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風而眠，為藝術而戰

林風眠在寫給木心的來信中他寫道：「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偉大的時代一個個過去了，我依然不動。」這位與20世紀同齡的孤獨老人，這百年間發生的那些歷史事件，也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

林風眠原是叫「紹瓊」，小名阿勤，他後來改自己名字為「林風眠」，意為「憑風而眠」。晚年時人家問起此事，他打趣道：「不叫了，在風裡睡覺了。」

1900年11月，林風眠出生於廣東梅縣一個石匠家庭，他從小就對色彩有特別濃烈的興趣，總纏著母親去村裡新開的染坊看顏料。林風眠的母親和染坊老闆相識相知，相約私奔，不幸卻被族人抓回來拷打。年僅六歲的林風眠至此之後再未見過母親，他變得沉默寡言。成年後林風眠多次打聽，有人說母親被賣到山區不知所蹤，有人說母親被沉了「豬籠」。直到晚年，林風眠還常喃喃地說，如果沒帶母親去那家染坊，或許也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

1919年12月25日，在新式學堂美術課上顯露天分的林風眠踏上輪船，赴法勤工儉學，離開了故鄉傷心之地，從此再沒回來過。

1924年5月，法國東部舉辦中國美術展，正旅居法國的蔡元培作為重頭嘉賓出席，他被林風眠的《摸索》深深吸引。這幅巨畫四五米長，三米多高，荷馬、但丁、孔子、雨果、托爾斯泰等先哲在灰黑色調的沉鬱氣氛中思考。蔡元培讚歎畫家的藝術天才，幾次和夫人去林風眠的住所看望他，見他生活清苦還給他三千法郎資助。

那時的林風眠就讀於巴黎國立美術學院，不僅藝術上初露鋒芒，且新婚燕爾，可謂少年得意。可是他與德國妻子羅達結婚沒多久，羅達就在分娩時染上產褥熱，與嬰兒一同夭折。愛妻是為了孩子而死，聯想自己的母親，林風眠被深重的悲傷和宿命感吞噬。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國民性；而林風眠在北京藝專提出美術是改造社會的利器，讓學生走出畫室到民間創作，與蔡元培不謀而合。蔡把林風眠當作教育思想上難得的忘年知己。林風眠後來辭去北平校長後到杭州籌建藝術院並任校長，又是拜蔡元培鼎力支持。

杭州藝術院的建立，標誌著我國獨立藝術院校的開始。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董希文，席德進，蘇天賜……林風眠直接培養出的學生撐起現代中國美術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學理念和方法深深影響了一代藝術家，至今被美術教育界視為先進。他鼓勵學生釋放天性，口頭禪是「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放鬆一點，隨便些，亂畫嘛。」

林風眠執掌校政的這十年，也是他一生僅有的安居樂業、享受天倫的日子。林風眠詩意的棲居在西湖邊，他在玉泉道親自設計建造了一座二層小樓，周末他和學生們經常歡聚於此。二樓是畫室，除了最親近的朋友學生沒人可以上來，他常在此通宵創作，取一兩幅滿意之作，其餘廢棄一地，第二天早上由傭人掃走。園內遍植梅、桂、梧桐、凌霄，還有林風眠親手培育的玉米、草莓等作物。今天這座小樓安詳坐落於杭州植物園大門旁，吳冠中為老師的故居題寫了匾額。

1937年8月，日軍鐵蹄南下，終結了林風眠在杭州建設「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重鎮的夢想，也擊潰了他安穩美好的生活。當時汪偽政權的高官找上門來邀林風眠出山，林風眠當然不肯當漢奸，決計馬上離滬。林風眠托陳布雷在政治部設計委員會謀了個虛職，領著微薄的薪水維持生計，隱居在嘉陵江邊軍政部的一座倉庫里。

林風眠就在這樣的地方生活了近七年，屋裡只有一張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於畫紙毛筆之側。國民黨中央委員劉建群愛好書畫，專程來拜訪林風眠，見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這種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

林風眠事後對人講：「在北京和杭州當了十幾年校長，住洋房，乘私人轎車，身上一點人氣幾乎耗光了。你必須真正生活著，能體驗今天中國幾萬萬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徹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李可染當時也在重慶，經常會帶點便飯去看望老師。苦行僧般的清凈生活使林風眠能集中全部精力創作，他融合中西的「風眠體」就在這個江邊倉庫橫空出世。「風眠體」的第一大特色就是方紙布陣。中國傳統紙絹畫，不是橫卷就是立軸，便於富貴人家懸掛廳堂，林風眠大膽地突破傳統，轉向更利於製作畫冊供大眾觀賞的方形構圖。他不畫傳統的峰巒山谷宏大景色，而畫近景特寫。

林風眠使用生宣、毛筆、水墨、水彩等中國傳統材料，但技法汲取西方畫的精微光色，他自嘲是個好「色」之徒，打破「水墨為上」的古訓，運用濃重艷麗的色彩描繪仕女、花鳥、秋林、泊船。線條的靈感則來源於漢畫磚、唐壁畫。鮮艷的色彩，簡潔靈動的線條，美好的意象，這就是林風眠畫中的赤子之心。

1966年，「文革」開始，林風眠派學生去傅家證實了傅雷夫婦雙雙自盡的消息，他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於是，他翻出自己兩千多張作品，一張張忍痛浸入浴缸，拿木棍攪成紙漿，然後再一點點用馬桶沖走——不敢在屋裡燒畫，怕一旦煙囪里冒煙引起懷疑。實在難以想像林風眠在自毀作品時痛苦的心情，而對此他很決絕，說：「只要人在，畫還會有。」

果然，林風眠不久就被拘留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這是當年關押重大政治犯的地方，他們給年近七旬的林風眠罪名是「日本特務」這個「罪行」死也無法承認。

錢君匋先生回憶這段往事時提到，年邁的林風眠雙手被反銬，就連吃飯時也不給解銬，這個老人只能把嘴湊到飯盆前，用嘴去夠飯菜，如同牲口一樣。而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將近五年。

現如今，林風眠已經是現代美術史上無法被抹去的一個名字。而在看守所那漫長的日子裡，林風眠幾乎每天都能聽聞朋友們自殺的消息，可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1972年底，周恩來的干預下，林風眠終得以獲釋，但境遇仍是窘迫，看守所非人的遭遇留了一身的傷病給他。直到文革結束，1977年，林風眠才被允許帶走34幅舊作，去巴西探望已分別22年的妻兒。

林風眠的一生，就如同他為自己改的名字一般，孤獨、沉靜、平和，哪怕這中間有過大段歲月的掙扎與苦難，最終憑藉他骨子裡「為藝術戰」的這股勁兒，一直支撐到他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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