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從慈濟談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

05-15

引言兼總論

【1/3】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從慈濟談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

正文

相比教外同儕，佛教慈善公益集體凸顯出對空性智慧的強調，從悲智雙管淬鍊心靈。近來年，不論核心僧伽還是外圍層圈，對「無相」的研探、實修都在升溫，及於教下慈善組織亦是如此，這為菩薩道的學習與實踐提供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基礎，比之於求個人人天福報自勝一籌。佛教鼓勵人們投身利生之業，不僅重善行的橫向數量，也重其背後的智慧高度，既講究個人在因果輪迴中的功德福報，更看重超個人、出世間、離有相的發心。與之相應，在佛教慈善事業的參與者中，對布施「三輪體空」思想的知曉和重視度也在相應提升。按佛教的觀點，布施有三要素，即「三輪」，分別是能布施的我；受布施的人；布施的財物（或言布施的行為）。布施的時候要做到「三輪體空」，即「體達施者、受者及所施物皆悉本空，則能摧碾執著之相，是名三輪體空。」[1]重視「三輪體空」的精神，保持對公益慈善事業中價值計算局限性的認識，是其發展的重要保障。如果說從追求人天善趨、福報到知曉其「體空無我」是「從有入空」，那在推進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中，亦不可固步執著於「體空」一面。對此筆者提出「三輪妙有」的概念，「三輪妙有」絕非對「三輪體空」的否定，而是在體空基礎之上結合慈善公益的具體實踐，即在布施中做到空有不二，在空之上通達事相森羅。這須將「三輪體空」與「三輪妙有」有機結合起來，凌空不虛，涉有不著。

為什麼要講三輪妙有呢？先舉個例子，對於一個佛教慈善公益團體來說，同樣一比有限的慈善公益資源，配置得當可以拯救100人，如果不用心地隨意調配資源可能只救了50個人。再舉例而言，同樣的一個向弱勢群體捐款的行為，操作得法則可同時傳播一種慈愛氛圍和利他理念，使受施者、施者、旁觀者都獲得一次愛心洗禮，反之若組織方安排不當，甚至能導致受施者有自尊心受傷之感，而捐款者不僅難有境界上的提升，反可能刺激了自己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因此對佛教慈善公益集體的日常管理者而言，如何將「三輪體空」與「三輪妙有」圓融起來，是一個須在各種（有局限性的）方案之間做抉擇的實踐性課題，它不能被還原為不加分別心的審美體驗或保持個人良好心態的問題。「無相」、「無分別」是世界的實相，但這是從勝義諦的角度論世界，當處理人類社會的具體問題，勝義諦是不離世俗諦上的區別的，中論云：「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因此在面對事相上的具體問題時，我主張要信空信無而不執空執無。

由於凡夫不具有真正依禪修而來的空性智，其「無分別」從佛地看依舊是一種有漏分別，並不具有究竟神聖性。我們不可將佛的「無分別」等同於「不思考」，恰恰相反，佛具有極限性的知識、智慧和方便運用，佛與高階菩薩之所以能夠出入自在地救度眾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不僅擁有羅漢的空慧，且能在更高的層面上從空入有，圓融二諦。因此對「無分別」「無相」之類智慧境界的強調，不能轉變為無視解決具體問題的具體方法之口實，這兩者不僅不對立，相反可以在社會生活中，依賴菩薩道的修行和教內外知識的補充而逐漸協調。

提出三輪妙有這一概念，非是玩弄文字遊戲，「無分別」、「不著相」之類根本原則當然不可拋棄，但這不能成為對有限慈善公益資源隨意消耗使用的理由，因為社會所能提供給一個慈善公益組織的資源總是有限的，處理不當甚至可能產生有違初衷的後果。以汶川地震為例，許多志願者但憑一腔熱情湧入災區救援，結果由於缺乏組織調度，常常阻塞道路，無處起用，自己反而成了需要補給支援的對象。未避免發生此類情況，許多學者已經指出，慈善團隊管理者在個人境界培養之外還要重視各種具體理論知識和技術的學習[2]，對此本文不做詳論，筆者想指出的是，佛教公益事業的支持者要重視慈善的集體化之路，集體化並非要扼殺個人善舉，相反，它是在儘力鼓勵個人善心善業的情況下豐其維度，補其不足，並為慈善事業、佛教事業、個人精神追求提供三合一的提升空間。

