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的歷史，造物的歷史

所謂歷史，就是信息逐步從自發到自覺的一個過程。by James Gleick

關鍵詞：信息傳播、信息轉向、信息過濾

「通信的基本問題是，在一點精確地或近似地復現在另一點所選取的訊息。這些訊息往往都帶有意義。」克勞德·香農在其論文《通信的數學理論》（1948）里這樣寫道。

在《信息簡史》一書中，James Gleick對香農可謂推崇備至，不僅開篇引用了香農這句話，還依此來謀篇布局：從復現的技術（載體）、到復現的邏輯（映射）、再到復現的訊息（信息 ），以及「熵」的概念廓清和「噪音」的研究，它以歷史的視角重新解構了資訊理論，並作了拓展和補充。

換句話說，從載體的技術更迭，到邏輯的應用與發展，信息的功能與作用，《信息簡史》較為完整呈現了遠距離通訊的歷史沿革和現實意義。

我嘗試用三個詞——映射、轉向和差異——剝去它的歷史外衣，觸摸它的底層邏輯。

映射：編碼的邏輯

「telegraph」一詞的本義是「遠距離書寫」。在電報誕生前，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有方案都是基於書面字母表，將字母表作為一個中間符號層，即用以表示其他符號的符號。比如信號塔、烽火台。

James Gleick認為，語言映射的複雜性正源自中間符號層。

文字出現後，一個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世界逐漸開始建構起來。中間符號層作為底層的知識或意義的一種編碼，從一個抽象轉換到另一種抽象過程中，不同的載體，對應著不同的編碼邏輯。

電問世後，用電來通信的可能性不斷被探尋。摩爾斯構建了一種信號系統，電路一系列的通和斷被組織起來傳遞意義。點和劃，是將語言映射到電脈衝這一單一維度的載體上的中間符號層。

電報之後，電話、廣播也相繼出現，人們探索新可能性的熱情在慢慢積累。

作為現代計算機的雛形，差分機被查爾斯·巴貝奇視為完成信息轉換的一種載體。雖然巴貝奇最終沒能造出差分機，將思想的力量注入齒輪機械，但他對於未來的預見卻令人震撼：

我們必須記住另一門更高級的科學……也在大步前進……那就是計算的科學，它在我們前進的每一步中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並且最終它將主導科學在生活中的所有應用。

歸納地說，映射範圍擴大，計算主導一切。

語言是將一個無限的世界（及其中的對象、感覺和組合）映射到一個有限的空間里，可想而知，從實物與文字、從文字到範疇、從範疇到隱喻和邏輯，映射的變化註定曲折。

轉向：信息視角

香農的資訊理論甫一問世，便已成熟。

當時的通信工程師正試圖用符號來表示整個世界，將萬物化為電。符號運算以及映射的思想，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在不同研究者手中，資訊理論被引向了他當初始料未及的方向，心理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經濟學家及其他各類社會科學家紛紛學時髦搭便車。就像劉慈欣的《三體》以及被引用甚廣的「黑暗叢林」法則（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手）。

心理學家將外部世界視為信源，把心智視為接收器。他們研究生物如何對外部世界作出反應，考察生物如何將外部世界呈現給自己。

編碼、指令、信號，所有這些帶有濃厚的機械和工程學意味的術語很快侵入了生物學家的辭彙當中。20世紀70年代初，生物學家的技術術語中已經包含了諸如字母表、文庫、編輯、校對、轉錄、翻譯、無意義、同義語和冗餘等詞。

物理學領域，許多物理現象的發現把信息推向了前台。比如一直集中在物質和能量上的黑洞研究，開始為信息的問題所困擾；包括量子計算機在內的量子信息科學的爭議和研究。

信息轉向，即香農的資訊理論的跨領域應用，給我們人類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信息視角。

不過惠勒的「萬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的說法，James Gleick認為是一種極端的觀點，完全不唯物：信息第一性，物質第二性。

差異：信息的造物

在「資訊理論」一詞問世後，相繼又出現了「信息過載」、「信息過量」、「信息焦慮」、「信息疲勞」等說法。「洪流」成為人們描述信息過量時的常用隱喻。

James Gleick將應對策略歸為兩類：過濾與搜索。

他認為，過濾和搜索是保護這個世界免於落入「信息太多，大多被遺忘」境地的力量。一個未被搜索引擎編入索引的Internet站點就如同一本被上錯架的圖片館藏書，難免處於被人遺忘的境地，也更談不上「過濾」。

更重要的是，我們做出了選擇，選擇又塑造了我們——我們成了「信息的造物」。

「（我們）試圖從一片嘈雜和混亂中找出幾行意義，嘗試閱讀過去的和未來的歷史，並努力收集自己的和他人的思想。偶爾我們會瞥一眼鏡子，認出鏡子里一個信息的造物。」

同樣，KK在《必然》一書中也曾表達過類似觀點：

「基於量化的行為模式的信息過濾器……它使我們既高昂又廉價的注意力得到合理分配。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利用大量的過濾器，在明確我們是誰的同時，為我們自己進行個性化的定製。」

數據的收集和過濾，在KK看來本質上是一個映照自我，突顯差異的過程。這與James Gleick的「信息的造物」的說法不謀而合。

事實上，《信息簡史》（2011）比《必然》（2016）早出版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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