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的蝴蝶：文學天才的博物之旅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Nabokov，1899-1977），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

薛定諤的貓，福樓拜的鸚鵡，納博科夫的蝴蝶，我喜歡這樣的句式，只要嫁接了一個動物後綴，多麼大的人物、理念，都會變得樸實、平易，甚至可愛可親；同樣，只要添加了一個大有來頭的前綴，多麼尋常的小動物也立馬變得有文化、有智商、有內涵了。

納博科夫的蝴蝶與前兩者不同，蝴蝶在這裡既是納博科夫文學藝術的隱喻，同時也是實指，指的是納博科夫迷戀蝴蝶、研究蝴蝶的科學人生。

納博科夫這個名字，似乎總暗示著一種禁忌之戀的曖昧，這是源自他的《洛麗塔》，即使沒讀過這部小說的人，對「洛麗塔」三字所代表的，怕也不會陌生。「洛麗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慾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舌尖向上，分三步，從上齶往下輕輕落在牙齒上『洛-麗-塔-』。」

這是納博科夫在《洛麗塔》中最著名的句子，而用「生命之光」形容他一生研究蝴蝶的經歷，竟是十分妥帖。他有兩句名言：「我對野外、實驗室、圖書館裡的蝶類研究比對文學研究和實踐要有熱情得多。」

1941年到1948年，納博科夫每天在顯微鏡下工作達14個小時。這幾年他利用生殖器解剖的方法為南美眼蝴蝶進行了系統分類，發現並命名了許多眼灰蝶，特別是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南美洲的一些眼灰蝶是從亞洲穿過白令海峽過去的。2011年，《倫敦皇家學會學報》刊登了一篇有關DNA研究的論文，證實了納博科夫的假說。如果納博科夫在天之靈有知，一定會非常欣慰。

納博科夫於1899年4月23日生於俄國聖彼得堡聲名煊赫的貴族世家，他父親是俄國立憲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被推舉進入俄國立法機關，還是一位蝴蝶收藏家。納博科夫對於蝴蝶的喜好顯然源自他的出生與成長環境。

七歲，納博科夫開始捕捉蝴蝶，一個月內就熟悉了二十餘種蝴蝶的普通類型；八歲開始研讀包括《歐洲鱗翅目大全》在內的大部頭，並發現他的家鄉存在著英格蘭或中歐從未出現的品種；九歲完全掌握了霍夫曼所知的歐洲鱗翅目；十二歲開始購買新近發現的稀有蝴蝶品種，同時貪婪地閱讀專業性而非趣味性的昆蟲學期刊……他說，「當我站在一群珍稀的蝴蝶和它們的食物之前，那種享受是最高的，永恆的。那是一種狂喜，在狂喜中，有一種妙不可言的東西，這時它吞食了我所有的愛。」1975年，76歲的納博科夫獨自一人在瑞士達沃斯山上捕捉蝴蝶，在陡坡處一不小心摔進山谷，18個月後去世。他與蝴蝶相伴了一生。

《洛麗塔》中關於美國郊野風光的描寫，正是來自他捕捉蝴蝶的路途所見。納博科夫甚至在後記中寫道，「我和我太太每年夏天都會外出捕捉蝴蝶……在俄勒岡州的阿什蘭市，夜間或陰天能看到蝴蝶在飛舞，而我正是看到這種蝴蝶才獲得了《洛麗塔》的創作靈感。」對納博科夫來說，蝴蝶才是大餐，文學不過是甜點。他說：「文學靈感的快樂和慰藉同發現（在顯微鏡下）蝴蝶的一個器官或在伊朗或秘魯山腰上發現一個未被描述過的蝶類的樂趣相比就不算什麼了。」

納博科夫的蝴蝶——在實指與隱喻，科學與藝術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納博科夫的蝴蝶》一書序言中引用主人公自己的話——「在高雅藝術和純粹科學中，細節就是一切。」「我認為，藝術品是兩種東西的結合：詩歌之精確性和純粹科學之激情。」「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沒有事實就沒有藝術！」