作為佛教慈善公益團體的管理者，可將戰略上的三輪體空和戰術上的三輪妙有結合起來，據此給團隊制定具體的管理和活動方案。一方面，要歡迎旁觀者從「無分別」的角度對我們的有限性展開批判，另一方面則不能僅僅以「無分別」、「不動心」為口號，既不去深入了解所面對的條件、對象、資源，也不去豐富救災、環保、扶貧等方面的知識，事到臨頭跟著感覺走，由著性情辦，如果沒有佛和大菩薩的智慧，這與用「擲骰子」的方式分兵派將有多大區別呢？筆者認為，管理佛教慈善團體，是一個面對有限的資源，須在各種具體（因而難免有局限）的方案中做抉擇的問題。這裡我絕無意批判佛陀的無分別理論，僅想指出，我們對「無分別」「無相」境界的強調不能蛻變為對空性的執著，無分別並不排斥認真的思考、觀察、學習，「無分別」不等於無思想。佛的「無分別」是建立在洞悉一切分別基礎之上的，佛有完備的知識和能力選擇最恰當的行為方案，從事相差異上講，這與凡夫的「無分別」有別天淵。佛陀對凡夫講無分別，是應病與葯、破除邊執的針對性說法，要我們不將布施中的各個環節執著為實有的事物，能保持一種超越的心態和批判性的思維，並且不要因分別而心生煩惱。「無分別」是要使我們做到「即色即空」，在具體對象之中當體把握其勝義上的空性，但這不等於說可以凡夫的「無分別」作為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具體方法，否則的話就是把法界理體和事相割裂對立起來。其實佛之作為佛，不僅需要有了知諸法無差別空性的智慧，更要有了解事相上千差萬別之法的能力，唯識學的《成唯識論》在論及佛所具有的「妙觀察智」時也指出「此心品善觀諸法自相共相」，而中觀學的《大智度論》則僅將把握一切諸法總相（空相）之「一切智」其歸入聲聞、緣覺之智，在更高的層面上，尚有菩薩的道種智（即了知一切諸法別相之智）和佛的「一切種智」（通達總相與別相之智）。

結合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而論，慈濟基金會的證嚴法師——這位世界佛教「慈善王國」的締造者在談及該組織的緣起時曾多次指出，佛教徒不重視慈善事業集體組織性的窘狀是她創立慈濟的巨大動力。60年代時，三名向她——尚閉門修行的比丘尼傳教的天主教修女給了她巨大的觸動，修女承認佛陀的慈悲偉大，卻宣稱天主教在社會上建教堂、蓋醫院、辦養老院，而佛教沒有。一席話給了法師巨大的觸動，她認為佛教並不忽視行善濟世，可是由於漢地佛教缺乏社會輻射度較高的集體組織，另一方面也由於佛教徒為善不欲人知，大都各做各的，為了不落「有相」而常以「隱名氏」的方式進行。思之切憾，法師覺得極有必要將佛教潛在的慈善力量組織起來，以發揮更佳的效果。

若干年來證嚴法師將其發展思路溯及本門宗典《無量義經》。蓋經文云：「從一種子生百千萬，百千萬中，一一復生百千萬數，如是輾轉乃至無量」。與此思路相應的是慈濟在世界範圍內的巨大成功——其全球會員在97年已達到461萬[3]人，在全球60多個國家擁有分支機構[4]，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底為止，慈濟在台灣已有委員１６０００多人，慈誠隊員６０００多人，正式會員８０萬人，如今島內幾乎有四分之一的人或多或少參加過慈濟的活動。慈濟的成功甚至「影響」了台灣其他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島內有「抱怨」說慈濟太成功了，以至於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慈善捐款！

