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延長事物的生命

循環經濟這個概念在政治議程中被提及的次數越來越多，從表面上來看這個稱呼是精確的，但並沒有表達出其與目前的經濟模式相比所蘊含的內在變化。以市面上的一種破洞牛仔褲為例，機器和勞動力不僅用於生產它們，而且「弄壞」了它們。實際上，循環經濟的理念與目前的情況恰恰相反，它意味著要延長產品和材料的壽命，從而能夠讓它們在經濟中循環更久，從而減少原材料和新產品的數量以及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 「歐盟循環經濟行動計劃」和中國循環經濟政策()就是向這方面發展的積極性迅速增強的兩個例證。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瑞士建築師和工業顧問Walter R. Stahel一直被譽為循環經濟之父。對於目前的經濟模式和循環經濟，他提出了一個 「河流和湖泊」 的比喻。迄今為止，我們可以把經濟假想為一條河流，人們試圖通過每十年或二十年間人均流量的翻倍來推動經濟的發展，而不管在這個無限加倍過程中，河流中營養物質和毒素的含量也會極速增加。相反，循環經濟更像一個湖，居民和政策制定者更傾向於保持和提高湖的質量和利用率，而不是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增加水量的流入和流出。

在循環經濟中，由於提高了產品和材料的耐用性，可重複利用性，可修復性，再生性和可循環利用性，它們對環境的破壞減少了。產品和材料不是被快速地消費，變成垃圾和污染，而是在經濟活動中流通更長時間。一些科學家認為，目前的技術已經可以僅使用目前十分之一的原材料(t.cn/RiDbwsX)和三分之一的一次能源，來為工業化國家的人口提供產品和服務。許多政策致力於大力減少能源和材料消耗，例如，瑞士通過的「2000瓦特社會」能源戰略（人均消耗的能源功率為2000瓦，而不是目前的6000瓦），法國智庫「Negawatt」，洛基山研究所和因子10研究所（資源生產力十倍增長）等。

那麼為什麼目前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模式不能實現這些呢？讓我們黃金以為例來說明，目前黃金在世界上的存量約為18萬噸，相當於邊長僅為21米的立方體。一部分黃金已經流通了數千年，經過多次熔融鑄造成無數的文物。這相當於以較少的材料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大量的使用價值。另一部分黃金是從礦井中，以巨大的環境破壞和能源消耗為代價，被提取出來的，之後有一部分很快又被儲存在地下的金庫中—不產生技術上的使用價值。

另一部分被提煉出的黃金會進入手機等其他含有少量金元素的電子設備，在這些電子設備變成垃圾並且進行填埋處理以後，很快隨之回到地下。與被儲藏的相似，大量材料和能量被消耗，之後只產生非常短暫的使用價值。在第一種循環中，文物中的黃金正是循環經濟的雛形，而第二和第三種模式則是線性經濟。

實際上，目前的技術已經允許我們可以停止大部分對黃金的誤用和浪費以及其帶來的環境破壞。妨礙我們這樣做的只有我們錯誤的觀念：一方面，我們執著於遵守一個黃金的交換價值與其技術使用價值不成比例的公約，另一方面，在現今的許多情況下，由於稅收制度未能激勵值得去做的事情（例如就業）卻助長了不值得去做的事情（例如濫用和破壞自然），人們浪費黃金比珍惜黃金更加「方便」，

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由於稅收和社會保險成本的增加勞動力（大量且未得到充分利用）變得愈加昂貴。這導致我們鼓勵用更多的機器，材料和能源來取代勞動力。然而，與之相比，材料和能源（相對稀缺，因此更加值得節省）僅被輕微徵稅，甚至受到補貼，這加劇了對它們的使用，助長了勞動力失業（增加社會成本）和資源浪費。

例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David Coady估計，2015年全球對化石燃料的補貼超過5.3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6.5％ ）。一些經濟學迫切地呼籲我們要進行生態稅改革，通過降低在勞動力上的稅收和收費，同時增加對能源，材料以及廣義上濫用破壞環境的稅收來扭轉目前的形勢。德國重要智庫之一Wuppertal研究所創始人Ernst Ulrich von Weiszaecker說：「失業的將會以千瓦和噸來計算，而不是用人數來計算。」

1976年，Walter Stahel和Genevieve Reday向歐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似乎標題有誤的報告：《用人力替代能源的潛力》。先不提這份報告的細節，事實上，與這個標題恰恰相反，幾千年來，人類的進步意味著機器替代人力。但是，工業社會在兩個世紀取得的成功帶來了一個大規模的問題，人口與消耗資源的比例達到了可能會使幾十億人共同自食其果的程度。如今，人類活動建立在對能源和材料的大量消耗和浪費上，隨之而來的是對地球長期以來的生態平衡破壞。地球學家把人類活動開始對地質和生態系統產生全球性影響的新時期稱為 「人類世紀」 。

「用人力代替能源」（Walter Stahel）並不意味著要我們停止使用像洗衣機這樣的機器，也不是放棄技術進步，而是要求人類給出社會發展的方向，通過智慧和勞動來延長事物的壽命，而不是追求通過越多越快的消耗來推動經濟發展。這正是產品生命研究所建立的目的，它由同時擔任大學教授和政府企業及國際機構顧問的Walter Stahel和Orio Giarini所創立。

或許，Giarini和Stahel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不亞於他們對產業生態學的傑出貢獻。在《財富與福利的對話》（1980年）和《績效經濟》（2010年）等書中，他們重新定義了經濟價值的概念：真正的價值應取決於事物產生的作用和持續的時間，而不是它們所帶來的產品和商業的數量。

這個簡單的概念早在亞里士多德劃分「oikonomia（關心自己的房子）」和「chrematistics（關心自己的金錢）」的時候就有所闡明。然而當政治經濟學似乎變得服從於數量經濟學時，這個概念就被許多現代經濟學家拋棄了；因為直接度量事物的使用價值是困難或不可能的，所以取而代之，我們通過其生產和被購買的數量來衡量它們的價值。

對經濟價值錯誤的認識促成了一個旨在不斷地加倍生產和毀滅事物，而不是優化其生命周期的經濟模式。不過要放棄這種線性經濟模式可能會激起某些反對者的阻撓。在我們目前以消費地球資源為核心的文明末期，重視和保護自然及製成品的古老戒律將會顛覆目前對經濟價值的錯誤認知，同時有益於減少失業和保護地球。

Translated by Jiaq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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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Marco Moro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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