納博科夫的美學特點之一就是將科學與藝術疊合起來。而這種科學與藝術的交點在於「細節」。 就像在顯微鏡下觀察蝴蝶一般，納博科夫以科學家的一絲不苟細讀文學作品，並且在經典作品中注意到了無數讀者從未注意過的問題，比如，《荒涼山莊》里的「濃霧」主題，《包法利夫人》里「農業展覽會」一節的「多聲部配合法」，《追憶逝水年華》里「比喻里還層層套著比喻」的特點，《尤利西斯》中時間與人物行動的同步性和精確性。

除了細節之外，蝴蝶對納博科夫美學的最大影響，當數「摹擬之謎」。「科學家總認為動物的呻吟、保護色彩以及形狀是有目的的，其實它們的精彩有時要超出單純生存的原始目的。在藝術中，個體的風格從本質上講像海市蜃樓一樣豐富並且像海市蜃樓一樣有機。」

有評論家認為：在納博科夫的作品裡，細節鋪陳精細、栩栩如生，語言瑰麗優美一如蝶翼上的色彩，但這不過是表象而已；就像蝴蝶翩然遠遁一樣，納博科夫往往通過對文本的自行解構使讀者領悟到一切皆是騙局。應該說，這種貌似傳統的現實主義敘述、與實為後現代主義的文本結構，是納博科夫區分於其他後現代作家的獨特風格。

鱗翅目分類學是蝴蝶和蛾類研究的科學分支，該領域擁有漫長而輝煌的歷史和傳奇人物。然而對於鱗翅目分類學家，事實上甚至對於大多數昆蟲學家而言，他們的名聲僅在一個由科學家和收藏家們組成的充滿激情的圈子裡傳播，極少為外界所知。

《納博科夫的蝴蝶》為讀者展現了文學家納博科夫鮮為人知的側面——他是一位自學成才的鱗翅目分類學家，一生投身於南美藍灰蝶研究。本書全景回顧了納博科夫所作的藍灰蝶分類學研究，並通過大量詳實的材料，以生動的筆法講述了納博科夫的「雙L人生」（一個L代表文學Literature，另一個L代表鱗翅目昆蟲學Lepidoptery）。

此外，為更加全面地展現納博科夫的研究成果及其在藍灰蝶分類學領域的深遠影響，本書作者還細述了許多支繼承納氏遺志的探險隊，他們為驗證、完善納博科夫的藍灰蝶研究，親身前往拉美人跡罕至的叢林與高山進行科學探索。得益於納博科夫以及後繼者們的努力，人類對於藍灰蝶的認識愈發清晰，藍灰蝶分類體系愈發成熟。

至今，納博科夫的博物學家的身份在國內很少被人提起，也鮮有人對此進行相關討論。通過此書，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科學與文化、科學與藝術之關係，品讀納博科夫激蕩不平凡的科學人生。

作者庫爾特·約翰遜：生於1946年，美國昆蟲學家，比較宗教學及意識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因其在分類學、進化學以及生態學上的突出貢獻（特別是蝴蝶研究）而聞名於科學界。著述頗豐，他的著作《納博科夫的蝴蝶》曾於2000年入選華盛頓郵報「十佳科學圖書」。

關聯悅讀：

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在不同的地方，身穿不同的行頭：小時候那個穿著燈籠褲，頭戴海軍帽，面容清秀的小男孩，他在捕捉蝴蝶；到成年後那個高高瘦瘦，四處漂泊的男人，穿著絨布褲，頭戴貝雷帽，他在捕捉蝴蝶；再到年長後，那個體型發福，穿著短褲但沒有戴帽子的老頭子，他還在捕捉蝴蝶。