筆者認為，教界對慈善公益事業的支持不必僅僅依賴個人「無所求、無所得」的發心和「三輪體空」的智慧修養，個人發心和境界固然是基礎，比之求個人福報、名譽的慈善行為自勝一籌，但這與佛教慈善的集體化之路並不對立。因為個人的善念隨著時日一久常由於目的不明、計劃不周或監督不夠終至無疾而終。即使是在建立了慈善團體之後，許多教外組織也由於對個人境界過於倚重而終告失敗，對此後文將作進一步探討。面對三輪體空思想淬鍊後的良好轉型，集體化提供了一條推動教界慈善事業和人間菩薩修行的可取道路。有條件的寺院可建立常效的慈善集體組織，而不僅僅是即興而為或臨難憐憫之舉。因為作為個人，投身慈善的金錢、熱情和時間是有限的，但通過寺院建立慈善會、愛心小組之類可傳承、可指揮、可擴張的組織，就能使愛心在組織中得到培養、監督、落實、傳遞，使慈善公益事業能長效化、生活化、主動化。在上述這些方面，台灣慈濟基金會已經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可資參考的思路和操作模式。

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運作為我們研究「性空妙有」的度生模式提供了一個不惟理論或個人修養的集體實踐點，佛教慈善事業不僅可以通過集體化來「化集體」，還可以依靠合理的資源配置增加社會愛心資本的效益和數量，通過慈善的集體化來吸收、整合、優化「資產」，提高愛心的社會產值，這些都需要我們在「體空」之外重視「妙有」這一層面。

讓我們首先分析三輪中的受施者這一環節。《金剛經》告訴我們，修菩薩行者要知曉「無眾生得滅度」，因此我們首先要不忘受施者性空，然信其空卻不可執其空，在此基礎上需通達妙有，認真思考如何使佛教的慈善公益事業獲得高效的運作發展，使更多的受施者得到更大的溫暖，使更少的不幸者面對更小的痛苦。此外，在考慮佛教慈善事業的受施對象時，不能將眼光僅僅停留在遭突發災難或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之上，因為這同樣不利於佛教的慈善公益活動突破救急化、遠程化、被動化等瓶頸。

早在19世紀，西方注重社會改革的倫理學家就已經看到，計算社會福利時，不能僅僅將眼光局限在直接的受惠者身上，還要綜合考察間接影響範圍、社會長期效益、社會成本（包括因此損失的機會成本）等大量要素。20世紀以降，西方倫理學界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更深廣的研究，除了受益者的物質性福利之外，其精神性福利、乃至各種公民權利的保障同樣需要被綜合考慮，即使是看似可直接量化的金錢性福利，也不能單憑數字進行分配，因為同樣數額金錢帶給社會中不同個人的邊際效用是大相徑庭的。對於這些西方學界已經認真研究了一百多年，積累了大量經驗的觀點，佛教慈善公益團體不能僅僅以幾句「無分別」、「不著相」加以輕鬆打發，即使要批判，也要在了解別人的優缺點之後對症下藥、取精去糟地進行。

在佛教慈善公益組織的具體運作中，如果要將「三輪體空」和「三輪妙有」有機結合起來，則管理者不必將眼光僅僅限制在直接受助對象的福利上，而是可以兼顧團體中志工和活動所輻射的旁觀者。以志工為例，投身慈善公益當然需要有利他精神，尤其是對發大心的菩薩，更要施人之難施。但這並不意味著組織只能向邁過極高犧牲門檻的少數人開放，檢索不少失敗的慈善組織案例，究其故，往往不是組織者對個人奉獻精神強調不夠，而是對個人犧牲過於看重，將團隊的管理理解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簡單模式。然而，即使志工能夠仰止於奉獻精神，但由於個人實際境界、意志力和其他事務的拖累影響，時日一久難免熱情退轉，漸至將慈善公益活動視為需憑意志咬牙堅持的行為，導致團體的凝聚力也趨下降。

