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療研究領域的渡渡鳥效應（上） | [東讀西學]第22期

心理治療研究領域的渡渡鳥效應

（上半部分）

作者： Sam Bernecker

翻譯：徐浪

編輯：王東美，胡姝婧

小編的話

在心理治療、心理學乃至其它所謂「軟科學」的研究領域，研究的不可重複性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這固然與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等客觀因素有關，但還有許多人為因素導致了這一現狀。本文作者試圖對這些人為因素進行探討，並且更重要地，是激發出每一位心理治療研究者的責任感：作為科學工作者，我們應以誠實嚴謹的態度對待我們的研究和研究結果，而不應讓它們的真實性因為利益、價值等等這些因素而受到歪曲。作為走在致力於讓心理治療更科學化之路上的同路人，請你用心衡量。

期刊里有很多關於研究可重複性的文章；博客世界裡也充斥著關於可重複性的爭論。對研究可靠性的關注不僅局限於心理學，還延伸到了生物醫學（Begley & Ionannidis, 2015），政治學（Esarey, Stevenson, & Wilson, 2014），甚至是計算機科學（LeVeque, Mitchell, & Stodden, 2012）

但是，只有心理治療領域的研究人員用一個象徵物來比喻這個研究可重複性的問題：渡渡鳥。

幾十年來，心理治療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很清楚，心理治療實驗常常是無法被重複的。我相信通過一個可再現的鏡頭和解決根本問題的方式來檢視渡渡鳥效應（不同的心理治療有同樣的效果），將會改善心理治療領域的研究現狀，不僅僅是治療實驗，而且我們能得到一些讓各方都滿意的答案，而不用再去老調重彈那些早已讓我們疲倦的爭論了。

這篇文章有兩個目標：1、讓懷疑論者確信我們的確關心心理治療研究的可重複性問題；2、提出可以用來修正這一問題的行動措施。（本文為上篇，主要談論第一個問題。）

是的，這的確是個問題

儘管心理治療研究取得了大量一致的有用發現，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心理治療研究都無法重複（如果它還沒有被重複的話）。渡渡鳥效應就是一個無法重複的例子：任何支持一種療法優於另一種療法的重要發現，總是很容易被反駁，或者是結論無效，或者是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哎，等等，渡渡鳥不是已經滅絕了嗎？難道不是大衛（David Tolin）用一個元分析之類的東西把它殺了嗎（2010，2014）？

是的，有的元分析發現不同療法有不同的功效，但是另外的元分析卻發現不同療法間沒有差別（Hofmann, Asnaani, Vonk, Sawyer, & Fang, 2012）。所以，元分析本身也無法重複，最後還是導致了這種渡渡鳥狀況。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為什麼會出現我們想要的結果，因為我們會反覆考證元分析方法以及通過這些元分析得出的結論。但是拋開我們的立場，我們都會同意確實有證據表明問題存在。幾十年來，心理治療領域的研究產生了大量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非常含糊，聰明人稍微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讀，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也許你並不關心效果比較試實驗的不可重複。事實上，如果只是效果比較的實驗，我也不會擔心，我會預期比較心理治療各個方面的實驗都產生變異的結果，下面會討論其中緣由。因此，許多研究者都認為研究機制、過程、調節變數和個人諮詢要素會更富有成效。

然而，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其它類型的心理治療研究也同樣不可重複。

首先，讓我們先有節操地假設心理治療研究和所有的心理學研究（包括其它領域）一樣，都存在可重複性的問題。

第二，心理治療文獻里有大量像渡渡鳥一樣無法重複的例子。就我自己曾痴迷於文獻回顧的經驗來說，缺乏可重複性不是特例而是常規。

例如，我被要求寫這篇文章是為了配合另外一篇文章，因為我和我的同事在那篇文章中得出的結論無法重複，主要探討依戀類型對認知行為療法和人際互動療法的功效所起的調節作用（人際心理治療；Bernecker等，2016）。由於寫文章的過程中注意到現存文獻很難總結歸納，於是我們對有關人際心理治療的調節因素的文獻做了一個全面回顧。我們發現的一致結論很少，就連經常被引用的結論都與其它的調查研究相矛盾。(Bernecker, Coyne, & Constantino, in preparation).

另一個例子來自於近期的一項關於認知偏差矯正（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簡稱CBM）的元分析（CBM; Cristea, Kok, & Cuijpers, 2015）。儘管我支持使用單因素檢驗作為應對這一危機的改進措施（見下文），但是元分析完美呈現了CBM的積極結果是受發表偏見和方法論問題的驅動，這表明除非我們改進發表要求和研究方法，不然就算是最嚴格限制的干預也會有可重複性的問題，正如多成分治療一樣。

如果你依然不相信心理治療研究的可重複性問題的話，我會這樣勸你，同那些懷疑氣候變化的人爭論時，我也是這樣說的：鑒於危險的嚴重性，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我不想在這場賭局中失敗，最後以物種滅絕以及變為水下城市而告終，這樣的結果同樣會出現在科學領域。

如果想要我們的工作成果能夠影響實踐、培訓，乃至政策，那麼當我們生成一系列研究的時候，我們應該得出合理可信的結論；我們不應該得出那種經不起風吹的結果。

事實上，如果個人發表的論文足夠可靠，我們就可以放心地引用，因為它的結果是「真的」，而不是等著更多的研究來驗證同一個問題，這樣不是更好？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心理治療研究富有成效，但是由於實踐與文獻中的矛盾，妨礙了這一進程。現在科學界已經認識到可重複性問題這一領域，並且去尋找它的成因，我們有機會做出改變，這將會促發研究對這一問題有所回答。

在已發表的文獻中，兩種力量的結合導致了偏見的形成：一種力量是選擇可變性，一種力量是選擇更強的效應。受機構和個人壓力的影響，研究過程中，一些低效應的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被過濾掉了，導致文獻中充斥著虛假的肯定。這種研究方式導致了最多的爭議，產生了最多的偏見，但是卻獲得了發表的回報與榮譽，似乎產生了最受「肯定」的結果，卻忽視了真正有效應的那部分（見上圖）。

總之，在實驗室里，文獻的狀況是可以改進的：

（1）減少有選擇性的偏見，也就是說，要保證這些效應不是按照有偏見的導向過濾到文獻中去的。

（2）減少可變性。

（3）改變系統。在系統層面，通過改變機構和個人對大效應的特殊偏好的措施，能夠使這些目標加快實現。儘管調查者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一系統的受害者，但我們因為對這一系統的維護仍應受到指責，我們有責任永久性地改變這一局面。

由於本文篇幅較長，東方明見將其分為上下兩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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