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是梁山泊最大的受害者
文 | 金何
提及水滸,往往會說這是文學敘事中最大的農民造反。造反不假,但跟農民階層卻無多大關係,甚至農民階層,深受梁山泊的侵害,終成為梁山泊最大的反對者。
水滸中常常出現這兩個詞,一個是打家劫舍,一個是秋毫無犯。這兩個詞是前後矛盾的,然而卻時常出現在一起。
對梁山而言,打家劫舍是生存。
晁蓋他們上山之前,以王倫為首的梁山,就是一群毫無進取目標的小毛賊。不但胸無長志,偶爾有人投奔,王倫還非常害怕強龍把他這地頭蛇給壓死了。
林沖拿著柴進的推薦信前來投奔的時候,王倫便直言我這裡是個小去處,如何安著得你?等到晁蓋一夥上山的時候,王倫似乎更是嚇破了膽子,但仍以江湖規矩,打算故伎重演。誰料想這次不但演砸了,而且還丟掉了性命。王倫這條地頭小蛇,最終還是被強龍壓死了,梁山開啟了晁蓋為首的時代。
其實不管是王倫還是晁蓋,他們落草,都是抱著主動避世的心態。既然主動與社會為敵了,那麼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就是理所應當的。更進一步而言,打家劫舍是毫無顧慮的。
唯一的區別在於,王倫是個落魄文人,曾經的士大夫幻想,還讓他的內心保留些許文人做事的幽怨,雖然要心狠手辣,但絕非像練武之人那般直接公開,而是藏而不露,笑中帶刀。晁蓋則完全相反,多年練武和結交江湖之人,造就了他的頭領氣質。如今既然要落草避世,那麼做事就要以公開的方式進行,不會像王倫那樣扭扭捏捏做小女兒狀。
晁蓋為首的梁山時代,便是真正的打家劫舍時代,絕對不會以秋毫無犯來掩飾。既然已經與社會為敵,那就沒必要立牌坊了。
改變出現在「偷雞事件」上。
晁蓋憤怒的要殺死楊雄和石秀,因為他們的「偷雞、燒人家店」的所作所為不像江湖好漢所為,倒更像是王倫會使用的手法。不過他的憤怒,很快就被宋江和吳用的勸阻而消解了。晁宋二人也由此埋下了根本性分歧。
在對待祝家莊的問題上,晁蓋是抱著最樸素的是非原則的。楊雄、石秀、時遷三人有錯在先,梁山若再派兵興師,則是持強凌弱。雖然梁山以打家劫舍為主要生存手段,但盜亦有道,若因此而剿滅祝家莊,傳揚出去,梁山豈不成了偷雞摸狗之輩?不過宋江的看法與晁蓋截然相反。在宋江看來,時遷被抓,恰恰是攻打祝家莊的最好借口,祝家莊村大人多,糧食若搶來夠山寨吃用好久。偷雞不過是細枝末節,雖有礙觀瞻,但無傷大雅,何況事後還能用其他方式彌補。
一場響馬下山搶糧,農民自衛保護家園的戰鬥就此開始了。梁山與祝家莊的恩怨,其實是所有落草為寇的響馬,與山下村子所共同的問題。對響馬而言,打家劫舍是生存手段;反過來對農民來說,保衛家園也是理所應當。
祝家莊與李家莊、扈家莊三個村莊的軍馬,合起來有一兩萬人之多。這並非三個村莊的常備部隊,僅僅是三個村莊的青壯年,組成的護村自衛隊。通常,村裡的大戶地主負責組織,青壯年原則上人人都參與。響馬來了保衛村子和莊稼,平時還是各自勞動。這種保護村莊的模式,在中國農村從古代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電影《一九四二》里,老東家所在的村莊,被吃大戶的饑民包圍,老東家敲鑼召喚村民保衛村莊,正是這種情況。