從長遠來看，衡量一個慈善公益團隊的關鍵指標不是一次所能吸收的捐款數量或落實的項目規模，能有效地吸收、激勵、維繫志願者的團體才是最成功的團體，因此筆者以為，能通過「精神布施」培養一批感受到集體文化所帶來的精神收穫，且肯為組織、為慈善奉獻的志工絕不比事後不見面的的受助者來的次要。另一方面，通過佛教慈善公益活動的集體化、社會化運作，還能在各種程度的參與者、耳聞目及者和受施者心中播下菩提種子[5]，一舉多得地拓展佛教的福田事業。結合「三輪妙有」的觀點來談，除了需認真考慮受施者的數量和福祉之外，還要就另兩輪展開反思。以布施行為（一說布施之物）這一輪為例，同樣的一個向弱勢群體捐款的行為，操作得法則可同時傳播一種慈愛氛圍和利他理念，反之則有甚至可能導致受施者有自尊心受傷害之感，而捐款者不僅難有境界上的提升，反而刺激了自己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因此像慈濟之類成功的團體，對布施的細節作了精心的安排，根據筆者的調研資料，慈濟在捐贈行動中會藉機向受施方傳達這樣的理念：「您就是我們親愛的家人」，並告訴對方自己捐贈的不是錢物，而是全球慈濟人對您的「愛」。不過，慈濟在布施過程中最有特色的環節是，即使是贈送物質和錢款，仍要口說感恩，身行鞠躬。我們不可小看這些細節，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因傲慢的態度而傷害對方，而且可以幫助志工學會放下我執、我慢，培養謙恭感恩之心，不僅如此，它還能給無數受施者和旁觀者留下難以計量的良好影響與感召力。據我了解，無數受助者在接受慈濟救災過程中即成為志工，完成「火線入黨」的飛躍，獲得了從物質到精神的雙重收穫。

證嚴法師曾指出，慈濟的理念之一即「感恩」，要做到「感恩」，需通達三輪體空布施中的「無人相」[6]，因此慈濟將捐助、幫扶的困難對象稱為「感恩戶」，打破施者與受者的執著區別。

除了擴大間接、長期的效果，通過集體化，還可以提升佛教慈善公益生產力，放大、挖掘潛在的布施力量，形成規模效益。在佛教慈善組織中，發心者可以依靠集體的資源整合能力，實現個人單槍匹馬難以成就或收效甚微的事業：如兼顧物質實效和宣傳影響的大規模環保運動，就需要具足大量因緣，打通信息收集、宣傳品、物流、政府接洽等方方面面的環節，這些若全依仗個人則既難實現，也欠效率。

不僅如此，佛教公益慈善組織依靠其集體文化和心靈驛站的吸引力，可以將各種非公益資本轉化為利他行動。仍以慈濟基金會為例，人們參加其活動的動機是多維的。在慈濟環保站的活動中，許多家長攜子同往，不少孩子實則不勝勞務，但這樣的活動卻給家長提供了一個在親子活動中豐富兒童課餘生活，又能使其接受人文、環保教育的機會，故此每次環保活動中這樣的參與者都不在少數。此外，尚有一些大學、高中生抱著利用閑暇，豐富活動的目的加入慈濟，其中不少人尚非佛門弟子，但在成功的組織下，卻可調集這些資源為公益所用、為佛教所用。

三輪體空凸現了「無我」的思想，小乘雲「我」為五蘊假合，大乘謂「我」當體即空。近年來，觀察教界內外的慈善公益活動，其所承載的追求和學養境界確顯提升，這在相當程度上當推功於「無我無求」之類思想的普及深入，但真理落於世間法層次則難免顯現複雜的張力，其一便是可能導致對慈善活動所能帶來的多維價值和對志工的複雜影響缺乏深入分析，似乎一談收穫便顯有相有執，有悖慈善的直接目的和犧牲精神。對此我認為，作為對自己和他人的個人心態或智慧的要求，我們當然不能忘記「無我無求」和「三輪體空」之圭臬，但「無我」是累劫修行的結果和目標，目標不能完全混同於修行長路所需的手段，否則我們是否可以推出：本來是佛的眾生根本就不需修行，任其放浪即可？即使這一法門對少數大器確有效力，是否可以將其作為一種施於集體大眾的普遍方法？

