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從慈濟談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

引言兼總論

孫隱名：【1/3】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從慈濟談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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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孫隱名：【2/3】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從慈濟談佛教慈善事業的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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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根據筆者的調研和實踐，冒揣佛教慈善公益組織的成長，將可能是一個歷史與觀念辯證統一的發展過程，這也是一個從有入空，再從三輪體空到三輪妙有的運動過程。首先是慈悲濟世或自度化他的觀念，這是佛教慈善菩提樹的樹根，在發軔階段，經過佛理學習，「無所求」與「度生」、「體空」與「妙有」、「自利」與「利他」在思維上已達到兼容，將前一階段觀念的矛盾隔礙推向辯證統一。但從更宏觀的發展軌跡來看，這種兼容對鮮經實修的凡夫而言更多是抽象的、觀念性的統一，仍須要經由外在化的辯證發展，達到性空與妙有、無求與度眾、個人與集體等對立要素在具體實踐中的統一。否則但有樹根基礎，不去行度生的實踐，只能空守著觀念上「無所求」、「無分別」等思想，很難接受實踐中矛盾運動的重重考驗，因此除少數上根利器的頓悟之才外，學修人間菩薩道仍需投入個人或集體的漫長利生行為中，而佛門慈善團體作為菩提樹中堅樹榦的可取模式之一，將菩薩行的觀念向做了質料性展開，表現為具體的有人、有事（但也難免有限）的慈善公益組織，這一階段的慈善組織，體現「核心性」與「積極的局限性」這一雙重特徵。所謂核心性，指高級階段的初級[1]佛教慈善組織，往往指導思想較為一元，加之三輪體空、無所求等高層次觀念的洗禮，故在理念上注重實幹，對外以尋聲救苦為重心，面向大難之人提供具體的幫助，對內以分配任務為重心，指揮志工圍繞「受施者」無償工作。不可否認這套核心性模式體現了慈善組織運作的基本內容，但在實踐中也使各種矛盾在進步的過程中漸次展開，並體現為「積極的局限性」這一特點。包括：一、觀念上的體空、無別、無得和實踐上的救助質量、輻射面、運作效率等顯然有相有別的結果。二、指導思想上對犧牲一切的至高境界的要求與個人的覺悟水平和參商不齊的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三、集體對志工數量的近乎極限性需求與「三輪體空」慈善組織為個人設置的「高准入門檻」之間的矛盾。四、社會對佛教慈善事業的極限性需求與有限組織影響力之間的巨大落差。五、慈善活動數量是衡量慈善組織的重要指標，然隨著組織的「成功」和活動的增量，參與者熱情卻容易減退，如何避免因動力不濟導致志願者的精進力「價增量減」並終至集體性「行情反轉」？這也是需要考慮的實際問題。

太虛大師有言：「做佛先做人，人成即佛成」，人間佛教運動的重要目標即培養完善的人格，若允許我吹毛求疵地提一條建議，則教外慈善團體應該參考人間佛教運動中的同類佛門組織，使慈善活動的最終目的不背於人的全面發展乃至全面解放，但現實中，不少教外慈善團體（雖然出於善意）卻難以將組織的發展與個人的全面發展協調起來，儘管付出了極大的愛心與努力，卻在無意間使個人被下降為供無限利用的活機器或「救災取款機」。旁鑒歷歷，佛教慈善組織應該如何面對這一矛盾並使其獲得積極的揚棄？[2]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佛教慈善集體的領導者需要在實踐中加以摸索和辯證地克服，這無法單憑「無分別」「不著相」的個人心態和修養境界所能解決。對此，前文中提出了若干建議，其思路是向前發展，積極地面對這些矛盾，不否認這些局限對於佛教慈善組織的成長仍具有建設性的意義，發展性地堅持思想上的三輪體空（菩提樹基：觀念性的「自在」（德：an-sich）階段））和組織上兼具局限性與核心性的奉獻行動（菩提樹榦：客觀外化的「自為」（德：fur-sich）階段）），漸至達到一個能面向更高發展階段的狀態（枝繁葉茂的「自在自為」（德：ansich-fursich）階段——矛盾運動中的實踐性統一）佛教慈善團體的理想狀態不是退回一己觀念中的至圓至善，菩薩道的關鍵也不在於對「度生」的理論能想、能聽，而在於處人間能做、能行。