——《說吧，記憶》

「為什麼研究的是蝴蝶？」了解納博科夫在文學領域成就的人都不得不問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言外之意是說，熱衷文學很正常，無須解釋；但熱愛蝴蝶研究確實讓人想不通，不能理解。這是一種文化偏見，納博科夫對此表示理解；對這些人，他也授之耐心。納博科夫認為，熱愛大自然同樣是人性之美，這和鍾愛一本好書是一個道理。在他做老師期間，學生對他們身邊的鳥類、昆蟲和植物的知識極度匱乏，他對此感到非常震驚。如果站在文學的立場看，納博科夫對蝴蝶感興趣這件事有時會被視為古怪行為，但從鱗翅目昆蟲學家的立場來看，那絕對是主流。因為納博科夫和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人一樣，都被蝴蝶的魅力感染了。納博科夫在很多方面都表現非常突出，包括他的社會背景和寫作才華。他對鱗翅目分類學興趣濃厚，在該領域的研究同樣成就非凡。

一些在鱗翅目研究方面有天賦的昆蟲學家，業餘愛好者也好，職業科學家也好，納博科夫與他們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因為他還是位文壇巨星。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用如此豐富的語言描述從事鱗翅目分類學研究的魅力和快感。在他那個年代，他有著與許多鱗翅目分類學者一樣的熱情，這種熱情依然存在於今天的鱗翅目分類學者心中。庫爾特·約翰遜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精讀了納博科夫的「新熱帶區豆灰蝶亞科（眼灰蝶亞科）記述」後明白，他在昆蟲學生涯的每個階段都可用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環境以及條件境遇去理解，因為這三個因素共同塑造了納博科夫。

當然，蝴蝶研究只是他的複雜人生的一個方面而已。納博科夫於1899 年4月23日生於聖彼得堡，這座「向西方看齊」的城市是當時沙皇俄國的首都。他的家族是俄國的貴族，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家財萬貫且個個學識淵博。納博科夫17 歲時繼承他叔叔的房產羅日捷斯特維諾莊園（Rozhdestveno）後就經濟獨立了。可是到1917 年，布爾什維克黨當政，除了擁有藏於一盒滑石粉中的幾顆珠寶外，他能存活下來全靠家族遺傳的精神財富。接著是在歐洲20 年的漂泊生涯，期間他去了英國、德國還有法國，這些地方文化氣息濃厚，是文學創作的天堂，但在這裡他沒有安全感，仍然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恐慌。那些年，他是離散的俄國人中的主要作家，他當時的筆名是西林（Sirin）。當時俄國流亡者緊密團結在歐洲群體中，他還因此而備受鼓舞，但也不得不忍受外國官僚的冷漠對待，他的家庭有時要依靠朋友和慈善機構救濟才能勉強糊口。

到1940

年，納博科夫同妻子薇拉和當時六歲的兒子德米特里再次踏上逃亡之旅，這一次驅趕他們的是另一個暴君團伙——納粹。他們坐船逃往美國，到那裡重新開始。他們也曾自豪地將美國視為自己的祖國。在美國，他在語言上經歷了轉變，令人震驚，生活也是異常艱辛。他用英文寫作，當時還沒什麼名氣。同時他還去大學教書並從事鱗翅目分類學研究。直到1958 年，他的著作《洛麗塔》讓他聲名大噪。這本書帶給他巨大財富，當然再多也無法超過他在俄國革命前擁有的財富，不過有了這筆錢，他可以有時間和自由去娛樂休閑一番。於是，他辭去教師工作，一門心思投入到了寫作中。儘管他鐘愛這個新的國家，但是後來他在歐洲的臨時旅居身份卻在1959 年變成瑞士的常住居民，他和妻子薇拉一直生活在蒙特勒皇宮旅館，直到1977 年納博科夫去世。

根據納博科夫自己的陳述，他的人生分為四個連續更替且明顯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持續約20 年。納博科夫的心態非常積極。儘管他痛恨專橫暴政和政治迫害，但他自己卻能保持冷靜，遠離政治。儘管他家道中落，淪為難民的生活更是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漂泊生涯中還痛失一位兄弟（在納粹集中營被迫害），但是在他的人生中還有許多因素足以給他活下去的力量，那就是對文學的熱愛，對妻子和兒子的愛，以及他在寫作上的天生才華。此外鱗翅目分類學研究無疑為他的人生帶來了又一股強大的能量。