因此在我看來，眾生在理體上的真空平等不能抹殺其在事相上的千差萬別，三輪體空之「無我相」不等於我們可以忽視不同人的複雜體驗和需求。凡有過實際經驗的人都有體會，要實實在在地維持一個由發心不等、性格各異、境界參差的人所組成的團體，比單純地開導他人不執著「人我相」此類理念要困難得多。「不執著」不等於「不考察」、「不思考」，事實上，大多數投身公益慈善的人難以使自己的積极參与度超過一、兩年，能堅持五、六年者更是寥寥，這就更需要組織提供額外的精神動力。由於公益慈善組織無法靠（或者說不能靠）發錢來維繫運作，因此反而需要加大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對於志工個人，我們可以滿懷期待地鼓勵他完全不計個人價值感、歸屬感和充實感等需要，把自己徹底工具化，但佛教慈善公益團隊的管理者首先要把屬下當作一個個活生生、有著各種情感體驗和複雜追求的人來看待，每個志工不僅是一個性空無我、可抽象為公益生產力的數字，而且是一個個有血有肉、不可替代的個體。

太虛大師曾提出：「人成即佛成」，我認為，佛教公益慈善集體的領導者要將

「人性化管理」和「佛性化管理」結合起來，戰略期望上以人為佛，戰術組織上以佛為人，要將志願者同樣視為有各種精神需要和境界追求的布施對象，而不僅僅是純量化的勞動力或無成本的慈善工具。甚至可以說，有效地布施一個能為組織的運作發展出力的人比布施一個一次性的受施對象更為重要，這也對組織的文化建設和活動內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成功的公益慈善組織常能把內部工作、會議變成業餘興趣活動，而失敗的公益組織則把業餘活動變成了枯燥的工作和會議。觀國內的一些民間公益慈善團體所走過的彎路，其中一些管理者認為既然投身公益慈善，便應只講奉獻精神和個人覺悟，由此導致團隊文化、激勵機制、吸引力等不足。可是眾生投身公益慈善之境界、目標參差各異，在實踐層次上不可能要求他們像佛菩薩那樣毫不為己、利人無倦。即使是發心廣大的人士，也難免受人性脆弱面的影響，時間一久，或漸為他事分心懈怠，或自覺在少人問津中割肉放血，視為需用意志力忍受的任務。

反觀慈濟，許多初次參加其活動者並不因發心廣大而入其門，如一些企業家鼓勵他們賦閑在家的妻子參加慈濟活動，以排遣精神上的寂寞。但這類複雜局面不僅沒有削弱慈濟的活動能力，相反為其公益慈善事業的運作注入了更多的新鮮血液。對於志工，慈濟以寬標準接納，高標準培養。所謂寬標準，絕非人品或素質上的不辨高下，事實上，慈濟對此的要求是相當高的。所謂寬標準是指在信仰上的廣開善門以及對知識水平、佛學素養不設高門檻。從宗教信仰看，很多慈濟人亦非佛教徒，而基督教徒卻不乏其人，故而有志於以「三輪體空」度盡一切眾生的志願者更不應高估。由此可見，一個氛圍良好、內涵豐富的佛教慈善團體絕不僅僅是一個為施助者與受助者牽線搭橋的管道，它還能成為一個豐富大眾社會文化、業餘生活，提升精神品味的舞台，使自己成為人間菩薩孵化基地，與此同時也為佛教攝受眾生提供一個有益有效的方便法門。觀察慈濟這類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成功集體，往往在社團文化建設、氛圍營造方面作了長期細緻、體貼入微的安排。通過各種細節，挖掘集體性所能帶來的豐富潛力，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和歸屬感。

