少，這種情況在勞務和技術外包流行的當代經濟文化中日益常見。按照Bude的話，如今個體暴露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傳統的行業經驗要在世界範圍中經歷競爭和考驗。德國的工程師還因為享有某種世界性的威望，壓力不算太大。但其他行業呢？試想中國和印度的軟體人才對西方原有技術團隊會造成多大的壓力。這正如東南亞的低人力成本也對我國的製造業有威脅一樣。理論上來講，中國理應目前應該是處於一個中產壯大的時期，早幾年繁榮的出口貿易和加工業在解決工人就業的同時自然也會增加一定數量的中產（實體經濟如今的蕭條是否造成一部分中產的跌落呢？），而互聯網經濟更是製造出大量的中產乃至財富新貴。在一個本該處於中產發展期的中國社會，目前感受到的中產焦慮，很大程度是也是因為被房價的飆升催化的。房價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加速了中國中產的內部分化，早上車也許催生了向上的階層流動，晚上車也許馬上掉出了中產，房價增長的迅速是這個時代中國中產面對的最根本的不確定性。這可能能夠回答為什麼很多碼農雖處行業風口但依舊焦慮漫漫，因為行業本身的紅利被學區房直接拿走了，更不用說處於沒落行業的中產群體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中產作為一個整體目前應該還沒有如西方老牌工業國家那樣，遭受全球化帶來的中產萎縮。但隨著人力成本的的提高，資本的逃離本身帶來的衝擊，是否會加劇未來中產的恐慌呢？

Bude也談到了中產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是的，西方中產也憂慮這個問題。在本書看來，這種對子女教育的關注是與中產的職業特徵緊密相關的。因為中產群體對未來的恐懼，最終是關於我能獲得什麼並傳遞給下一代的問題。不同於掌握生產資料和權力資本的上層，大多數中產是依靠其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達到了目前的社會地位。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工業技能這些東西不但是無形的，更有可能因為技術更新而失去價值。我們今天的中產階層所持有的各種經驗、技術、演算法、數據、視野、建議等符號性商品，在今天可能很值錢，但過幾年可能都會過時。沒有人知道過上幾十年，這些自己掌握的東西多少價值，知識和信息不是土地和黃金，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為了克服這種不確定性，中產總得給下一代留點不會過時的東西，考慮到自己的知識技能沒法變現成為傳給下一代的巨額遺產，大家只能投資孩子的教育了。所以中產子女教育的焦慮本身也是地位恐慌的一種反應。說到這個總得給下一代留點什麼的問題，知識變現趕不上貨幣貶值，可能留套房子還是最保險的。教育資源又和學區房戶籍掛在一起，中國中產的焦慮又在房價飆升的時代被升級了。

最後我們來總結以下，根據西方的經驗來看，對不確定性的恐慌是當下社會每個階層都要面對的問題。中產焦慮可以理解為對地位喪失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是這一群體的自身諸多特徵導致的。階層內部的分化、行業衰落、全球化衝擊、階層工作特徵決定了這一群體要在一個缺乏指導的狀態下以個體的身份去面對宏觀結構帶來的不確定性。所以說，中產的焦慮似乎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全世界性的。在中國語境下，中國中產幸運的一點是似乎還沒有因全球化衝擊而遭遇階層縮水（但這一天似乎並不遙遠，或者在有些行業已經到來），但悲劇的一點是房價問題真的可能放大了許多問題。所以對於中產個體來說，其實不要把自己逼的那麼緊，你看，一來，全世界的中產都這麼苦逼；二來，有些結構性的問題也不是自己真的能扛過去的。中產焦慮在這個意義上不能算是矯情，但相比於底層也絕不是絕境。所以縱然對中產的未來持宏觀的悲觀態度，在微觀的個體生活中還是要釋然，佛系奮鬥。

在本書的最後，Bude提出了恐懼政治的概念。他認為政治的目的就是解決那些影響每個人卻又超出個體能力的共通問題。社會成員的不同負面體驗可能會被壓縮成某種集體無助感，政府敢不敢正面這種恐懼的情感氛圍呢？德國有經濟學家都做過針對情感性政治領導力的分類。煽動家強化人們的恐懼，然後扔出一個替罪羊，讓這個替罪羊所人們的所有不幸負責。普通官員通過畫大餅，忽略社會不穩定因素和威脅性問題來麻痹大家的恐懼感。而真正的政治家能夠指出恐懼的真正根源並且引導眾人直面恐懼。相信各位都能找到對號入座的人，我們就不舉例子了。雖然對政治家的呼喚有些理想主義，但是也許整的只有依靠某些超越個體的力量才能解決結構性帶來的恐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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