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城市、行省與政府部門

選自《Palgrave Macmillan Atlas of Byzantine History（2005）》P33-40

譯者 @紅葉知弦

我只是簡單校對一下並且代發啦

城市、行省與政府部門

帝國政府

從很多方面來說，政府的實際作用就是一個財政部門：其主要的職能是為了維持國家穩定而以任何形式對財政來源進行估價、收集和再分配。要求的稅額會隨著每年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國內需求而改變。君士坦丁一世時，國家財政主要通過三個部門來掌控：道府、稅監(sacrae largitiones)和少府(res privata)。

其中最重要的部門是負責對土地稅估算統計，並據此進行收集和再分配的道府。雖然在不同時期道曾被重組過，總而言之它們都有明確的範圍劃分：在君士坦丁統治初期主要有三個道：東方道（從巴爾幹山脈周圍的默西亞和色雷斯到非洲的上利比亞）；伊利里庫姆、義大利和非洲；以及包括不列顛和北非的廷吉他納在內的高盧。在大約五世紀四十年代的時候，這些地區被重新調整為4個道：高盧、義大利、北非和部分伊利里庫姆，以及東方道。高盧、義大利以及很多北非的地區都在五世紀中期及晚期丟失了，使得拜占庭一度只剩下伊利里庫姆和東方道，但是新的義大利和非洲道隨著查士丁尼的收復又被建立了起來。每個道被細分為若干大區(dioecesae),由觀察使的代理人(vicarious)管理；而每個大區又被劃分若干由省長管理的行省。接著是最低級的行政部門——城市(civitas或polis)，稅的估計和徵收最終就落實在它們的市區(territorium)上。

稅收有多種類型，其中最重要的常規稅是土地稅。土地稅可以，並且傳統上一直是以金錢的形式被徵收的；但是在三世紀晚期國家遭遇的財政危機中，作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財政重建和軍隊改編的結果，大部分的土地稅實際上是以穀物、其他糧食等等的實物形式被徵收的，它們被存放於可以被口糧(annonae)佔了薪水相當高比例的士兵和民政官員利用的龐大帝國倉庫網路中。隨著經濟狀況在四世紀間逐漸好轉，到了五世紀，這些口糧又被重新換回了金錢——如果那些被徵稅的農民們有錢的話——但是政府會始終保有徵收實物稅的選項，特別是當在有軍需上的要求的時候。觀察使通過他們的轄區內，尤其是行省級別的行政機關來對司法機關、郵政系統的維持、國家武器工坊以及行省的市政工程負責。

剩下的2個財政部門是由早起羅馬的宮廷部門(palatine departments)演變而來的，並且在職務上更加受限。稅監主要負責來自礦業、鑄幣、國有制衣工坊以及軍隊捐款事宜——為了例如皇帝生日或就職慶典等特定理由而向軍隊定期或不定期贈與的金錢——的金錢。它在每個大區都有分支部門並在每個城市及行省都有代表以管理來自公民的土地（自從五世紀中葉後）以及來自例如軍隊服務摺合金額或是為軍隊提供馬匹的其他收入的稅收。由總管管理的少府，本質上是負責來自皇莊的地租的收入，無論這些土地的來源如何（主要是來自例如沒收、遺贈或是轉歸）。這個部門就像稅監一樣複雜，下轄的各部門對應著各種各樣的任務。在六世紀間，它的職責被分為了為國家意志制定預算並以此維持王室開支，以及一個新成立的部門，內務府(patrimonium)。

在六世紀間，稅監和少府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少府管理的大量不動產被組織成5個彼此獨立的部門（包括原來的少府），分別負責不同類型的不動產以及開支；而稅監在大區級別的活動則逐漸地被下放到行省級別。在希拉克略的統治下，貨幣的鑄造被集中化管理了起來，只有位於拉文納、迦太基、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鑄幣廠依然運轉著，而剩下的全都被關閉了。在同一時期以及接下來的超過20年里，由於東方道的分裂（伊利里庫姆也由於帝國控制的大部分巴爾幹地區的丟失而失去），作為一個獨立部門的稅監消失了，於是它的每個子部門都變成了一個獨立的部門。這些子部門大多由常務秘書(logothetês)或財會人員管理，並且由皇帝以及一名宮廷高官，通常是軍區司庫(sakellarios)，直轄。

