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中的道德與「非道德」

05-14

社會科學中的道德與「非道德」

最近看了兩篇文章，都牽涉到一個主題，也牽涉到同樣一個人物——馬克斯·韋伯，於是就想把它們拿出來比較探討一下。第一篇文章是北大學者彭小瑜先生的一篇開幕式致辭——《一位譯者、一位跑步者和一位歷史學家》。第二篇文章是浙江大學教授羅衛東所撰——《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理性自覺：重返韋伯》。這兩篇文章都涉及到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人文關懷與對道德的理解，現在就讓我來回顧一下這兩篇文章吧。

羅衛東教授談到，「最近十年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年來，社會各界、各種媒體上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它們的共同點是基於五花八門的價值觀來發泄對經濟學家的工作未能幫助實現任何一種價值觀的不滿。即使是完全沒有受過學術訓練的外行，不論他們是否知道什麼叫做經濟學，哪些理論可以放入經濟學的範疇之中，哪些人配稱之為經濟學家，只要手握」道德「和」正義「之劍，就可對經濟學家的專業工作說三道四。」此種現象，羅衛東教授將其歸納為「泛道德化傾向」。那麼羅衛東教授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他建議我們回到韋伯，他的觀點所基於的也是韋伯的兩篇文章，其一是1904年的《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其二是1918年（或1919年）的他在慕尼黑大學的演講《以學術為志業》。

韋伯認為，「經驗科學能夠做的也只是為權衡提供依據，至於從權衡中作出決定，當然不再是科學力所能及的任務。…… 經驗科學無法向任何人說明他應該做什麼，而只是說明他能夠做什麼——和在某些情況下——他想要做什麼。對各種方案進行選擇，做出判斷和決定始終是個人的事情，是由個人的慾望、偏好和良知決定的。雖然科學能夠研究這些東西的具體內容的形成。但是，評價這種價值的有效性，是信仰的事情，科學家不能代替當事人進行決定。」總之，「價值始終是個人的事情，是最具個性化的問題，是根本無法以科學的方法和態度去論證的。」羅教授認為，「韋伯心目當中的純學術只是了解這個事情的邏輯，比如社會科學只是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運作的，社會各個階層是怎麼形成的，形成之後的結果如何，社會團體是怎樣的內部關係，內部的衝突服從什麼樣的機理，至於這個階層該不該存在，這個衝突該不該發生，不是社會學家應該回答的，也不是他們能夠回答得了的。「因為簡而言之，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價值判斷。

「這樣我們就必須給學術確定一個非常有限和非常專門化的功能，那就是服從於認識上的不斷分工，然後對事情本身做一個更加清晰的澄明，而不是試圖去告誡別人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一言以蔽之，社會科學家所要做的就是以」盲人摸象「的方式解釋社會的一個局部是如何運作的，而非告訴社會中的人們應該怎樣做。這也是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重要標準。

再看彭小瑜老師的觀點。他說，「我們做歷史的研究應該有更多的道德上的訴求和對現實的關懷。博士生寫論文的慢速度一直折磨著大家，一方面可能是我們對博士論文的要求比較高，確實不好寫；另一方面，除了我剛才說的沒有體育鍛煉的良好習慣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思想上的動機和動力，不知自己的論文為何而作。我發現在學術上，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沒有關懷的學者，很難對歷史研究有很強烈的興趣。…… 這樣的關懷和訴求，我覺得是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動力，至少從心理方面來說有助於培養博士生的問題意識、好奇心，進而提高他們的寫作速度。…… 我們作為歷史學家現在對於關係到國家發展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似乎缺少強烈關注。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商界的很多東西滲入到學界來，像學術競爭、學術盈利等等…… 托尼（《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的作者）認為，學術研究最好的環境不是經常受到物質利益粗暴野蠻刺激，而是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心情能夠閑暇和自由。「

看到此時，我不禁會覺得這兩篇文章中的觀點是否有矛盾之處？羅老師主張在學術中應擯棄價值判斷和「泛道德化傾向「。而彭老師則主張學術研究者們應該具有某種人文關懷和情感訴求。這其中是否有衝突呢？

我是這樣理解這個問題的。通常我們會聽到這樣一句話，「科學是無國界的，但科學家是有國界的。「仿照這個句式，我覺得」社會科學是沒有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家是有價值判斷的。「

為什麼這麼說？社會科學家首先是作為」人「這個範疇出現的，他自然會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從而形成自己某種價值觀和問題導向，進而激勵自己在學術上的研究與造詣。這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具有的「道德」的一面。而社會科學作為科學的一部分，就要遵照科學範式中的」客觀性「，而不能帶有某種價值判斷與取向。換句話說，人文關懷和價值判斷或許更多地體現在社會科學研究的事前，使它們激勵自己的研究。而一旦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就必須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盡己所能做到」公正「與」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