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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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華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15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落下帷幕。

出道25年，演了100多部電影的古天樂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電影獎。

這位低調的「蓋學校狂魔」頂著「爛片之王」的帽子在金像獎陪跑了這麼多年之後，終於靠一部動作片修成正果。雖然這尊「最佳男演員」的小金人遠沒有黃金時期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來的有份量，但依然沉甸甸。

於一個香港演員而言，這是一次來自香港本土大家庭的首肯與稱讚，意義自然非凡。對於一個拼搏25年的職業演員而言，這也是時間給予職業最體面的慰藉。

每次看金像獎都會很感動，看頒獎台上一幕幕對香港電影的深情告白。我一個聽不懂粵語的人，也常會被打動。

把37歲的金像獎比作是一個中年人的話，那麼比起90歲的奧斯卡，54歲的金馬，71歲的戛納，76歲的威尼斯。他其實風華正茂。

但我常常感覺到金像獎已垂垂老矣。十幾年的影帝提名名單老是梁家輝、劉德華、梁朝偉、劉青雲、謝霆鋒等老面孔。我當然也喜歡這些演員，但是對於一個電影獎項而言，這並非幸事。

今年戛納拒絕了張藝謀，洪尚秀，錫蘭這些大師，努力擁抱新生力量以保持電影節的活力。戛納和金像獎當然不在一個重量級，兩者也有諸多區別，但戛納積極革新的精神金像獎真的值得學習。

金像獎的危機其實早在港片式微，合拍片風生水起之時，就已經顯露無疑。

• 一問

變革還是堅守？

香港的電影金像獎還是香港電影的金像獎？

這個圍繞金像獎命運的詰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答案也並不難找尋。

變革。

台灣金馬獎已經為香港金像獎指明了方向，同樣在困於台灣電影市場低迷之時，台灣本土電影數量稀疏，良莠不齊之際。

金馬獎毅然決定改革，敞開懷抱，打破地域限制。把致力於台灣電影發展變成致力於整個華語電影的推介與扶持。

特別是文藝電影。變革後的短短几年，金馬獎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就大大提升，目前已經是華語電影圈最為重要和最具含金量的電影獎項。

堅守。

先看一組數據：2017年香港地區電影總票房15.2億人民幣。

票房前十，皆為好萊塢電影。

華語片方面僅以《春嬌救志明》的3062萬票房排名18。單片最高票房成績是《美女與野獸》7166萬港幣。整個2017年，香港電影產量在60部左右。還還算是近年來高產的。對比黃金時期的年產量300多部減少了80%。

這就像選美，以前可以在300個女孩裡面選，現在只能在60個女孩裡面選。底層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選擇堅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只會變得越來越小眾，最終偏安一偶，淪為份量越來越輕的小獎。

讓人不解的是，兩任金像獎主席爾冬陞和陳嘉上給出的答案卻都是堅守。

金像獎就是香港電影人自己的一個小獎而已，不會擴大成華語片獎。

爾冬陞更表示「香港電影市場也不至於萎縮到一年連十部片都拍不出來。」

香港電影當然不會淪落到一年拍不出10部電影來，只是爾冬陞的話里多少帶著執拗與心有不甘的落寞以及不願正視時代大潮的顧影自憐。

如果金像獎真是他的孩子，當該讓他走的更遠，接觸更大的世界才是，何必只困於香港了。何況今日之香港已非昨日之香港。

金像獎的這種固執還表現在他的另一條不成文的「明規」——影帝必須是「自己人」。

矛盾的地方在於源頭沒有活水，香港電影已經失去了造星能力，青黃不接。

「自己人」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個人。

而這種狀況，又會掉過頭來反噬金像獎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如果不是合拍片大潮，為金像獎「影后」輸送了不少內地演員，金像獎的處境會更尷尬。

《一代宗師》裡面的宮寶森借一張餅問葉問：「拳有南北，國有南北么？」

葉問答：「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全等於固步自封，在你眼中這塊餅是一個武林，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進步，真管用的話，南拳又何止北，你說對么?」

