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

05-15

無論華夏的王道大旗下都聚集著哪些民族，政治文明的進程依然是不緊不慢、按部就班。夏啟將家族傳承與國家元首的任命結合起來的作法，開創了宗法制度的先河，拉開了「家天下」的序幕，此例一開，便被我們持續使用了幾千年。這一制度的好處主要就是前面剛說過的對於國家意志的統合和對政權的穩固，使得權貴們組成的政治同盟相對穩定，不至於令每次領袖的任命都面臨著演變成國家動亂的危險，在沒有選舉條件的年代裡，國王人選的無爭議確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內戰的發生。縱然繼任的元首極不合格，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內戰，任命國王的過程中出現爭議導致任命失敗的結果也只能是內戰，倘若不事先確定好人選，而是鼓勵各地的權貴甚至普通百姓都可以競爭國王一職，考慮到國王將會擁有的權威以及特殊待遇，如果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幕後節制各方勢力（曾經這個組織就是最初的超級部落），那麼各種不計代價也要取得國王之位的勢力集團乾脆直接開戰好了，沒什麼好選的。指望所有人能夠理智、公正、平心靜氣地在面對巨大誘惑的同時去商討誰更有資格執掌王權，當這一切實現的時候，用你們的話說，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已經可以被消滅了，自然也不會再需要什麼國王。

前後長達幾百年的禪讓制傳承，讓我們在文明早期就摸清了國家政治的遊戲規則，從禪讓制向宗法制的轉變不是一種倒退，而是厭倦了表面形式後的一種本質顯現，所謂國家就是要實現對權力意志的集中控制，使人們不能夠發生衝突，不管用什麼方式達到這一目的。當超級部落的節制力開始衰弱，宗法制度的及時接替使我們避免了從原始時期向王國時期的過渡中可能發生的文明崩潰，不得不說這與炎黃二帝在一開始就奠定下的王道信仰基礎有重大關係，部落之間的合作互助與通婚使得文明的進展大致均勻，除了少數偏遠地區的後進部落之外，多數地方都同時達到了進入王國時代的基本條件，轉型過程相對平緩，沒有給社會帶來太大的落差，也就沒有出現破壞性的後果。

後來，到了大名鼎鼎的商紂王主政的時候，王國的苦役制度被這位暴君發揮得淋漓盡致，各地權貴們的一般供奉遠遠滿足不了他的胃口，貪婪好色的紂王的作為終引得天怒人怨。可是，很多地方的人們都是敢怒不敢言，他們懼怕紂王手下由苦役們組成的龐大軍團，只能全力滿足紂王的要求，避免遭到討伐。只有周武王看準了其「失道者寡助」的弱點，聯合各路侯王曆數其罪責、領導起義，並使其麾下大軍臨陣倒戈，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周王朝建立後，一些地區因為屢遭壓榨，幾乎對王國喪失信心，為了挽回各地權貴及其轄下百姓們的信賴和忠誠，王國重臣周公旦對當時的倫理、政治理論進行了大量的補充與完善，極大地促進了王道信仰的鞏固和發展。並且，周公旦還設計了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禮樂制度，作為王道理念的輔助和配套措施，可以有效彌補我們在宗教以及社會道德方面的不足，尤其對國王及權貴們的德行有著良好的約束作用。

隨著青銅器時代冶煉金屬技術的進步，尤其是鐵製品的出現，推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王國各地的物產也相應地越來越豐盈。除了定期上貢給國王的部分資財以外，權貴們手中的剩餘財富亦逐漸增加，部分普通百姓家裡也開始有了一些多餘的產品，以物易物的原始商業活動漸漸多了起來。當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發現王國的存在完全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各地區的侯王很少再因遭受自然災害向國王求助，他們自己就已經可以組織起很大規模的抗災防災工程建設了，物產的豐富令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充分的實力保有足夠保衛自身地位和權力不被普通百姓輕易推翻的軍隊，單純從局部利益考慮的話，他們基本上不再需要王國給自己撐腰了。這種情形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國王的權力自然消解，各地向王國的進貢占自己局地產量的比例愈來愈小，國王所掌握的軍事、學術、技術等方面的人才受到地方財富的吸引，紛紛離開王室機構去為地方政權效力，王權幾乎完全喪失了對國家整體的控制。

