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之命|羽戈

2018年2月6日,饒宗頤去世,享年101歲。

這位學界泰斗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

「只要觸角所及,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前有「南饒北錢」,後有「南饒北季」。錢鍾書評價他是「曠世奇才」,而季羨林說「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師。」


饒宗頤先生去世了。紀念他的文章,往往都會提及他與香港的不解之緣。1939年,時任中山大學研究員的饒宗頤,隨學校遷往雲南澄江途中,因病滯留香港。養病期間,他先後結識了出版家王雲五和民國政壇大佬、書畫家、收藏家葉恭綽,此後幫王雲五編字典,幫葉恭綽編清詞,不僅拓寬了學術視野,更使他與香港結緣。

1949年,江山變色,機緣復生。年初,作為《潮州志》總纂,他從廣東到香港,拜訪《潮州志》的資助者方繼仁——方繼仁和饒宗頤都是廣東潮州市潮安縣人——商量《潮州志》是否繼續編纂出版,在方氏挽留和資助之下,從此定居香港。後來他回首往事,一再感慨人生與學問的機緣,「我經常說,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個饒宗頤。」確切說來,香港與饒宗頤相互成就,沒有香港,就沒有饒宗頤,與此相應,如金庸所言:「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饒宗頤用的詞,是「機緣」。換一個更直白的說法,就是命。命運常常被視作一個詞,薩孟武先生卻將其一拆為二,判定命指向個體,運指向國家,譬如對個人而言,我們更習慣說「算命」而非「算運」,對國家而言,我們更習慣說「國運」而非「國命」,這裡的差別,自有它的道理在。那麼,個體之命與國家之運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呢?一般而言,個體被捆綁於國家,個體之命取決於國家之運,國運興而國人興,國運衰而國人衰——諸如「國家不幸詩家幸」云云,闡述的是政治與作品的關係,而非政治與個人的關係,就後者而論,國家不幸,詩家的生涯同樣不幸——這麼說並非基於國家主義或集體主義,只是陳述一種歷史現象。但是,命之為命,運之為運,具有巨大偶然性,超越邏輯和因果關係,所以偶見一些個體之命,能夠獨立於國家之運,這正顯出了命運的力量,譬如饒宗頤的故事。

命與饒宗頤一樣好的人,我們還能找到一些。金庸年輕的時候,立志當外交官,他讀大學,所選擇的專業,不是外交系(中央政治大學),就是國際法(東吳大學)。1950年,他已經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依舊初心不改,北上京城,到外交部求職。發出邀約的是梅汝璈大法官,即將出任外交部顧問,「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國際法的助手」,相中了當時還叫查良鏞的金庸。待金庸抵京,見到外交部官員、舊識喬冠華,喬冠華直言:以你的出身,要進外交部,得先去人民大學外交系進修一段時間,然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金庸自在慣了,害怕管束,思來想去,只好作罷,打道回府,重入《大公報》。這被稱作金庸一生最關鍵的一次「塞翁失馬」。不難想見,假如金庸留在外交部,結局將會如何。這裡有兩個參照系。一是饒宗頤,他曾對朋友說,假如1949年初不聽方繼仁勸阻,從香港回到潮州,現在可能人都不在了;二是金庸的父親查懋忠的悲劇,同樣是1950年,由於地主出身,查懋忠在鎮反運動當中被槍決。

相比金庸,余英時的經歷更神奇。余英時的父親叫余協中,一生馳騁於政學兩界,皆有所成。1949年後,他南下香港,余英時則就讀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50年初,余英時到香港探親,被父親送進新亞書院,隨錢穆讀書,不過他並不喜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雖在新亞讀了一學期,還是覺得燕大好,於是這一年夏天,坐上了開往北方的火車。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卻無比動蕩:「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最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這一轉念善果累累,不僅改寫了余英時的個體命運,還改寫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版圖。

比余英時還要神奇的案例,則是徐梵澄。1945年初,徐梵澄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參加中印文化交流,到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任教,同時研修印度哲學,1951年轉往室利阿羅頻多學院任國際教育中心華文部主任,學院的主持人即「神聖母親」密那氏(Mira),在徐梵澄筆下,這是一位超凡入聖的大人物——在我們眼裡,徐梵澄何嘗不是如此呢。執教於室利阿羅頻多學院期間,徐梵澄屢次萌生去意,俱受阻於「母親」。「母親」不說理由,只拋出一句話:「有我在,你不能走!」對此,徐梵澄只能遵命。在晚年,徐梵澄憶起「母親」,依然動容:「……母親對我太好了,太器重了。如果她還活著,我就不好意思離開她。」「母親」去世於1973年,直至1978年,徐梵澄方才返國。

這也屬於典型的「塞翁失馬」。我常拿徐梵澄與瞿同祖對比:他們年紀相差一歲(徐梵澄生於1909年,瞿同祖生於1910年),都是湖南長沙人,都曾長年遊學異邦,巧合的是,都是1945年出國。不過,瞿同祖於1965年歸國,徐梵澄則等到1978年,這一區別,直接決定了二人晚年的學術命運之盛衰。瞿同祖回國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講:「虛度歲月,根本談不上研究。」他的四本代表作(《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漢代社會結構》《清代地方政府》),均撰於青壯年時期。再看徐梵澄,假如他在1950、1960年代回國,其遭遇或結局,大抵可以瞿同祖為參照,甚至更慘。所幸在「母親」的阻止之下,使他避開了1949年後中國最混亂的一段時光,豹隱印度,一面修行,一面治學,其心性直入聖人之虛靜,歸國之後,撰述自如,《老子臆解》、《陸王學述》等,皆可藏之名山。二人相比,不得不感慨徐梵澄的命格之佳,這個命,正有賴於「母親」的神啟。

再寫下去,也許將流於玄學。回到我們討論的正題。1949年前後大陸知識人之去留,乃是中國知識人史、學術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嚴肅命題。影響去留的因素,我曾歸結為三點,一是認知,二是決斷,三是運氣。所謂認知,指對局勢尤其未來的預判,當時能夠作出準確判斷的知識人,只有胡適、傅斯年等極少數,我們所講述的前三個故事的主角,顯然都不在此列,當然這也不必苛求,那時他們畢竟還是青年;所謂決斷,則指行動,有些知識人,雖然認識到時勢的險峻,卻左顧右盼,沉吟不決,最終化作悲劇的殉葬品,此中代表,首推儲安平。

所謂運氣,即機緣與命,正構成了這四個故事的主題。也許有人以為,把運氣與認知、決斷並提,未免高估、誇大了其力量,事實上,對處在那個轉折年頭的饒宗頤、余英時等人而言,命運所發揮的作用,明明不在第三位,而在第一位。如果不是命或運氣足夠好,以他們對時勢的認知,必將迎來另一種結局,他們的志業將被時代的浪潮所席捲,他們的名字將被時代的暴雪所掩埋,他們的生命將隨國運的沉淪而飄零——歷史固然不容假設,然而殷鑒不遠,那麼多悲劇擺在面前,鮮血橫流,白骨成山,稍加正視,便可推斷。

這背後,則關乎我們對命運和歷史的看法:我們是否相信命運的存在,以及命運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我們認為歷史源於偶然還是有其必然性;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命運的安排和歷史的捉弄……主張命運不可抗拒的塞涅卡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無論領還是拖,都顯出了人的渺小和無奈。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像宿命論者那樣拜服於命運腳下——宿命論的本色不是絕望,而是怯懦——相反,正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命運亦然。所以最好的選擇,無疑是在日常之中強化認知和決斷能力,隨時等待命運的降臨與裁決。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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