與其讓張繼聰和蔡卓妍唱著《不死》的主題曲，金像獎何不順勢而為，放手一搏？

• 二問

變革還是堅守？

這是對金像獎的追問，何嘗不是對香港電影的追問。

我悲觀的看衰固執的金像獎，但我保持樂觀的期待香港電影。

港片雖然式微，但電影人猶在，點一盞燈，香港電影的香火就會延續，香港精神就不會遠去。

千禧年後，大導演紛紛北上。

徐克，吳宇森，陳可辛，王家衛，許鞍華，陳嘉上，關錦鵬，周星馳等等。

留守本土的則多是新生代導演，畢國智、黃精甫、翁子光、黃修平等。

前者聲名顯赫，後者籍籍無名。

單單以變革者或者堅守者兩個詞來串聯或者分類這一長串的名字，既不準確也不妥當。

首先大導演們的合拍片之路本身就是一種衝破舊有文化語境的變革之路，「合拍」說到底還是文化上的合拍。

北上的陳可辛從05年的《如果·愛》開始到14年的《親愛的》，10年5部片子口碑都不錯，而且類型各異。

《武俠》所表現出來的全新特質，可以說是對傳統武俠片的一種顛覆，你可以不喜歡這種表達和敘事，但誰也無法否認這是對武俠片這一重要華語電影類型一次脫胎換骨的革新。

《如果·愛》則大膽嘗試了歌舞片這一偏門題材，並大獲成功。以至於我想起來華語歌舞片，能想起來的就是《如果·愛》。

合拍片一度是爛片的代名詞，香港導演們靠自我變革取得成績一步一步扭轉頹勢。

從《一代宗師》到《掃毒》《寒戰》《西遊降魔》，再到《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

香港電影精神輔以許多年積累下的成熟電影製作經驗以及積極創新，終於讓這些香港大導演們重新站在了華語電影的巔峰。

合拍片的水準某種程度上就是華語電影的最高水準。

《紅海行動》的水準已經不輸好萊塢戰爭片；《智取威虎山》讓我們發現，原來主旋律還可以這麼拍；《寒戰》依然是最熟悉的香港警匪題材，但又玩出了新花樣。

電影審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合拍片的底色，是鐐銬，也是每個導演身後的朗基努斯之槍。

它與「自由、創新」的香港精神相悖。

轉身快的，能學著漸漸適應這鐐銬；轉身慢的，折戟沉沙。

例如陳果，這位香港最另類的導演，也是香港最有才華的導演之一。

北上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謀殺似水年華》，口碑與票房雙輸。

不會有觀眾永遠追隨你，要在觀眾沒有背叛我前，我先背叛他們。

背叛觀眾的陳果，不知道算不算一種破執？或者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變革？不再苦苦追問「我是誰？」不再迷惑於「身份認同」，不再恐慌於「規則更迭」。

跟他以往電影里的這些小阿祥、阿芬、小混混中秋、弱智男、絕症少女阿屏、退伍軍人家賢、黑社會家旋統統說聲再見之後，那麼似乎陳果也不復存在。

這些影像構築起來的陳果才是導演陳果。

陳果的特別在於，陳果電影里的香港是內地觀眾不了解的香港，甚至是香港本土市民刻意忽略的香港。

他跟我們以前在電影看到的香港迥然不同，他代表了香港的B面。所有的這些苦澀艱辛、迷惑困頓、漂泊荒誕也都是香港的一部。離開本土的陳果電影就像中了失心咒。

喜憂參半的還有杜琪峰，《毒戰》和《三人行》讓觀眾看到了銀河大佬的凜冽還在，故事雖然是在內地，不見香港卻處處香港。

《華麗上班族》雖然票房失利，但在電影形式上也是一次大膽而成功的嘗試。

我喜歡杜sir的恣意張狂、洒脫桀驁。我知道觀眾不是都是對的，不然你怎麼解釋那些動輒把爛片捧上好10幾億的行為。杜琪峰對新影片類型和拍攝手法摸索創新，不迎合也不僵化。依然是香港導演中最特立獨行和最獨樹一幟的一位。

• 三問

變革還是堅守？

每年的金像獎，在關於香港電影未來的存續與發展上，新一屆最佳新導演的新作與大導演們的新作，無論在題材還是製作規模上，都像是兩個不對稱的雙面鏡，但又互相映照。

堅持本土創作到了每屆必講的程度，然而近10多年來，除了憑藉《野狼犬》和《打擂台》兩奪金像獎的郭子健，還有《志明與春嬌》的導演彭浩翔，其他新晉香港導演從表面上看似乎建樹並不大。

但換個角度來看，香港本土電影在類型上已經開始多元化起來。

有《我們的6E班》這樣講少數民族在港讀書的青春片，有《音樂人生》這樣堪稱香港最具人文關懷的紀錄片。

還有《一念無明》這樣把香港又拉回我們熟悉的市井香港的寫實片。有《狂舞派》這樣以舞蹈題材抖擻青春活力的勵志片。

還有不得不提的本屆金像獎的新晉女導演彭秀慧，這位新導演堪稱一個全能型創作才女。她先是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舞台劇《29+1》，接著又自編自導了電影《29+1》。

這群新導演在面對更多的創作困局與市場壓力時，以各自獨有的創作力，在前輩「北上」的格局下，立足本土並逐漸探索出新語境、新美學、新的港式人文理念。

他們資歷未夠，但銳氣更足。他們在港片電影工業的重塑期尋找落腳點，亦是困厄之際的接棒者，他們是香港電影未來的新面相，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變革還是堅守？

這不是一個香港人關於尋找身份認同最深層次的文化問題。這甚至不是一個問題。

我想不用回答，市場和時代已經給出了回答。

今天的記憶註定會變成明天的回憶。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

古天樂在金像獎頒獎台上說了一段動情的話，我記得最後一句是說：

我很想多謝家裡人，我這麼大人了，還是跟家裡人住，每天都是我媽媽叫我起床的。我不可以不跟家裡人住，一個人最重要有家裡人支持。

香港電影也一樣，有香港人的支持，才會更加好。

但我想，僅僅有香港人的支持，顯然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