證嚴法師曾向其弟子提出「行經」[3]的理論，強調修行重在身體力行，「做就對了」。故此要不舍眾生、直面現實，老老實實地承認所面對的大眾（不論是施者還是受者）多系凡夫，且絕大多數領導者個人也未達到超凡入聖的品地。因此既要不棄佛陀理想，也要不忘凡夫現實，不能將口頭禪化的「無分別」、「不執著」做擋箭牌，應當在積極處理矛盾而非無視矛盾的過程中實現一種既具當下有限性又有無限成長性的無盡度生之路，在不斷揚棄舊矛盾的過程中吸收菩提樹基與樹榦的營養，保留「自在」與「自為」階段的積極成果，並通過發展，勇敢直面不斷出現的新挑戰。因此，佛教慈善集體的配套操作性理論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揚棄、發展，筆者以及其他未證果的凡夫俗子不可能站在歷史的終點或起點給出一勞永逸的答案，而只能提供一些思路供批判性地參考。在慈善菩提樹枝繁葉茂的階段，教內慈善組織不僅僅要發揮集合、輸出慈善資源之作用，更要將組織自身的外延和內涵成長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不僅僅要考慮如何利用志工的勞動力，還要考慮如何對志工進行精神回饋和心靈教養；不僅僅作為愛心人士的量化堆積處，還要形成超個人的集體性文化，形成自己在精神市場中的品牌特色，在提倡無所求的犧牲精神的同時使組織本身成為融「攝心、發心、愛心、明心、靜心」於一體的「五心級」場所，使集體能奉獻於外，收穫於內，使參加者以無所得之因，收所有得之果——而且是令人心靈充實、樂於奉獻的精神成果，對此前文中已簡略介紹了台灣慈濟基金會在提升活動附加的歸屬感、趣味感、價值感、實用感等方面所作的可鑒安排。要虛心、耐心、用心地學習各類慈善、公益組織的人文，不以「不著相」「無分別」為理由，在未證果之前執著地無視他人的好經驗，不必僅僅將公益慈善事業押注於個人的覺悟、意志品質或對本道場法師的簡單聽命之上。

總之，要將集體發展與個人發展，集體/志工的「輸出」與「輸入」，「即施者即受者」，「轉受者成施者」這些因素作辯證地統籌，使有限的公益資源化為培植無限愛心的種子，努力實現慈善組織、受施者、旁觀或間接影響者「三得利」的局面。要將組織的發展與志工的發展、組織的發展與志工的犧牲這兩組矛盾統攬分析，既不忽視這些「矛盾組」或內在、或外在的對立面，也不忘記它們彼此轉化、共生的一面，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既要實事求是地看到困難與局限的不可避免性，又要看到矛盾具有相互轉化、依賴的曲折成長性。具體而言，其方向之一即要辯證地創造組織本身的生命力，不僅要注重組織開展慈善活動的機械消耗性能力，在其基礎上還要思考組織自身延續與生長的能力，使組織成長與個人心靈成長在（難免包含否定性因素的）實踐過程中達到發展性的統一。再具體而言，如可在組織發展過程中將實踐效果好的運作環節逐漸制度化，在不扼殺靈活性和發展空間的前提下形成一些可傳承、複製的東西。

為避免空洞說教，再據慈濟為例。慈濟對陌生的初訪者也常以「師兄」相稱，團隊內部活動交流時始終不忘說「感恩」，志工穿著統一服裝，避免攀比、培養平等之心。此外，慈濟將新志工歡迎會、茶會、歲末祝福會等內部活動的操作模式規範化，既避免因人而廢，也便於組織擴展過程中各地分會能依具體的經驗快速上手，並與總部保持統一的「品牌質量」，形成培訓人間菩薩的「精品系列課程」，提供直接能看、直接能教、直接能做的菩薩之道。為個人單槍匹馬的修行提供一條優勢互補的「菩薩人間化」道路，發掘個人所不具備的制度優勢、氛圍優勢、資源優勢，提供高品位的互動交流，心得分享，榜樣感召，乃至如慈濟所採取的團康遊戲等方便法門，通過保持、豐富組織的內涵使志工獲得精神布施，要把組織的各類活動看作對志工做全面關愛和心靈養育的一個組成部分，立足於培養一個個有愛心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提供無常勞動力的活機器或「救災取款機」，以吸引力催發精進力，以精進力釋放布施力，以布施力再添吸引力，在組織發展和志工個人成長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增上緣，實現佛教事業、慈善事業和個人心靈升華的多贏局面。

[1] 此處的「初級」是相對其後階段而論的，並非就規模之類可量測指標而論，其考察範圍也非所有佛教慈善團體，相對於那些更偏重於求福報的組織而論，文中所言之佛教慈善組織在筆者的理論參照系中遠勝於前者，因為本文探討的是那些組織者在觀念上已深受三輪體空和無所求等大乘思想洗禮並以此指導組織運作的慈善集體。儘管我對此類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不足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但請讀者務必注意，這種反思的前提是對其高起點的肯定，其不足僅是相對於之後的發展階段而論。

[2]事實上，這一問題所牽連的矛盾之複雜已超過其表象：一方面，國內的佛教慈善組織需要進一步提高其發掘、調配、利用人力資源的速度與效益，通過制度化的管理和專業技術化地救災救難以滿足社會對慈善和宗教事業的巨大需求，就現狀而言，兩者間的供求缺口幾近無限，僅就此而論，佛教界實在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的一些重要左翼思想家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人所指出，隨著當代對社會「合理化」、「技術」重要性的崇拜，使原先服務於人的管理制度和知識技術成為一種凌駕於人的意識形態化的奴役性力量，使社會勞動工具化，人必須按照「合理」「有技術」地方式勞動、生活，從其消極面講仍將侵蝕到人的自由和解放。

[3] 她指出：佛教徒不僅僅要聽經或誦經，更要做人間菩薩，去「行經」。

【尾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