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名家｜中國教育界的徐霞客——黃炎培

「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百餘年前的一個午後，江南一處驛站內昏昏欲睡的驛丞被驚醒。馬背上這位驛卒正加急運送著江蘇巡撫「就地正法」的批文——若不是這紙批文遲了半個時辰，若不是外籍牧師的保釋營救，一代民族教育大家、中華職業教育之父——黃炎培先生，恐怕在中國教育史上大展拳腳前就成了腐敗清政府的刀下之鬼。

虎口脫險的黃炎培無奈逃往日本，而這般驚心動魄的經歷，也頂多能算作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中一小段變奏曲罷了。少年中舉，興辦學堂，入同盟會，旅行考察，職業教育……從腐朽的舊社會到啟航的新中國，心懷「教育救國」理想的黃炎培先生在時代的洪流中，為中國教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命運多舛，初辦學堂

少年時便失去雙親的黃炎培是吃百家飯長大的，這讓他一生勤儉，保有一顆憐憫之心，讓他對鄉親百姓始終充滿感恩和依戀。在親戚的幫助下，黃炎培得以有在私塾讀書的機會，並順利考上秀才、高中舉人、進入南洋公學成為蔡元培先生的學生，這才有了他後來的成就。

黃炎培有一個兒時夥伴，喚作阿連生，阿連生在鄉間放牛時，最喜歡聽黃炎培讀書給他聽。他是多麼喜歡讀書啊，可卻只能天天放牛、割草、在田間幹活兒，後來便成了文盲。不幸的是，由於沒有及時治療眼疾，父母又相繼離世，當長大後的黃炎培再次遇見阿連生時，他竟成了街邊衣衫襤褸的一個盲丐。每每念及此事，黃炎培就倍感愧歉悔恨：即使是農民子女，其接受相當文化培育的權利也不應被任何人剝奪——「一個是地主的孫兒，靠了剝奪，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發展；一個是貧農的兒子，他的文化培育權被剝奪掉，終成盲丐。前者是我，後者是阿連生。在那種社會裡，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阿連生呀！」

這段往事，再加上後來離開南洋公學時蔡元培先生的囑託——「中國國民遭到極度痛苦，卻不知痛苦的由來，你們出校必須辦學校來喚醒民眾」——時刻提醒著黃炎培：改造中國要從基層做起，堅持在社會底層做實事以喚醒民眾，以教育救國。

回到家鄉後黃炎培先是創辦了川沙新式小學堂，為了在遍地的私塾中得到鄉人的信任和支持，他和其他同志都是義務授課，分文不取，食宿也都是自己解決。為宣傳科學，黃炎培經常受邀到各地舉辦演講會。

在其中一次演講中，由於地痞的惡意舉報，黃炎培被扣上「革命黨」的罪名，鋃鐺入獄，幸得一位基督教牧師出面保釋，才避免了殺生之禍。此後黃炎培出逃日本，而這次意外之行，卻讓他對日本的教育現狀有所了解。看著清政府統治下中國離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黃炎培在心底暗暗立誓：回國後要將所見所學充分運用，辦一所更大更好的學堂，讓更多孩子受到先進的教育。

回國後，黃炎培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同時也兼顧著辦學。川沙小學堂的出資人楊斯盛老先生捐出全部家產的三分之二拿出資金創辦了浦東中學。這所新式學校的校訓是「勤樸」：第一是勤，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擔當中國未來的一切事業，要有精神和體魄上的擔當，全看我們能不能勤，不勤就永遠沒有希望。第二是朴，繁華奢侈，是朴的反面，凡是貪享受，愛繁華的人，永遠沒有希望。人心不能兩用，自古成就事業者，不管做學問，還是從事實業的，無不專心致志。

浦東中學的辦學成效在當時的鄉鄰間傳頌一時，然而有一天，一個學生家長來找黃炎培說：我兒子畢業了，讀大學我們承擔不起，想讓他做生意，但是珠算不熟，英語既不能說也不能寫，國文能寫但不會應用，至今失業在家，請問先生，我們應該怎麼辦呢？黃炎培竟一時無法回答。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理想社會並沒有隨之而來。中國辦起了新式教育，但是國家教育的方向同樣也沒有確立。黃炎培辦學十年，卻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大難題，這令他內心痛苦。

旅行考察，確立體系

1914年，在史量才的資助下，黃炎培以《申報》特派記者的身份考查了東部沿海各省的教育，十月間走遍千里路，他發現「畢業即失業「的這種現象非常嚴重：一方面，畢業者無法學以致用，沒有一技之長，找不到謀生之路；另一方面，人人想做官，當律師，於是政法學校大盛，一些本無辦學條件的學校為了利益，印幾張講義也辦起了學校，可導致學生畢業後仍走投無路。黃炎培感嘆道：「今青年畢業於學校失業於社會，比比皆是，苟長此不已，教育越發達，失業者越多，滿地皆識字遊民，成何世界？」

黃炎培因此痛悟：普通教育應關注學生的生計，當今教育的根本失誤，即是嚴重與社會脫節。要想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就必須深入考察教育現狀，於是黃炎培的足跡到達了菲律賓、美國日本……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寫下詳細的考察遊記和通訊報導，他調查的地域之廣，著述之豐，目的之清晰，以至於獲一封號——「中國教育界的徐霞客」。

黃炎培在美國參觀了十八所中學，竟然有十七所是開展職業教育。這樣的考察，讓黃炎培看到中國所面臨的嚴酷現實——職業教育不僅僅是適應現代工商業發展的需要，社會的發明進步也需要職業教育去推動。