與此同時，慈濟基金會同樣不忘培養三輪體空的智慧，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慈濟對參與者的高端要求要遠遠超過許多非宗教慈善團隊，然而志工在慈濟所能體會到的收穫（而非犧牲）卻是許多慈善集體難以企及的，它能帶給志工歸屬感、熱情感、趣味感、價值感、實用感等多方位的收穫：就歸屬感而論，慈濟敏銳地捕捉到人對於歸屬感的需要，這是無法用金錢與財物去購買、替代的需求，從消極面講能排遣孤寂，從積極面將可充實心靈。面對不同需求背景的參與者，慈濟營造的「氛圍場」兼具多元性和整體性，一個參見慈濟的志工，不論其是否信仰佛教，都能找到自己的心靈港灣，或是學佛人士的群體歸屬感，或是公益人士的群體歸屬感，或是外地或外國人群體歸屬感、或是超功利的大家庭歸屬感。慈濟活動組織方會利用各種環節拉近志工之間的精神聯繫，活動前以「親愛的家人」作為通知的啟首語，活動中對於陌生參與者也常以「這位家人」相稱，除了營造縱向的歸屬感之外，組織方同樣注意參與者之間橫向情感聯繫的加強，如在引導下使數百參與者和周圍的陌生人打招呼說「見到你很高興」，在看完慈濟的講座或宣傳片後，分成小組在燭光下進行感悟分享，相互沏茶體會「靜思茶道」，臨別互置贈言等。就熱情感而論，只要有足夠人手，慈濟會在每個參與者踏入、離開會所的時候夾道列隊歡迎恭送，且邊鼓掌邊唱著溫馨的歌曲，最難能可貴的是，迎送志工們的臉上始終掛著眼見親人般的笑容，令人頓生溫馨快樂之情。就趣味感而論，慈濟對慈善和公益事業的動員絕不是枯燥的說教，而可採用情景劇（據筆者總結至少分感人型和風趣型）、順口溜、有獎競猜、遊戲性的手語操等豐富多彩的形式。就實用感而論，慈濟廣開方便法門將人們引入利生慈善和充實心靈的道路，其為志工安排了素食製作、家居廢品改制裝飾品等課程，既能給個人帶來收穫，又能間接推廣惜物、環保、素食的理念。

就充實志工的價值感做重點而論，慈濟從不將人簡單化地看作只知追求快樂的生物，如此一來只能以離苦得樂為誘，筆者分析，慈濟在設計組織運作的方案時兼顧價值追求與利他行為、價值追求與生命境界之間的重要關係，在最低的層次上，讓志工感受到自己的行為絕不僅僅是無人問津、自作自受結果的個人犧牲，而是被集體肯定、讚揚、記憶的行為，做到這點可以靠許多方法，除了給予榮譽頭銜之類普通的做法之外，在團隊活動中也要使成員相互間有機會對他人的付出表達感恩[7]，這樣的環節既可以使付出者收施快樂，增強付出的動力，也可使其他成員獲得培養感恩之心的機會。在這一基礎上，還可給予優秀志工發表感言，分享心得體悟的機會，使其他志工在所認同的集體中獲得現身說法的榜樣感召，耳濡目染之際接受利他思想的熏陶，而這在客觀上也是對發言者工作價值的肯定。不僅如此，慈濟意識到一顆慈愛之心的發展離不開一個人追求的全面發展，能對人的品格進行全面淬鍊的團體最終會給自己的慈善行為種下更紮實的基礎，而這點也是不少單純關注慈善公益活動本身運作的組織所忽視的。慈濟注重利用自己的活動和文化產品，幫助志工去尋找人生意義、價值，不僅僅在慈善活動過程中，更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內而外地超越對功名利祿的有限追求，獲得品格、修養等多方面的升華，他們將慈善活動看做對志工做全面關愛和心靈養育的一個組成部分，豐富慈善活動的內涵[8]、拓展活動的外延，如用舞台劇等形式對孝道等世間善法作積極弘揚，並將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並列為其四大法印，以慈善的「生活化」來「化生活」，多維靈活、深入淺出地傳播高深的佛學思想。除此之外，慈濟還推出了大量高品位的書籍和音像製品，並組織志工參加讀書會等文化活動。

