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抑鬱症的原因：抑鬱症能否遺傳？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戴爾醫學院（Dell Medical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的創辦人Stephen M. Strakowski教授談論了抑鬱症的一些觀點，小編特編譯如下。不論您對其中的觀點贊成或反對，都可以在文後留言哦。

重症抑鬱症是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假如我們能夠消滅病毒，這可能是最常見的也是主要的醫療問題。每年約有7%的人受抑鬱症的影響，有約17%的人有終身抑鬱風險（JAMA. 2003; 289: 3095）。大多數人是靠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幫助對抗抑鬱症。

有些研究認為，抑鬱症是全球殘疾的主要原因，當然，還有很多研究並不贊同這一點。不過即使不是主要原因，也肯定是前兩三個原因之一。抑鬱症的女性發病率較高，這有可能是因為很容易忽視男性抑鬱患者。而在貧困和壓力大的環境中，抑鬱流行率似乎有所增加。

抑鬱症的原因尚不明確。由於其極為常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異質性疾病，所以，這也意味著抑鬱症可能有多種病因。我們的研究小組在201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考慮了抑鬱症是否應該被認為是腦損傷的非特異性反應，而不是特定的疾病本身（Curr Psych Rep. 2013; 15:386）。這也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重症抑鬱症的癥狀包括心情低落、快感缺失等，快感缺失可能在診斷方面更具體。還有的癥狀包括睡眠和食慾變化，精神運動行為的變化——激越或遲緩，疲勞、無價值感或過度內疚，受損的注意力以及自殺想法等。

普通人群也常見這些癥狀，比如心情低落或快感缺失，可能高達30％或更多（例如心情低落），這些癥狀並不總是與抑鬱症相關。事實上，這些癥狀很容易診斷是否為抑鬱症。在DSM-5中，κ係數大約為0.6，>0.8更好，而0.1或0.2較弱（Am J Psychiatry. 2013; 170:59）。

然而，抑鬱症的綜合征可靠性很差，比如會發現患者至少存在5種癥狀，其中之一至少是情緒低落或快感缺失。其中κ係數可由最低的0.13至0.42，這表明，我們對這一癥狀的認識並非完全準確，這可能是抑鬱症的某些非特異性表現。

ICD-10也並不比DSM-5更好（Am J Psychiatry. 1994; 151:1340）。κ係數也可能由最低值0.09至0.40，這與DSM-5幾乎一致。從綜合征和癥狀星型結構來看，即使癥狀可以識別，不同臨床醫生之間的可靠性也不一致。

抑鬱症的第二個常見問題是它可能是所有醫學中最常見的共病癥狀。精神病學中最常見的合併症：重度抑鬱症。見下表。

雙相I型障礙

90%

廣泛性焦慮症

67%

恐慌症

50%

精神分裂症

50%

酒精使用障礙

40%+

藥物濫用障礙

40%+

創傷後應激障礙

37%

邊緣型人格障礙

30%+

強迫症

30%

ADHD

25%

Curr Psychiatry Rep. 2013;15:386-402.

雙相I型障礙定義為躁狂發作，而90％患有這種病症的人會經歷抑鬱症。Strakowski教授認為，抑鬱症僅僅是導致躁狂症的潛在神經病理學的非特異性反應，這是一種更具預測性和特異性的綜合征。診斷也更加可靠。

在廣泛性焦慮症（GAD）中，抑鬱症發生在近70％的人群中。超過半數的恐慌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發展為抑鬱症。超過40％以上的酒精和藥物濫用也會發展成抑鬱症。如上表，抑鬱症在存在另一種精神疾病的情況下比在一般人群中更常見。再次表明導致其他精神病癥狀的潛在病理學可能是抑鬱症發作的潛在影響因素，所以抑鬱症代表對另一種腦部病理學的非特異性反應。

類似的，在其他類型的醫學中抑鬱症也非常常見。Strakowski教授認為影響大腦的任何病症都會增加抑鬱症的可能性。這包括藥物和藥物的副作用。任何通過血腦屏障的藥物似乎都會增加重症抑鬱症的風險。而這在處方藥物時通常沒有納入考慮範圍之內。如果降壓藥能夠引起抑鬱症，那對患者的健康風險可能高於輕度高血壓。

醫學中的抑鬱症合併症

阿爾茨海默病

50%

多發性硬化

50%

偏頭痛

47%

帕金森病

40%

COPD

40%

癲癇

35%

心血管疾病

35%

糖尿病

33%

中風

30%+

慢性腎病

30%

癌症

30%

Curr Psychiatry Rep. 2013;15:386-402.

