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05-16

中美貿易戰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劉康郵箱：leokangcn@163.com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其著作《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中提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國際收支會發生長期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這與美元長年保持順差的前提條件相矛盾。」這一矛盾便是經濟學中著名的「特里芬兩難問題」。「特里芬兩難問題」揭示了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難以脫逃「崩潰」的命運。即使在多元儲備制建立已久的今天，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仍然佔據著絕對優勢，「特里芬兩難問題」也並沒有隨著貨幣體制的改革而根除，只能說是稍微得到了緩解。

中美貿易摩擦從來就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長期以來，雙方就貿易逆差、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熱點領域展開激烈的交鋒與對話。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人民幣匯率與關稅問題成為中美貿易政策重心轉移的方向。到了2018年，新一輪貿易衝突正式開始，美國301調查直指中國製造2025及高新技術產品。無論是在尋求經濟利益的訴求還是希望在戰略層面打擊中國，美方必須認識到的是中美雙方的貿易問題並不是簡單的貿易戰爭能夠扭轉的，其背後產生的原因必然是雙方的貿易結構及貿易比較優勢所共同導致的結構。貿易保護主義運用在大國之間的博弈必然不會使得世界經濟變得更好。然而，對於中國來說，貿易戰爭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必須警惕的是貿易摩擦與中美貨幣政策形成共振，從而產生次生風險。針對此次貿易摩擦，我們可以從流動性的國際傳導路徑來進行分析，結合中美兩國國情分析貿易戰可能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考慮傳統貿易模型中徵收關稅對進口國帶來的收益與成本。關稅會把國內的價格由PW提高到PT，把外國出口價格由PW降至PT*。國內的生產會由S1擴張到S2，消費由D1下滑到D2。可以看出，關稅的負面影響由三角形A和三角形B構成。第一個三角形A表示生產扭曲損失，這是由於關稅增加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國內生產過多比較優勢不明顯的商品所導致；第二個三角形B表示本國的消費扭曲，高關稅帶來的商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國內消費下降。而與之對應的是由C矩陣所代表的由於出口國出口價格下跌所帶來的貿易條件改善，該塊福利的大小取決於進口國的國際議價能力。顯然，如果進口國的議價能力較弱，那麼徵收關稅導致的（C-A-B）所代表社會福利變化一定是下降的。因此，貿易戰大概率對中美雙方來說都是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而具體哪方相對佔優需要考察雙方進一步列出的關稅清單。

我國目前公布的增稅商品涉及大豆、飛機、汽車、化工品等，總額或達500億美元，占進口美國總額30%左右，整體來看，500億美元僅占我國2017年進口總額的3%不到，但從分項來看，大豆、飛機、汽車、化工品涉及金額占我國進口總體比重高達37%、55%、25%及10%。僅從大豆開看，1996年之後為了滿足國內消費需求，進口大豆大量進入國內市場，在2015年，我國大豆進口量已經佔到了國內消費總量的86%，長期來看對大豆徵收關稅能夠保證國內豆農的權益，符合保證糧食安全的國家政策，但從短期來看，中國對大豆等產品的進口議價能力有限，大豆的進口來源國主要是美國、巴西和阿根廷，加之今年南美地區的乾旱災害，中國針對大豆徵收關稅並不能很好地改善貿易條件。而從美方來看，301調查主要涵蓋鋼鐵產品、鋁產品、醫用藥品、化合物、橡膠製品等，中國製造2025成為矛頭。以UNcomtrade數據計算貿易競爭優勢指數，中國在雜項製品（玩具、紡織品等）、機械及運輸設備、按原料分類的製成品（包括鋼鐵、有色金屬）具有較好的貿易競爭力，僅從單項鋼鐵來看，我國對美鋼材出口不到出口總量2%,出口金額不到總金額4%，無論從數量還是金額來看，美國對已提出的商品議價能力並不強，因此對於美國來說同樣不能從貿易戰中佔得更大的便宜。而從對經濟整體的影響程度來看，2017年中美貿易凈逆差約為3750億美元，2017年我凈出口貿易對GDP增長大約拉動0.6個百分點，因此500億美元的出口下降單方面對經濟增速影響較小。