因此筆者以為，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不僅僅是愛心人士的人數堆加，由志同道合的愛心人士所形成的無形氛圍和有形環節，會使參加者進一步體會到一種回歸精神家園的快感，並以群體的吸引力增添佛法的吸引攝受力，形成一個具有良好導「愛」性、導「善」性的公益磁場，不僅造福於慈善活動的直接受益者，同樣使參加活動的志願者獲得金錢和名利難以換取的寶貴體驗、高尚友情、心靈充實以及人生價值的升華感。不僅僅可使有限的受助對象獲得有限的物質資助，更可以通過良好的風貌、可人的言語笑容以及慈善理念的藉機傳播，讓受助者、施助者和旁觀者獲得心靈的溫暖和熏陶，為組織自己、也為整個社會培養潛在的向善力量。前文中談到了慈善活動要重視布施對象的多層次受益和布施活動的質、量，此為慈善組織的「外向型價值」。在這一基礎上，佛教慈善集體的管理者還要思考佛教慈善集體「本身」之獨特價值（內向型價值），如何設計可供傳播、學習的團隊文化與制度，營造一個布施（磁）場、利他氛圍？如何形成培訓人間菩薩的「精品系列課程」？提供直接能看、直接能教、直接能做的菩薩之道，為傳統上單槍匹馬的修行提供一條優勢互補的「菩薩人間化」道路，發掘個人所不具備的制度優勢、氛圍優勢、資源優勢，提供高品位的互動交流，心得分享，榜樣感召，乃至如慈濟所採取的團康遊戲等方便法門。

因此，只要整合得當，佛教的慈善活動絕不僅僅是損己利人式行為——即使是對哪些不信仰佛教，不求個人來世善報的參與者而論。個人犧牲當然可以是活動的重要精神資源，但培養犧牲精神並不與擴展活動給人帶來的其他精神收穫相抵牾。不僅如此，兩者常互為俱有因，同結士用果，不僅增強了佛教團體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進一步提升了佛教的社會聲譽，這最終都將使更多的眾生因慈善團體的成功而受益。因此，提高佛教集體慈善活動的吸引力決不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像慈濟之類成功的組織，既能夠為參與者提供慰籍性的吸引力（排遣無聊、積累人天福報、獲得歸屬感），亦能提供拓展性的吸引力（不斷發現自己所可能具有的創造性價值和內在生命的精神潛力）。

台灣印順法師很早便暢言，發揚人間佛教，要儘快將集團精神恢復起來，還要引導青年人學佛。印老認為，所謂引導青年人學佛，即需要養成人間菩薩的風氣，改變傳統佛教少數人重急證，多數人落於消極信仰的局面。印老指出傳統佛教與老年人的心境契合，山林氣息濃厚，而現代社會也很難允許佛教徒隱遁山林了。此外，傳統佛教以了生死為教，不易被青年人重視和領會，反之若提倡大乘菩薩法，引導青年利益於眾生，不離現實生活而養成完善的人格，則更為應機適時。以慈濟、東林寺的慈善功德會等模式來看，與其在深山中坐等被政府圈為旅遊景點，不如開拓城市中可生長的新型公益化「叢林」，發揮「叢林」的相互示範、相互協作、相互影響之作用，不僅可使個人的發心在組織和制度中得到落實、堅持、激勵，還更便於吸收潛在的有緣向佛、向善之人，促進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給教外大量有愛心的人士提供一個能直接深入行善、造福田的渠道。當然限於制度層面的因素，目前發起帶宗教色彩的社會組織存在著一定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著教界無所可為。總之，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為三輪「體空」基礎上的「妙有」實踐提供了一個重要途徑。

回過頭來再看施者在慈善活動「無所求」的精神，我們當然不能放棄這一理想，然而也不能因此忽視另一個問題：佛教慈善組織不僅僅要為已經發心的個別人士提供菩薩行的機會，它如何將大多數沒有發心的人引入利益眾生的平台，既造福於社會，又擴大自己的組織基礎？是否只能以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方式坐等他人發心求入之後才指引其菩薩理論和修行？為什麼不能引導眾生在利他的行動過程中學會利他、習慣於利他？為什麼不能引導眾生在布施的過程或氛圍中培發慈心？當年玄奘大師為了接引窺基法師進入佛門，說出「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這一為人難忘之言。審當世之機，佛教已有條件利用現代化的通訊協作方式、豐富的都市志工資源和成功的制度經驗，先以「愛心」牽，先以「公益」牽，後令入佛智。撫今追昔，豈不逾焉？