城市及城市生活

城市(civitas或polis)在帝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以及行政管理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城市可以是市場交易和地區農業活動的中心，有時也是小規模日用品生產或是，如果有港口的話，長途貿易的中心。有些城市擁有全部的這些功能，而另外的那些則僅僅是國家為了自身財政管理的目的而建立的行政中心。城市是在自己領地內實現自治的區域，它們同時也在納稅上向國家負責。在沒有城市的地方，羅馬人就建立起城市來，或是從零開始，或是由既存的定居點改換並為它們提供城市的制度和標誌。絕大多數的城鎮依賴於農業腹地提供的當地市場、產業功能以及城市人口生活所需的糧食。

城市的角色隨著帝國的不斷發展而有所改變，於是在三到四世紀間，典型的羅馬城市的樣子也發生了變化。這些改變複雜並反映了國家、城市以及地主在從生產者身上攫取利潤這件事上不斷激化的矛盾。城市沒能承受住地方獨立自治和國家需求之間的矛盾。而那些有既得利益的富有城市地主則讓問題進一步複雜化。雖然有證據表明在七世紀前葉的東方，很多元老(curiales)——即城市的議員、元老院(curia)成員——依然在向國家和城市履行自己的義務，但是很顯然在四世紀晚期，很多人沒有或是無法這麼做。這些元老們，作為最重要的地主和公民，曾有著通過捐款維持城市運轉以及在當地評估、收集和上交國家要求的稅收的責任。但是因為很多人設法獲得了議員身份（換言之，他們成為了羅馬元老院或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成員），這使得他們擺脫了這樣的責任，於是這些負擔越來越多地落在了那些擁有更少財富和特權的人身上，而這些人因此更難收上國家要求的全部稅款（特別是當富人間流行通過行賄或是暴力抵抗來逃稅時）。

根據傳統的土地佔有和城市化模式，這一過程是複雜並有著細微的地方性差異的，但這些都只是最明顯的特徵。於是，在四世紀晚期到五世紀晚期間（在西部和東部則是直到帝國滅亡），政府越來越直接地通過干涉來保證稅款的收取。這是通過強行指派監督者到城市官員中去或是通過被沒收的土地的地租來滿足一定程度上財政收入的需求，並且在最終是通過在每個市區任命包稅人來實現的。地方元老院的元老們依然完成了徵稅的任務，但是政府對自己財政支出的解釋義務則在阿納斯塔修斯統治期間（491–518）被去除了。雖然這肯定減輕了財政壓力，並且可能有助於佐證在六世紀的某些東部行省有發生過城市資產復甦的觀點，但是它無助於重建城市的傳統獨立性。

到了七世紀初，作為法人團體的城市已經不再像六世紀中期前後那樣富有了。這並不是說城市生活水平在絕對意義上的下降，也不是說當地精英和地主階級只能獲得更少的財富，更不意味著城市無法繼續履行其作為生產和交易中心的功能。那裡依然有和以前一樣多的財富在周轉流通，但是作為公共機構的城鎮本身很難獲得它們，並且從考古學證據來看，很多城市的面積甚至有所縮小。其大部分土地以及來自土地的收入都已不再屬於它們。從至少六世紀後葉起，當地有錢人就漸漸將他們的財富更多地花費於宗教建築或相關事物上——因此是不斷改變的消費模式和不斷減少的消費影響了城市建築與建築的維護。尤其是，教會從四世紀起就一直是城市在消費上的競爭對手。

戰爭上的需求以及來自敵人威脅的壓力同樣在城市的變化中發揮了影響——到了五世紀，大部分的市中心都有著防禦用的城牆和高塔，這進一步改變了城市的特徵以及城市開支的去向。在四到六世紀的巴爾幹半島以及六世紀後的義大利，不同類型的定居點與他們滿足的與國家軍隊需求以及自身區域有關的功能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刺激了新類型的強化市中心的發展（見地圖2.5）。另外，由於政府為了管理起見而遵循著某種使城市布局「合理化」的政策，國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城市密度過高的地區，有時有些城鎮會失去城市的身份和特權（很多在這過程中被鎮壓的「城市」一度曾比村莊還多），與此同時一些其它的城市，由於其在國家財政管理的結構中的重要性而第一次獲得了城市的身份。這完全關乎維持一個足以滿足財政系統需求的中樞網路的需求。羅馬世界中城市和城市文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和象徵性上的重要性，通過國家在這一時期城市建設與翻新中的持續參與傳播開來，這意味著它們一直在文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在基督徒尚未獲得基本的經濟角色的里，城市尤其關係著對聖徒的信仰或是滿足其他的在他們觀點中可以促進基督教興旺的機會的宗教功能。軍隊、政府、文化，這一切趨勢的結合勾繪了一幅與前一時代大不相同的城市圖景。然而無論它們正在遭遇什麼樣的在建築和城市規划上的變化，東部省份的城市——特別是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在整個七世紀和伊斯蘭入侵期間持續蓬勃地發展，在此後展現了一幅與帝國疆域內的城市截然不同的畫面。