所以,祝家莊他們三村莊人馬看似不少,但實際上都是農民,戰鬥力跟梁山這些打家劫舍的響馬比起來,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縱然不是一個量級,但生死存亡之際,保護慾望即生存本能,由此激發出來的,還有對梁山泊深深的恨意。這恨意在中國幾千年來綿綿不絕,在古代的文學敘事中,響馬們都是仗義疏財的俠客。然而實際上,這些山大王們,除了搶糧就是搶女人,現實里做的事情非常不堪。梁山泊,則是中國歷代草寇的集大成者,只不過在作者浪漫的文筆下,把他們一個個描繪的行俠仗義。
打下祝家莊,梁山泊獲得五十萬石糧食。這五十萬石可都是村裡農民的,然而宋江假惺惺的每戶留下一石,其餘的全部帶回了山寨。此後攻打高唐州,僅僅因為太守高廉的嚴密防守,禍及全城百姓,攻下城池後,財帛糧食全部帶回了山寨,一點也沒分給百姓。看來,宋江下山也很好的貫徹了打家劫舍的政策。
那麼宋江時常宣稱的秋毫無犯,又是什麼鬼呢?按說打家劫舍和秋毫無犯是矛盾的,但是在宋江的宣傳攻勢下,梁山是替天行道和保境安民的,每次下山活動,沿途都是秋毫無犯的。不過宋江所宣稱的秋毫無犯,也有區分。比如攻打祝家莊回山途中,沒有秋毫無犯的描述;而攻打高唐州後,不但秋毫無犯,還描寫到沿途村民農戶都還夾道歡迎。
看似沒區別,實則不然。攻打祝家莊後,糧食還分給了農民一點;攻打高唐州後,什麼也沒留給當地民眾。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在打完祝家莊回山的途中,由於嘍啰們對收穫不滿,所以沿途可能會打個劫,搶個農民什麼的;而打高唐州斬獲頗豐,錢財糧食拿不完,沿途就沒必要再搶了。真是細思極恐啊。
這充分說明宋江的治山政策,和晁蓋有本質區分。晁蓋打家劫舍言行一致,宋江左手打家劫舍,右手舉著替天行道的大旗,走到哪裡還要大聲嚷嚷:我們是保境安民的,我們對百姓秋毫無犯。
對宋江來說,秋毫無犯是政治宣傳。
一邊當婊子一邊立牌坊的宋江,內心深處根本不想當婊子,不對是草寇。正因如此,懷著招安美夢的宋江,才會不斷加大宣傳攻勢。無論是替天行道還是秋毫無犯,都是為了向外宣稱自己並沒有真正違背社會秩序,並不想與朝廷為敵。
宣傳是給朝廷聽的,而打家劫舍的刀子,還是實實在在架在了附近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脖子上。祝家莊、曾頭市、高唐州、大名府、東平府、東昌府,先後都為梁山的吃喝拉撒買了單。
歷朝歷代,北宋農民的負擔相對而言是很輕的。朝廷不但鼓勵農民耕種,而且由於財政收入充裕,反倒經常實施減免賦稅的政策。所以農民在宋代,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階層,至少他們不會選擇去上梁山做草寇。政府沒有徵收糧食,但糧食卻被草寇搶了,這樣一來,農民不但不會和草寇站在一起,農民不但不信草寇們所謂行俠仗義的宣傳,相反會站在他們的對立面。祝家莊和曾頭市這樣的大村莊,就是選擇抱團自衛。
而那些小村莊的農民,只能忍受欺凌了。
比如李逵和燕青光顧的劉太公的莊上,李逵大鬧了這戶農民家,最後還把人家閨女砍死了。再比如上梁山之前的周通,他們在桃花山地區胡作非為,還要下山搶莊戶人家的閨女,要不是魯智深路過教訓了他們一頓,還不知他們會鬧到何時。除了梁山這樣浩浩蕩蕩大隊伍下山之外,山寨毛賊肆意騷擾各處農民情況屢見不鮮。
一個穩定的社會階層不斷被侵擾,那受侵擾階層的人,必定會是堅定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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