在阿爾茨海默病、多發性硬化和偏頭痛中，抑鬱症發病率往往高達50％。而根據中風發作的腦部區域，中風的抑鬱症發病率可低至30%。比如在前額葉中風之後，抑鬱症的發生率非常高。即使對於那些不直接影響大腦的心血管疾病、腎病，癌症和糖尿病也增加了抑鬱症的風險。其中機制可能是通過疾病的炎症反應或其他的非特異性反應引起的。但是，這也支持了一種觀點，即抑鬱症通常是對另一種潛在的醫學病理學的非特異性大腦反應。

此外，事實證明，嚴重抑鬱症是我們最不可遺傳的精神病學癥狀。診斷的大多數主要病症都是可遺傳的，例如雙相情感障礙的遺傳率約為85％。而酒精使用障礙這種一直被認為受行為控制的疾病，實際上有超過60％的遺傳風險。相比之下，嚴重抑鬱症的遺傳風險在31％至40％之間（Am J Psychiatry. 2000; 157:1552）。

在複發性重度抑鬱症患者中，這種遺傳風險增加。這些病例可能具有躁鬱症的經典特徵，其中包括複發性情感障礙，但不包括躁狂症。在這些患者中，遺傳因素接近70%，而一般抑鬱患者的家族遺傳史只有30-40%。這些結果再次表明，環境因素對抑鬱症的影響比其他精神障礙要大。雙相障礙中，71%的躁狂症患者的遺傳因素獨立於抑鬱症，再次表明抑鬱症可能是雙相I型障礙的次要組成部分（Arch Gen Psychiatry. 2003; 60:497）。

最後，在患有其他精神障礙的患者家庭中，抑鬱症的發病率較高。雙相情感障礙、OCD、帕金森症、偏頭痛、PTSD和人格障礙具有較高的抑鬱症發病率，高於原發性遺傳疾病的發病率。這也表明，各種類型的腦部病理學或腦病理學遺傳風險增加了非特異性抑鬱障礙的風險。

重度抑鬱症響應於多種非特異性治療。SSRIs相對具體，但對於具體的患者，我們不知道SSRI、SNRI或安非他酮是否會對患者起效，安非他酮具有不同的機制。事實上，最有效的抗抑鬱葯——電休克治療，是我們所擁有的最不具體的治療方法之一。這也再次表明，不同類型的抑鬱症可能響應於不同的干預機制。但不幸的是，我們還無法確定哪種干預最有效。

最近的一些新療法（如氯胺酮）為抑鬱症的治療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點。在神經病理學背景下，抑鬱症是異質性且是非特異性的疾病。事實上，抑鬱症中的安慰劑反應往往非常高。

對抑鬱症起效的心理治療也具有可變性。基於證據的認知行為治療或某些類型的人際關係治療通過不同的方式工作，並且效果因人而異。疾病狀態的非特異性和異質性也可能影響心理治療的療效。

對於抑鬱症的各種假說都有可能是正確的，比如單胺假說，GABA假說，炎症假說以及HPA軸假說，因為這些可能是對各種潛在的腦部病理學的異質性和非特異性反應的組成部分。

例如，如果患者主要因壓力導致的抑鬱，那麼簡單提供藥物而不減輕壓力可能並不能起效。

對於存在的潛在主要癥狀，例如雙相情感障礙、OCD或酒精濫用，如果不能識別並治療這些主要癥狀，可能會讓抑鬱的治療更加困難。事實上，對潛在癥狀的治療非常有必要，這可能是治療抑鬱症的必經之路。

對於服用他汀類降壓藥或其他能夠穿過血腦屏障的藥物，如果服藥會增加抑鬱症的風險，我們該不該考慮停葯？在評估抑鬱症時，還要綜合考慮其他條件的潛在聯繫，並進行全面系統的治療實驗，認識到這種非特異性反應以及藥物副作用對於抑鬱症的治療非常重要。

Strakowski教授認為，存在一種遺傳抑鬱癥狀，這更可能是複發性的疾病，雖然還沒有完全定義，也無法將其與一般的異質性抑鬱綜合征進行區分，但隨著遺傳學、影像學和其他技術的進步，對該癥狀的認知可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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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路

Rethinking the Cause of Depression. Medscape - Jun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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