西周末年，國王的威信本來就日漸降低，偏偏又出了個昏庸無道的周幽王，竟為博妃子一笑上演了烽火戲諸侯的鬧劇，各路侯王權貴原本就覺得國王多餘，這一下變成了反感甚至厭惡。雖說由於王道傳統的制約，我們在之後長達五百多年的實際分裂和內戰狀態中依然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名義，可事實上的王國統一政權早已不復存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各地的局部戰爭基本沒有停止過，好在當時我們的文明程度比周邊的其他民族領先了至少一個時代，外來的入侵對大局發展影響較小，起碼沒有亡國的危險。正是在無休無止的戰亂中，從王國通往封建帝國的道路在我們腳下鋪開。

王國失勢，為國王服務的大批技術、學術方面人才流落到全國各地，他們中有的受到權貴賞識，為一方發展作出貢獻，有的滯留民間教書育人，潛心鑽研知識學問、授業傳道，以解決百姓們的迷惑和疾苦為己任。後一種情況的出現使我們的文明精神得以在更基層、更廣泛的百姓群體中傳播開，令飽受戰亂的群眾們沒有失去追求和平的信念，並且產生出了大量優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有力地支持了後世的封建社會發展。你們熟悉的「諸子百家」就是在此種混亂的背景下，各種思想流派的學者們以陰陽、太極、王道等早期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結合禮樂、律法、權術等新生制度規範而產生出的多種多樣的文化、政治理念，德行體系亦是在此期間開始構建，在之後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演變出來的。「百家爭鳴」狀況的出現一方面使各地方的文化差異加大，讓國家的統一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也給以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方式及前景提出了更多可能的選項和設想，如此豐富的精神文化財富對充實華夏文明的底蘊也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我們由王國向帝國的轉型過程顯然不如從部落聯盟向王國的轉型過程那麼平穩，主要是因為在向王國轉型的時候，處於部落聯盟核心位置的超級部落對周邊部族的節制力尚未完全喪失，還沒有哪個部落的族長敢跟得到超級部落支持的夏啟爭奪國王之位，而到了王國後期，國王對各地權貴們演變成的諸侯已全無節制力了，侯王們各自為政，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如果這些割據的諸侯國能夠平安無事地相處倒也罷了，可前後長達五百餘年的歷史證明了，那根本行不通，除非能有一個超越各地方政權的力量對局部勢力進行統一的協調和支配，否則內戰是難以避免的。諸侯們經常會為了自己能多控制幾座城池、一片沃土不惜傾全力發動戰事，並且在相互交往也時常想要分個高下，「禮崩樂壞」說的就是他們之間的混戰關係，本來嘛，失去了統一意志的管控之後，他們之間只有看誰的拳頭大誰就說了算了。不參與這種無意義的明爭暗鬥也不是不行，只是若不能吞併更大的地區、掌握更多的人力物力的話，在講究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諸侯爭霸的環境中，只能或者心甘情願地聽從別人差遣，或者被別人當成擴張之路上的絆腳石慘遭消滅。說起來，這也算是種競爭模式，儘管是屬於無序的生存競爭，這種模式也確實推進了社會進步，即使在戰亂頻發的不利條件下，各大諸侯國還是先後獨自完成了從王國模式向封建帝國模式的行政體制轉變，用封建官僚選拔機制產生的官吏代替了地方權貴的行政職能，用統一鑄造的金屬貨幣代替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用規範的稅負代替了進貢。可是，這種進步的代價太過慘痛，每場戰爭過後都是血流成河、屍骨堆積如山，更重要的是以無數百姓的生命換取社會進步的作法不能永久，何況那根本不是必要的犧牲，那些戰事大多僅是為了侯王們爭奪利益而打，不是為了國家與民族大義而戰，「春秋無義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