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社會學經驗

本文不標明出處，只是一條一條羅列，請讀者自行參考。

1.現有社會資本文獻多聚焦於個人社交網路，對工作關係產生的組織社交網路缺乏實證研究，實際上，單位內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對勞動者收入均有正向作用；

外部交往的影響高於內部交往；

與個人社交相反，職場外部交往對收入的影響在非國有部門大於國有部門。

也就是說，社交網路建立，多認識人是有好處的。

非同事之間的交往的好處比同事之間交往的好處大。

就職場社交對收入的提高而言，非國有部門大於國有部門，有利於生意成交，而私人社交對收入的提高中，國有部門大於非國有部門，有利於被領導提拔。

2.城鄉戶籍出身對高學歷勞動者工作收入的凈影響隨時間推移而擴大，用更為綜合的就業質量來代替工作收入進行分析，上述發現仍然成立。這驗證了累積優勢理論所預期的不平等「擴大效應」和「中介效應」。本文還進一步發現，高學歷勞動者中城鎮出身所帶來的累積優勢，與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差異關係不大，而主要來源於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

換言之，在同樣具備高學歷的人群中，家庭才是最大的差異化因素，而且隨時間增加，會造成差距越大。

3.研究發現：

第一，農民分層呈金字塔型，從高到低分別是農村幹部、農村企業主、農村個體戶、打工者、兼業務農者、純務農者和無業者。

第二，純務農者比例逐年減少，兼業務農群體擴大。

第三，代內流動有向上的路徑，但農村幹部存在一定的階層固化。(代內流動指一個人一生中在職業和地位方面的水平的或垂直的流動)

第四，農村個體戶和打工者向下流動相當普遍。

第五，階層的代際傳遞主要通過教育產生間接影響。這些特點顯示，過去十多年農民的社會分層並沒有完全定型，還存在從純務農向非農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農民兼業成為明顯的社會階層現象，但這個機會和空間又顯得比以前局促。整體來看，對作為社會身份的農民而言，其內部的分層並不能有效地改變其整體的社會經濟地位。

這和個研究指出的是，村幹部是世襲的，農民社會經濟地位仍然是最低的，農民不種田出去打工或者做生意還是有一些奔頭相對種田來說。

但打工和做生意的重新回到農村種田是很普遍的現象。

4.在子代教育方面,中產階級父母在資本投入上有顯著優勢,但在家庭教養態度慣習上卻和底層階級父母無甚差別。由此可見,當前中國的階級差異仍主要表現為對資本佔有的差異,中產階級並未在階級慣習上顯著區別於底層階級。所謂的階層固化也主要是經濟資本構築的壁壘而已,不同階層尚未在內在性情上呈現顯著區隔。

5.在市場轉型過程中,中國不同類型的精英群體(行政幹部精英、技術幹部精英、專業技術精英)通過排斥非精英群體進入的方式在代際間實現了人員的自由交換。

這些不同類型的精英群體之間互相滲透,內部也不是內固的,並已形成了一個團結的、合作的、沒有分割的精英階層,實現了精英階層的再生產。精英代際轉化與階層再生產理論蘊含兩個機制:精英排他與精英代際轉化。

作者的經驗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過給予精英與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來實現,雖然更平等地成為黨員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際轉化則是因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無論哪一種精英都是利益獲得者。精英排他與精英代際轉化的雙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階層的形成與再生產。

6.中國民眾普遍存在階層地位認同偏差，超半數的中國城鎮居民低估自己的客觀階層地位，而超半數的農村居民高估其地位。回歸分析表明：

（1）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職業聲望等客觀地位越高，階層地位認同上偏程度越小；

（2）社會流動感知和階層地位認同偏差顯著相關，下向流動感知強化階層地位認同下偏，上向流動感知則反之；

（3）客觀地位和社會流動感知對階層地位認同偏差的影響均存在顯著的城鄉差異。

7.在我國邁向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社會分化是無可迴避的社會現象。階層分化是社會分化的基本類型之一。階層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資源佔有關係所規定的社會位置;居於這些位置上的人們是這一階層的成員,他們享有相應的生活機遇,甚至在主觀上認同這一社會身份。對中產階層的界定應置於社會整體階層結構中進行;中產階層地位是位於基本階層地位之間的階層地位。

據作者所作的分析顯示,中國城市的社會上層佔大約0.6%,中產上層佔7.6%,中產下層佔22.8%,技術工人及小職員佔25.7%,非技術工人及個體勞動者佔43.4%;中國城市社會的階層結構是較典型的"金字塔"形結構。統計結果還顯示,這一階層框架對收入、家庭住房面積、階層地位認同、幸福感等生活機遇和主觀社會態度變數的方差的消減,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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