君士坦丁堡：一個帝都的變遷

由君士坦丁一世於公元324年開始在拜占庭古城遺址上建造，並於330年建成的新帝都，對於愛琴海和東地中海盆地的商品交易與運輸模式，以及後來羅馬世界的政策，有著深遠的重要性。由於擁有帝國宮廷、議會、以及作為一個主要城市的社會、經濟和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君士坦丁堡迅速地成長為了在東地中海地區擁有主導地位的，可以與亞歷山大港、安條克在財富、名氣、人口和文化影響力上相較的城市。但是人們有時會認為新首都的基礎並非是與傳統的徹底決裂：早在幾年前戴里克先就已經在南方不遠處的尼科米底亞建立了自己的駐地和宮廷；而為皇帝們建立區域性的場所是對四帝共治的需要的反映。君士坦丁的選擇可能是基於一種戰略上的考慮，因為他的新首都坐落於兩條有戰略價值的主要陸路交通路線的交匯處：途經塞薩洛尼卡抵達亞得里亞海岸的埃格納蒂亞大道（Via Egnatia），以及從卡爾西頓到君士坦丁堡的在東面經過尼科米底亞的軍用道路。

我們可以從新皇城的建立者安排的每年從埃及運來的數額大約在80,000人份口糧的穀物供給中看出，他對新皇城有著很高的人口預期。積聚的人口增長確實隨後發生了，伴隨著大量增加的水供應和相關結構（溝渠、蓄水池等等）、穀物儲存設施以及住宅區。水管、運河和溝渠能夠將城市的水運送到超過80英里外的色雷斯腹地，並且這還只是已探明的部分。帝國總部被設於舊城的東南角的宮殿群中，伴隨著一個堅固的競技場和圍繞著擴張後的城市的新城牆。主幹道起始於皇帝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他在195年到196年的內戰後重建了被毀滅的部分城市）所建的有柱廊的宮殿，然後通向城市另一邊圓形的君士坦丁廣場，最終抵達黃金城門——一個位於君士坦丁堡南部陸牆的用於慶祝勝利的入口。之後的皇帝們相繼地在城市內留下了屬於他們的痕迹，包括了：拱廊、有柱廊的街道、公共浴場以及其它的公共設施。在四世紀到七世紀之間，大約有40座由大量蓄水池供水的公共浴場被建成，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露天建築。埃提烏斯是其中最大的蓄水池之一，可以容納大約160,000m3的水。同樣的，國有和私人宅邸的數量也增加了，直到五世紀早期，新皇城至少有了5座不同大小和功能的行宮，而與此同時大皇宮本身也被持續地擴建並最終增長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複雜迷宮般的建築群。

雖然君士坦丁一世只在這裡建了3座教堂（作為城市主教座堂的聖伊蓮娜教堂，以及2座專門用來供奉當地的聖人聖阿加修斯和聖墨修斯），在以後的歲月中這個城市卻以其教堂而聞名。直到五世紀二十年代，城市中已經有了大約14座教堂，並且這一數字在隨後的幾個世紀里還在不斷增長。之後的那些皇帝們，正如他們增添了城市世俗的裝飾物一般，也增加了教堂的數量，其中最著名的是查士丁尼一世在六世紀中葉建造的神聖智慧大教堂，又稱聖索菲亞大教堂（建立於一個早前在暴亂中被破壞的同名教堂的遺址之上）。