除了對社會福利整體的影響以外，傳統貿易模型需要關注的另一方面是由徵收關稅引起的物價上漲問題。一般來說，貿易戰對逆差國的通貨膨脹影響更大，但對美國來說，美聯儲是根據核心PCE物價指數來確定利率政策，核心PCE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之後的物價指標，且考慮了替代效應，計算出來的通脹率一般來說比CPI更低，因此貿易戰對於核心PCE的直接影響並不是很大。但對於中國來說，CPI計算更注重食品項，從「大豆→豆油」傳導路徑來看，進口大豆價格上漲將直接對糧食及食用油價格造成衝擊，另外「大豆→飼料→畜類、水產品」傳導路徑來看，大豆價格上漲同樣會導致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據測算，一般來說美豆的成本約為3118元/噸，加征關稅後美豆的進口價格或將上漲21%，若國內大豆環比漲幅達20%，將推動當期CPI上升0.2%，推動近十個月的CPI平均上漲0.49%，總體而言加征關稅對國內通脹的影響較為顯著。（【廣發宏觀賀驍束】貿易摩擦、大豆與通脹傳遞）

綜合上述分析，中美貿易戰對雙方來說會造成「雙輸」的局面，中國對美國進口依賴度總體高於美國，但貿易戰所帶來的影響或成為美國國內潛在的如資產價格過高等問題的導火索，國際社會認定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能存在低估，中美貿易戰走勢仍待觀察。

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有限，但我們必須警惕的是貿易摩擦與中美貨幣政策形成共振，警惕貿易戰升級為貨幣戰，防止最終可能產生的全球資產價格重估等次生風險。

從流動性的國際傳導渠道來看，單一經濟體的流動性狀況不僅僅受到貨幣當局的控制影響，流動性可能通過經常賬戶、資本賬戶及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渠道從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傳導，形成全球流動性擴張與收縮。具體表現為發達國家採用貨幣或財政政策擴張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推動國內需求曲線上升，從而增加對資源和製造國家的進口，對外圍國家來說是利好，體現在曲線上是價格上漲，需求增加，推動全球流動性的加倍擴張，而當發達國家出現危機時，流動性迅速從發展中國家抽離，形成全球性緊縮。流動性的抽離加劇了流入國銀行體系的負債壓力，增加了該國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了經濟的增長活力。Spanting（2015）考察了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對中國的影響，認為匯率制度是中國抵禦核心貨幣政策衝擊過程中僅發揮次要作用，而是資本管制使得中國等外圍國家可以在短期內保持一定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對於美國來說，減少經常賬戶逆差和增加資本項目是順差是平衡國際收支的兩種手段，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的貿易政策都是採用「匯率干預+關稅壁壘」組合拳的方式進行。美股長達十年的「牛市」是自1996年以來最強的一輪估值擴張，受益於長期以來施行的低利率貨幣政策，更看重當期投資收入的投資者將高比例的現金流以派息或股票回購的形式派發給股東的股票，導致該類股票的價格出現溢價，而當美國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時，如果缺少資本迴流，美聯儲加息極易導致美股泡沫破裂。因此，現階段美國採用「緊縮貨幣+寬鬆財政+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緊縮貨幣政策一方面是受制於通脹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受制於國內資產價格過高的影響。如果繼續讓中國保持較高的貿易順差，繼續積累外匯儲備資源，無論是從美國長期戰略發展的角度還是從短期貨幣政策施展及資產價格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未來都會給美國的發展帶來威脅。美國極有可能在「促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對中國進口商品實施關稅懲罰」組合拳以外進一步要求中國「開放金融、開放資本管制」將貿易戰爭擴展到貨幣戰爭、資產價格戰爭中。目前美國處於新一輪加息周期中，而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轉型升級行業需要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持續加息將降低中美之間利差，進而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外出流失壓力增加，國內流動性緊縮，最終導致社會資金成本上升，企業失去投資動力甚至出現債務危機，行業被迫去庫存，國內資產價格重估，經濟陷入滯脹狀態。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接受美國財經電視台CNBC採訪時表示，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產品清單的公示天數將從30天延長至60天，這也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在6月前不會針對中國相關產品徵收關稅，現在給中美貿易戰爭定性還為時尚早。但需要警惕的是，貿易戰可能僅僅是中美摩擦的第一步，短時間看，貿易摩擦增加了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流動性及資產價格可能隨著貿易戰爭的演化產生波動，對於中央銀行應對外部性風險又是一次重大考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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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s—can the RMB and the euro challen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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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廣發宏觀賀驍束】貿易摩擦、大豆與通脹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