與其他業餘以及職業鱗翅目昆蟲學家一樣，納博科夫在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發現了蝴蝶，他的童年因為有蝴蝶相伴而讓他覺得幸福美好。1971 年他在一次採訪中說，他成年後在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顯微鏡下度過的那幾年，是他過得最快樂、最興奮的年月。他在《說吧，記憶》中寫道：「在麻省劍橋市的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的歲月非常快樂，那快樂的程度讓我想起在俄國度過的那個快樂童年。20年來，我為採集蝴蝶，已經花了好幾個暑假在我所入籍的國家（美國）遊覽了大部分州，每次都非常開心。」

《說吧，記憶》第六章寫的就是納博科夫對他的青年時代、對光明、對蝴蝶的懷舊頌歌。裡面大篇幅書寫了他年輕時對蝴蝶多麼有激情，只要讀過的人都會理解鱗翅目分類學對納博科夫而言有多麼重要。其實納博科夫本想叫這本書：《說吧，摩涅莫辛涅》（Speak,Mnemosyne）。在希臘神話中，摩涅莫辛涅是繆斯女神的母親，神話中她也是一隻絹蝶（Parnassian butterfly），這本書改版的封面底圖上有這隻蝶的圖畫。但出版商的一位編輯比較謹慎，處於銷量考慮，勸阻納博科夫勿用這個名字。草草翻閱《說吧，記憶》這本書，你會看到很多描寫天蛾的內容，但其實絹蝶才是作者為本書欽定的守護神。

……

納博科夫的父親也是位蝴蝶收藏家，像納博科夫一樣，他也是在早年就培養了這一愛好；所以鱗翅目昆蟲研究可以說是家族傳統。納博科夫為某次採訪寫道：「原來在俄羅斯，我父親在我家別墅里有一間屋子專門放蝴蝶標本，我從小就對那裡非常好奇，覺得那兒特別神秘。有些老舊的蝴蝶標本是他兒時採集的，雖然顏色已經褪去，但我視它們為無價之寶。」他父親將一隻孔雀蛺蝶（Peacock butterfly) 傳給了他，這隻蝴蝶非常珍貴，而且很罕見，是1883 年8 月17 日他父親在德國家庭教師的幫助下捕捉到的。25 年之後，8 歲的納博科夫在同一地點捕捉到了一隻天蛾。其實有關採集蝴蝶的記憶還有很多，他回想起一個夏天的午後，他的父親「衝進我的房間，一把抓起我的捕蝶網，衝下走廊台階，不久就慢悠悠地回來，拇指與食指間捏著一隻罕見的華麗雌性蝴蝶；原來他在書房陽台上見這隻蝶在一片楊樹樹葉上懶懶地曬太陽。」

納博科夫家族的其他成員也對他產生一定影響。在《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將自己的科研論文與尼古拉·柯茲洛夫（Nikolay Kozlov）的鱗翅目分類學著作相聯繫。柯茲洛夫是納博科夫的外曾祖父，也是俄羅斯皇家醫學院的首任院長，也進行鱗翅目研究。納博科夫的外祖母在維拉別墅里特地留出一間屋子作為化學實驗室，他的外祖母給自己的女兒，也就是納博科夫的母親，請了赫赫有名的大學教師教她博物學。納博科夫的母親為他做了第一個蝴蝶標本，她對伯提克（boletic）蘑菇研究的痴迷程度不亞於納博科夫對於蝴蝶；兩人都喜歡獨自去野外捕獲獵物，樂在其中。

納博科夫的母親收藏了部分經典的鱗翅目圖鑑的成卷資料，圖文並茂、經典堂皇。納博科夫8 歲的時候將這幾卷書從維拉別墅的閣樓搬到他的房間，仔細閱讀一番，有的書歷史悠久，寫於18

世紀。19世紀的書有：埃德蒙·紐曼（Edward Newman）的《英國蛾類自然圖鑑》（Illustrated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Moths）和《英國蝴蝶自然圖鑑》（Illustrated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Butterflies）、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fman）的《歐洲蝴蝶》（Die