被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摧毀的城牆也在三世紀晚期得到了重建。君士坦丁一世將周線向西進一步擴張，圈入了一塊比原來的城市大兩倍的區域。這一擴張完成於他的繼承人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的統治期間，由於當時缺乏任何來自海上的實質威脅，這也就導致了沒有任何的海防工事被建成。但是四世紀七十年代起出現的哥特人的威脅，城市越來越常暴露在來自色雷斯地區外的入侵下的現實，以及急劇膨脹的人口和帝國政府的需求改變了這一狀況。在狄奧多西二世的統治期間，安特米烏斯觀察使將更多的土地圈入了城市並建造了一道被保存至今的陸牆，使得一個從馬爾馬拉海到金角灣的大約長達6公里的帶有護城河的大規模三級防禦體系被建立了起來。儘管陸牆是在412-413年間建成的，但其海防工事直到五世紀三十年代的晚期才被完成，並在隨後的世紀里證明了它們的價值。

君士坦丁堡領土的快速擴張在七世紀中葉到八世紀晚期間帝國經歷的漫長的艱難時期中暫時告一段落。但是從九世紀初起，它再次開始了在人口以及建築活動上的擴張。在六世紀三十年代，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不少於500,000（也有一些估計使用了更高的數字）；到了八世紀中葉，在經歷了六世紀四十年代的大瘟疫以及從那之後直到八世紀五十年代間反覆爆發的鼠疫後，瘟疫的擴散在八世紀四十年代晚期的一次大瘟疫中再次達到了頂點，這使得人口數降到了30,000-40,000（儘管這些數據都存有爭議）。此後這個數字再一次地開始逐漸上升，並在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晚期重新回到了六世紀初的水平。這個城市見證了多次的圍城戰——對626年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的包圍、674-678年以及717-718年阿拉伯人的圍攻、十世紀初保加利亞人的進攻以及十世紀和十一世紀時來自俄國的海上入侵者的成功抵抗證明了它的防禦能力。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由於本應通過這裡進攻伊斯蘭埃及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軍隊叛亂而陷落；據記載，隨後的劫掠導致了大量傑出歷史文物的移除或毀壞、房屋的燒毀，以及伴隨著這一事件的其他形式的破壞。它在1261年再次被拜占庭人收復，儘管帝國的領土在十四世紀晚期和十五世紀縮小到了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它始終保持在帝國的掌控中，直到1453年的五月由於穆罕默德二世的奧斯曼帝國軍隊長達兩個月的圍攻而被攻克。

建築的式樣和潮流正如它們影響著其他的建成環境一般影響著君士坦丁堡，考慮到這座城市的帝國歷史的長度，我們理所當然地可以看到不少在某些方面的轉變。最明顯的是，隨著皇帝、皇室成員以及宮廷將他們的財富花費於大多依靠土地和財產的捐獻來維持的教堂、宮殿、和慈善機構上，帝國建築的世俗成分逐漸減少了起來。巴西爾一世被認為在867-886年的這段時間中建造或修復了超過30座教堂。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間，很多帝國精英出資參與了城市的修道院以及慈善機構的建設，其中的一部分建築規模相當龐大，例如由歷代皇帝們建設起並資助的聖保羅大孤兒院，據說要花一整天才能參觀完。除了這些建築之外，城市也包括了住宅區、有錢人家的宅第、各種各樣的行業以及生產和銷售它們的商品所需的地點——室內市場和露天市場，還有帝國軍備的工坊、供軍隊及市民使用的碼頭和港口。在似乎只有一座商業港口在運作的最低谷的八世紀後，到了十二世紀時，這座城市已經坐擁足足4個港口和大量分布於金角灣的海岸上的碼頭以供取得了商業權利的多個商人群體使用，並在隨後的年代裡據信擁有了365座教堂。這一數字無疑是被誇張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情況。

君士坦丁堡常年都是舉行帝國儀式活動的場所，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全市範圍的活動。城市的市政官有權安排任何儀式路線沿途的家庭通過例如掛出貴重的織物和掛毯等方式來做出貢獻，並且街道也會被裝飾和噴洒香水以表示對皇帝的尊敬。儀式隊伍通常擁有宗教色彩並且是教堂的重要節日的特點；但是閱兵、慶祝勝利和檢視俘虜及戰利品的儀式也很常見。有幾條路徑是比較常用的，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是通向或是從皇宮或聖索菲亞大教堂出發，途徑梅塞大道或者與之平行的主要街道，直到金門的那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