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儒家學說對歐洲啟蒙時代之影響

05-15

歐洲十八世紀後半期，由於舊制度的反響，使思想家發生急劇的變化，史家稱之為啟蒙運動。這種思想重視自然，尊崇理性，相信在政治及宗教方面，也可如科學一般地找到自然律和真理。他們要排斥一切相承的權威與傳統，要建立合理的自然哲學，在政治上倡導天賦人權，在社會上反對階級間的不平等。這種思想的淵源，史家都說是深受中國儒家學說的啟發，因此，孔子被推崇為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大恩人、大聖人。所以整個十八世紀下半期，西方的學術研究中心，只以孔子學說為對象。其中對孔子思想最有深入研究的人物，如萊布尼茲、法蘭克、伍爾夫、福利特爾等，都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而對現代文明及世界人類各有貢獻的人物。耶穌會士將中國文化傳到歐洲，其最著名者如衛方濟、譯四書、孝經及幼學，殷譯澤、柏應理合譯拉丁文「大學」，名曰「中國之智慧」，又譯中庸，稱為「中國之政治道德學」等書，於是法國啟蒙哲學家孟德斯鳩、羅素、福利特爾等都受到儒家性善、自然、自由、平等及民本主義、仁愛政治、農本主義的影響，尤其福利特爾最傾向儒家精神與德治主義，他盛讚中國政治思想性為世界最完美的思想代表。為符合一實際人道主義理想，他們從事於調和宗教與文化，並在基督教義的道德上參入其實際服務。此文化理想在倫理基礎上只是美德，積極的宗教幾乎完全要廢除。他們驚奇的發現中國在二千多年前，孔子的大名早就家喻戶曉。

萊布尼茲是第一位認識到中國文化對西方國家發展具有重要的知識貢獻，他相信現實世界的創造，以服務社會為教育的目的。他更強調道德代表快樂，一切思想的終極目標，皆源自「德」。在1697年，他將心中最勇敢與最難實現的計劃，盡錄在一本書內，在序言中指出：位於地球兩端的歐洲與中國二大文化，在此新紀元相互會合，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天意更要使這兩大文化體系相輔相成，以達到更輝煌、更完美的發揚境界。最值得驚嘆欣賞的，是孔子對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所定下的最有效最有益的規則，西方國家就不停向中國學習有關現實生活所需的基本原則。他繼續表示：據我所觀察，目前我們生活的情形，實在是過度放肆，完全沒有顧慮到道德的敗壞，視乎愈來愈趨向萎靡的途徑。所以我覺得應該從速請那些去中國的傳教士回來，希望他們以孔子的道德哲學與實踐方向來教導我們。這些指示，就連二百餘年後的今日西方，還可適用。

法蘭克重視萊布尼茲的計劃中有關政治與傳教士方面的知識，他寫一封信給布萊尼茲：「你的大著novissima sinica與其序言實在是優美佳好，激發我專誠致函讚賞這無與倫比的偉大傑作。」他的眼光不及布萊尼茲遠大，尤其未堅信傳教士在東方的使命，實在是世界合一的最大力量。

伍爾夫由於一篇有關中國哲學的講詞，被控為無神論者，被迫逃命。在他的講詞內，他指出從兩方面去探求中國的學術思想，一方面他聲明自己完全同意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與古聖賢學者的高度智慧；一方面他把儒教與基督教並立在一起，因他認為兩者基本上論點一樣。他堅決表示孔子的道德教義與基督教的道德觀毫無衝突，即是說兩者與自然道德主義完全吻合。他說「不管什麼因素，能使一個人行動，不論是顯示真理，或者是自然現象所建立的，一位基督徒也好，一位孔子的繼承人也好，他的行為一定是善良的」。此乃伍爾夫獨創的用以試驗所有行動的試金石，絕對不要違反人類精神的本性。根據這個見解，在參照孔子學說的基本要義，不外是力求人類精神的和諧，中國的美德與優良習俗自得輝煌的辯證。總之，他非常羨慕中國在政治與道德上的合併，他深深了解孔子仁政思想與人類幸福的關係，這就是他同時代啟蒙思想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