Gross-Schmetter-linge Europas）、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公爵（Nikolay Mikhailovich）長達九卷的《鱗翅目記錄》，內容是針對亞洲地區的蝴蝶和蛾類，裡面的插圖被納博科夫形容為「無與倫比的美麗」，最後一本是塞繆爾·哈伯德·斯庫德（Samuel Hubbard Scudder）寫的《美國東部和加拿大地區的蝴蝶研究》（Butterflies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阿達爾伯特·賽茨（Adalbert Seitz）寫了《大鱗翅目》（DieGross-Schmetterlinge der Erde），這是研究地球上鱗翅目昆蟲的綜合性巨作，納博科夫稱其為「驚人的圖畫著作」。這本書後來成為經典著作，於1906 年起按期出版，最後一期出版於1954 年。根據這部著作，納博科夫的同事麥克斯·德勞特在1919 年那期首次發表了珠灰蝶屬蝴蝶在全世界的分布情況。

……

生活在這樣一個誘惑多、容易讓他分心的半島上，他依然不忘採集蝴蝶。他收集了很多蝴蝶後發現，生存在南方的蝴蝶與他在聖彼得堡（位置偏北）捕捉的蝴蝶不同，前者帶有濃厚的異域風情。其實這種非自願式在外旅居的生活在另一方面補償了他，那就是給了他實現中學和大學時期的夢想機會——在野外長途旅行考察昆蟲，他可以跨越烏拉爾山進入亞洲捕捉昆蟲。之前由於他家坐落在高原附近，他的大部分蝴蝶都是捕捉自海邊公園或花園中的，他對這些蝴蝶已毫無興趣。另外，在艾–彼得山（Ai-Petri）多岩石的南坡，以及高原上的山地牧場甚至更遠地區，納博科夫基本已經走遍了這些地方，自然也在此地採集了足夠多的蝴蝶。他還去了克里米亞半島的中部和北部采蝶，其中一條路線是去了楚福特凱里（Chufutkale）和巴赫奇薩賴（Bakhchisaray），那是韃靼可汗最初的根據地，普希金著名的兩首詩的名字還取自韃靼可汗的淚泉。另一條路線是沿小路走過了黑海，在那裡他不幸被布爾什維克哨兵給攔住了，哨兵看他拿著個捕蝶網，以為是給不遠處的英國戰艦通風報信的，因而想逮捕他（第二天搞清楚了狀況，那個網確實是用來捕捉蝴蝶的，於是士兵們抓了各種當地的蝴蝶給他，並釋放了他）。納博科夫總共收集了200 種蝴蝶和蛾，這為日後他發表的第一篇鱗翅目研究論文（當然，也是第一篇用英文寫的文章）提供了素材。這就是多年後在《昆蟲學》雜誌上發表的「關於克里米亞地區鱗翅目的一些研究記述」。

1919 年3 月， 納博科夫和其餘反布爾什維克人士從塞巴斯托波（Sebastopol）出發，乘一艘又小又髒的希臘貨船航向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最後駛入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納博科夫有很多東西都遺留在了俄國，包括在他家維拉別墅中珍貴的蝴蝶收藏和他從克里米亞捕捉到的蝴蝶。安德魯·菲爾德是他的第一任傳記作者，他曾對安德魯說，按他的設想，他的克里米亞蝴蝶收藏會比維拉別墅的珍貴收藏保存得更好，因為至少它們會被陳列在蘇聯博物館裡。他閉上眼睛，想著如果不是這樣的政治背景，他本可以這樣生活：在這樣一個博物館裡做一個昆蟲學家，生活安逸寧靜，或許還有點小名氣。

不久他來到了希臘，他敬仰這裡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可是在鱗翅目昆蟲收藏方面的運氣卻很差。後來他們取道去倫敦，他們在那裡有親戚，是納博科夫父親的兄弟，他在俄國大使館謀職。雖然那職位不穩定，因為他代表的是一年半前就已經倒台的俄國政府。納博科夫的父親希望在那兒謀求一份工作，希望影響當地輿論，繼續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徒勞無果。後來家人決定把納博科夫和他弟弟送去念大學，考慮到納博科夫對昆蟲學感興趣，家人便為他選擇了以科學見長的劍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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