直至1917年，黃炎培的辦學生涯已有15年，他漸漸摸索到了中國教育病理並開出一劑良方，而第一劑葯便是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蔡元培、梁啟超等聯合教育界、科技界、實業界知名人士等48人聯名發起，學界元老、工商巨頭、政府要員……來自各行各業的專家們，此時都心系同一偉大事業——職業教育。

1918年，中華職業學校在上海落成，明確規定了「應收寒素子弟入學，費用務使減輕「的原則。為辦好這所職業學校，黃炎培翻閱了四十年來的海關貿易冊，調查進出口貨物狀況，再綜合學生的具體情況，先後開設了鐵工、木工、琺琅、商科等課程。那麼減免的學費又從哪裡募回呢？經過苦思冥想，黃炎培創辦了中國最早的校辦企業：中華琺琅廠和中華鐵工廠。學生在學習的同時，又抽出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勞作、創造價值，這樣的「做學合一」既為學生提供了學以致用的機會，又蘊含著振興實業的目的，可謂一舉多得的妙法。

但是舊中國延續千餘年的科舉制使得大眾對教育的認識非常狹隘——他們眼中的教育，就是為了做官。「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對動手能力的輕視和對死磕書本的一味追從，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一大弊病。對此，黃炎培強調「雙手萬能，手腦並用」，主張培育聯繫實際的能力，倡導勞動光榮的精神——這種召喚無疑是對「學而優則仕、勞心者不勞力」等根深蒂固觀念的反叛。因此，職業教育的前行路上始終飽受批判，但這些反對聲絲毫沒有動搖黃炎培辦職業教育的志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忙於戰爭無暇他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終於得以喘息的機會，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時機正在此刻，黃炎培職業教育的成果有力支持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為國家培養了大量技術熟練又吃苦耐勞的從業者，為中國近代化發展立下豐功偉績。

在黃炎培為職業教育奔波的一生中，他和職教社的同仁們在全國辦了一系列職業學校、職業補習學校、職業指導所和殘疾人職業服務處，創立了一系列完整的職業教育體系。他時刻謹記老師蔡元培當年的囑咐，也寄語自己的學生：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千萬不要離開群眾。而他本人的一生，正是這句寄語的真實寫照。

黃炎培發起的中國職業教育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樁大事件，是舊中國的新文化，不僅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甘肅、廣西等邊遠省區也有普及。直到新中國成立，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有社員3萬多人，出版刊物、書籍120餘種，創建學校10所、職業補習教育機構49所、職業指導機構25處，興辦農村改革事業30處。

愛國志士，教子有方

1931年春天，黃炎培到日本考察職業教育，他發現日本人大辦青年軍，在鄉軍人活動頻繁，反華備戰的氣氛很濃，不祥的預感縈繞著他。黃炎培匆匆回國，奔走相告，卻被嘲笑杞人憂天，然而僅僅四個月後，九一八事變就爆發了。當天晚上，黃炎培急匆匆地趕到朋友家通報這個消息，而他們竟事不關己般打著麻將！其中一人說：中國又不是你黃炎培一個人的，要你一個人起勁。黃炎培聞言大怒，哭叫道：你們甘心做亡國奴嗎！

「九一八」事變以前，他的整個時間與精力都放在研究教育、服務教育上，以實現「教育救國」的夙願，但他的這一理想卻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蹄踏碎了。但他仍沒有放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炎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辦《救國通訊》宣傳愛國主義，抗戰時期，他在學校不僅教授學生普通初高中課程、專業技術課，還要求學生到工廠進行勞動實踐，每周周會還會請一些名人來進行哲學、政治、經濟及抗戰等各種講演。他不僅自己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也賦予了職業教育抗日救國、救亡圖存的新內容。

黃炎培作為一位父親，也是不可多得的楷模——他的幾位子女也都有著不平凡的一生。清華教授、哈佛碩士，「黃門五虎將」，這些美譽所代表的並非只是頭銜，更多的是他不凡的風采和氣節的稱讚。

黃炎培的子女中，二兒子黃競武是最令人嘆惜的一個。從小受到父親民主思想的影響和熏陶，「幼承庭訓，鯁直有父風，讀書能識大義」，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又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他曾在給胞弟黃大能的信中說：「我們常常感覺應如何為國出正當的力量，也許我們努力不夠，而大半仍為政府不能利用人才，或養而不用，或用而不重用，使懷才者無所發展。我常感因政治之組織不良，效率低微，實缺乏立國之條件……中國這種腐化的政治繼續下去，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但內戰老百姓又如何忍受得起呢？」憂國憂民的心情躍然紙上，熱心社會變革的他後來也投身革命，一直在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盡心儘力。然而1949年，就在上海即將解放時，競武被特務綁架審訊，受盡酷刑，堅貞不屈的他最終被殘忍活埋，年僅47歲。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如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於錢，外圓內方。」這是黃炎培對子女的訓育信條：對於道理必須追求真理，對事情要追求真相；說出來的話要守信，做事必須踏實；沒有事情的時候不要荒廢時間，事情多的時候不要慌忙；言出必行，做人不要貪心；對人和氣如春風，該嚴肅的時候要嚴肅；對錢不要看得太重，做人做事對外要圓滑周全，對自己要恪守原則。

1914年，在任《申報》特派考察記者時，黃炎培居住在上海南市的一處陋室中，他取莊子《知北游》中「吾身非吾有」之意，給自己的斗室取名「非有齋」，以表自己捨身取義、立志社會的志向。「除知識以外，所有的一切都非我所有」，他窮盡所能，對一個天下人不以做官為榮，而以服務民眾為樂的進步社會的無私奉獻，對教育救國理想嘔心瀝血、殫盡竭慮的苦苦探索，時至今日，仍是中華民族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