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之命｜羽戈

2018年2月6日，饒宗頤去世，享年101歲。

這位學界泰斗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

「只要觸角所及，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前有「南饒北錢」，後有「南饒北季」。錢鍾書評價他是「曠世奇才」，而季羨林說「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師。」

饒宗頤先生去世了。紀念他的文章，往往都會提及他與香港的不解之緣。1939年，時任中山大學研究員的饒宗頤，隨學校遷往雲南澄江途中，因病滯留香港。養病期間，他先後結識了出版家王雲五和民國政壇大佬、書畫家、收藏家葉恭綽，此後幫王雲五編字典，幫葉恭綽編清詞，不僅拓寬了學術視野，更使他與香港結緣。

1949年，江山變色，機緣復生。年初，作為《潮州志》總纂，他從廣東到香港，拜訪《潮州志》的資助者方繼仁——方繼仁和饒宗頤都是廣東潮州市潮安縣人——商量《潮州志》是否繼續編纂出版，在方氏挽留和資助之下，從此定居香港。後來他回首往事，一再感慨人生與學問的機緣，「我經常說，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個饒宗頤。」確切說來，香港與饒宗頤相互成就，沒有香港，就沒有饒宗頤，與此相應，如金庸所言：「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饒宗頤用的詞，是「機緣」。換一個更直白的說法，就是命。命運常常被視作一個詞，薩孟武先生卻將其一拆為二，判定命指向個體，運指向國家，譬如對個人而言，我們更習慣說「算命」而非「算運」，對國家而言，我們更習慣說「國運」而非「國命」，這裡的差別，自有它的道理在。那麼，個體之命與國家之運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呢？一般而言，個體被捆綁於國家，個體之命取決於國家之運，國運興而國人興，國運衰而國人衰——諸如「國家不幸詩家幸」云云，闡述的是政治與作品的關係，而非政治與個人的關係，就後者而論，國家不幸，詩家的生涯同樣不幸——這麼說並非基於國家主義或集體主義，只是陳述一種歷史現象。但是，命之為命，運之為運，具有巨大偶然性，超越邏輯和因果關係，所以偶見一些個體之命，能夠獨立於國家之運，這正顯出了命運的力量，譬如饒宗頤的故事。

命與饒宗頤一樣好的人，我們還能找到一些。金庸年輕的時候，立志當外交官，他讀大學，所選擇的專業，不是外交系（中央政治大學），就是國際法（東吳大學）。1950年，他已經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依舊初心不改，北上京城，到外交部求職。發出邀約的是梅汝璈大法官，即將出任外交部顧問，「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國際法的助手」，相中了當時還叫查良鏞的金庸。待金庸抵京，見到外交部官員、舊識喬冠華，喬冠華直言：以你的出身，要進外交部，得先去人民大學外交系進修一段時間，然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金庸自在慣了，害怕管束，思來想去，只好作罷，打道回府，重入《大公報》。這被稱作金庸一生最關鍵的一次「塞翁失馬」。不難想見，假如金庸留在外交部，結局將會如何。這裡有兩個參照系。一是饒宗頤，他曾對朋友說，假如1949年初不聽方繼仁勸阻，從香港回到潮州，現在可能人都不在了；二是金庸的父親查懋忠的悲劇，同樣是1950年，由於地主出身，查懋忠在鎮反運動當中被槍決。

相比金庸，余英時的經歷更神奇。余英時的父親叫余協中，一生馳騁於政學兩界，皆有所成。1949年後，他南下香港，余英時則就讀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50年初，余英時到香港探親，被父親送進新亞書院，隨錢穆讀書，不過他並不喜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雖在新亞讀了一學期，還是覺得燕大好，於是這一年夏天，坐上了開往北方的火車。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卻無比動蕩：「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最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這一轉念善果累累，不僅改寫了余英時的個體命運，還改寫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版圖。

比余英時還要神奇的案例，則是徐梵澄。1945年初，徐梵澄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參加中印文化交流，到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任教，同時研修印度哲學，1951年轉往室利阿羅頻多學院任國際教育中心華文部主任，學院的主持人即「神聖母親」密那氏（Mira），在徐梵澄筆下，這是一位超凡入聖的大人物——在我們眼裡，徐梵澄何嘗不是如此呢。執教於室利阿羅頻多學院期間，徐梵澄屢次萌生去意，俱受阻於「母親」。「母親」不說理由，只拋出一句話：「有我在，你不能走！」對此，徐梵澄只能遵命。在晚年，徐梵澄憶起「母親」，依然動容：「……母親對我太好了，太器重了。如果她還活著，我就不好意思離開她。」「母親」去世於1973年，直至1978年，徐梵澄方才返國。

這也屬於典型的「塞翁失馬」。我常拿徐梵澄與瞿同祖對比：他們年紀相差一歲（徐梵澄生於1909年，瞿同祖生於1910年），都是湖南長沙人，都曾長年遊學異邦，巧合的是，都是1945年出國。不過，瞿同祖於1965年歸國，徐梵澄則等到1978年，這一區別，直接決定了二人晚年的學術命運之盛衰。瞿同祖回國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講：「虛度歲月，根本談不上研究。」他的四本代表作（《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漢代社會結構》《清代地方政府》），均撰於青壯年時期。再看徐梵澄，假如他在1950、1960年代回國，其遭遇或結局，大抵可以瞿同祖為參照，甚至更慘。所幸在「母親」的阻止之下，使他避開了1949年後中國最混亂的一段時光，豹隱印度，一面修行，一面治學，其心性直入聖人之虛靜，歸國之後，撰述自如，《老子臆解》、《陸王學述》等，皆可藏之名山。二人相比，不得不感慨徐梵澄的命格之佳，這個命，正有賴於「母親」的神啟。

再寫下去，也許將流於玄學。回到我們討論的正題。1949年前後大陸知識人之去留，乃是中國知識人史、學術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嚴肅命題。影響去留的因素，我曾歸結為三點，一是認知，二是決斷，三是運氣。所謂認知，指對局勢尤其未來的預判，當時能夠作出準確判斷的知識人，只有胡適、傅斯年等極少數，我們所講述的前三個故事的主角，顯然都不在此列，當然這也不必苛求，那時他們畢竟還是青年；所謂決斷，則指行動，有些知識人，雖然認識到時勢的險峻，卻左顧右盼，沉吟不決，最終化作悲劇的殉葬品，此中代表，首推儲安平。

所謂運氣，即機緣與命，正構成了這四個故事的主題。也許有人以為，把運氣與認知、決斷並提，未免高估、誇大了其力量，事實上，對處在那個轉折年頭的饒宗頤、余英時等人而言，命運所發揮的作用，明明不在第三位，而在第一位。如果不是命或運氣足夠好，以他們對時勢的認知，必將迎來另一種結局，他們的志業將被時代的浪潮所席捲，他們的名字將被時代的暴雪所掩埋，他們的生命將隨國運的沉淪而飄零——歷史固然不容假設，然而殷鑒不遠，那麼多悲劇擺在面前，鮮血橫流，白骨成山，稍加正視，便可推斷。

這背後，則關乎我們對命運和歷史的看法：我們是否相信命運的存在，以及命運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我們認為歷史源於偶然還是有其必然性；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命運的安排和歷史的捉弄……主張命運不可抗拒的塞涅卡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無論領還是拖，都顯出了人的渺小和無奈。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像宿命論者那樣拜服於命運腳下——宿命論的本色不是絕望，而是怯懦——相反，正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命運亦然。所以最好的選擇，無疑是在日常之中強化認知和決斷能力，隨時等待命運的降臨與裁決。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