證嚴法師曾談到，慈濟的法門可以歸納為「做中學」和「學中做」。筆者認為，一個慈善組織所能籌集到的善款終究是有限的，但它能籌集到的愛心卻可能是無限的，故此創造一個讓他人發心布施的機會絕不比單向度施恩於受助對象來得次要，這同樣涉及如何把握「三輪妙有」的問題，使（潛在）布施者被儘可能多的挖掘並培養。證嚴法師曾創造性地發揮了「千手千眼觀音」這一概念，主張培養500個志願工作人士，就是擁有1000條手臂和1000個眼睛的人間菩薩。在慈濟的籌集善款活動中，同樣體現了其把握三輪妙有之能力。以慈濟基金會籌建醫院的運作為例，當時預計需要建築費用為８億新台幣，但募款三年只得了三千萬元。這時有一位日本人提出願意為建設醫院捐款兩億美元，但證嚴法師沒有接受這筆捐贈，她不希望醫院由外國團體掌握，而是希望台灣每個人都有機會為建設美好人間出力。在證嚴法師看來，醫院甚至環保垃圾場，都是訓練人間菩薩的道場，不僅如此，籌款活動本身也是一個接引有緣眾生修福修善的過程，故此在籌資中重愛心、重參與，而不能僅僅為捐款多寡所左右。當然，慈濟的這類做法以不同的視角看是否存在不足之處，這是一個見人見智的問題，我並不主張機械套用其種種模式，而是想提醒大陸教界慈善人士在精進過程可以或借或研其思路，能夠從多個維度、博採眾長地思考慈善事業的多元目標和多重價值，不將眼光局限在（為了保持內心平靜而以「不執著」為理由的）單視角上。

[1] 關於「三輪體空」，筆者參考《金剛經》的不同註解，但古德間的理解或有出入，今取《三藏法數》之說為本。參見中華佛典寶庫：「三輪體空」詞條。《佛學電子辭典》，V3.5.30。

[2] 佛教徒當學教外世間知識的觀點在古典中早已提出，《瑜伽師地論》〉在解釋菩薩該如何求法時也說，菩薩應當求一切處論、一切世間工業處論。宋代的《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五中也指出：「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為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況佛法！」

[3] 濟群：《台灣佛教見聞記》

[4] 維基百科：證嚴。

[5]證嚴法師在解釋《無量義經》時談到：心佛眾生本無差別，佛弟子當自勉為一覺悟之種子，能引領眾生證成無上菩提。此亦大乘佛教大行於人間必然之使命。參見證嚴：《預約凈土在人間———慈濟在當代佛教的使命》

[6] 證嚴：《真實之路》

[7] 筆者在慈濟調研中就有這樣一次經歷，即活動中組織方特意設下一個環節，讓營員學唱一首專門為活動製作飲食的志工表達感恩的歌曲，於活動行將收尾時以此歌表達謝意，至其高潮，許多參加者還與負責飲食的志工阿姨相互擁抱，場面溫馨且不乏真情。

[8] 例如在公益或慈善活動中，慈濟會儘可能增加其附加值，而不僅僅局限於活動本身是否能成功進行，他們會通過各種事先的榜樣鼓舞和對活動意義的深刻分析、凸示以增強志工的使命感，事畢後，則組織心得分享，根據筆者和同儕的親身經驗，心得分享能使敘述者通過發言對自己的心靈收穫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依賴當時人自己的語言活動，能使其對組織的認同感得到自我確證和自我強化，其示範效應和鼓舞效應甚至可以超過單純地聆聽自上而下的說教指導，並能有效影響共同參與者對活動價值的認識態度。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