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筆記：食物、權力與田野調查——紀念人類學家西敏司

二十世紀人類學政治經濟學派的大師級人物西敏司在2015年12月27日在美國去世了，終年93歲。

復旦的潘天舒第二天就得到消息，他微信我，「也許你應該寫點什麼」。今年清明時節，西敏司的好友陳志明老師在中山大學馬丁堂召開西敏司的紀念研討會，我也分享了曾經作為他的助教的一些經歷

人類學家中有許多長青樹，例如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他活到101歲。雷蒙德?弗斯（Rymond Firth）也是101歲。在這些長青樹中，西敏司應該算是一位，如果這次不是因為摔倒而頭部受傷，我想以他的身體，人生過百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還記得他90歲的時候，我們邀請他來中山大學演講，他不懼長途飛行，欣然允諾，只是學校行政方面嚇壞了，最終沒有成行，讓人深以為憾。

在我的印象中，人類學家有兩類，一類是精神貴族的氣派，懂的七八國語言，滿腦袋跑著哲學火車，文字也比較深邃難懂。例如列維－斯特勞斯；另一類則是牛仔風格，頭髮隨處飄逸，基本不扎領帶，很隨便地就可以和農民、工人打成一遍，文字親和易懂。西敏司大概屬於後者。2001年他應陳志明老師的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訪問講學。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七十多歲的他正自己拍完身份照，穿著一條Levi－Strauss牌子的藍色的牛仔褲和一件格子襯衣，一個人悠哉悠哉地爬上陡峭的山坡。他熱情地和我打著招呼，感覺就像鄰家大叔。

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虔誠的學術青年，對於學術大師常常神往，但是見面又容易犯怵，說不出什麼話來。但是在他微笑的那一刻，我覺得是那樣親切，在知名學者和年青小輩之間的隔閡一下子消失了。後來，我就很欣賞他的那種智慧的，又常常帶點自嘲的微笑。

說起這位大佬，在人類學之內還是之外讓他最享譽的可能就是他對食物的研究。他甚至被稱為「飲食人類學之父」。他的著作《tasting Food，tasting Freedom》（國內翻譯為《飲食人類學：漫話餐桌上的權力和影響力》）集中了很多關於食物研究的論文。

他特別推薦那本書的導論，記錄了他對食物的文化分析為什麼有興趣的來龍去脈。而他那時到中文大學來，主要是要研究中國的豆腐文化。而我擔任他的研究助理，那時很詫異他為什麼要研究豆腐，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因為中國歷史上產的肉很少，豆腐卻為那麼多的中國人提供了他們生命所需要的蛋白質。豆腐救了中國人，而現在豆腐在美國也開始流行，也許將來能把肥胖的美國人救出來。」這種西敏司式的幽默在當時讓我覺得很新鮮，不過很快這種新鮮的心情就被複雜的研究助理工作所淹沒。我按照他的指示不斷去圖書館搜集複印各種我以前從來不知道的歷史文獻，並在這些文獻的各種犄角旮旯里尋找有關大豆和豆腐的描述，也還常和他在香港的各種地方去喝豆奶，吃豆腐，（這是他最熱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這個詞背後的文化隱喻）。正是因為做他的研究助理，我感覺他就像一個甘蔗地的工人，把自己埋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和田野中，我那時也才意識到，人類學實在是一件辛苦的日復一日的類似種地一樣的工作。它一點也不浪漫，如果沒有某種情懷，很難持續。西敏司無疑有著某種情懷，那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除非出差，還是每天來辦公室上班。

雖然食物研究是他的重點，但是在他給我的一封郵件中，以他特有的西敏司幽默說道：

「Some readers thought that I was an expert on food, and writing about food. That was entertaining to me, and afterward I tried to become an expert ! But that was not my primary purpose.」（有些讀者認為我是食物專家，並就食物而寫作。這讓我感到很有趣，之後我也竭力變成一個專家！但是，其實那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那麼什麼是西敏司人類學工作的主要目的呢？在我看來，他關心的還是資本主義及其對殖民地的影響。在哥大，他受到文化生態學代表人物斯圖爾特的教導，和他那一批的同學例如Eric Wolf一樣，深受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影響，這使他開啟了對加勒比海甘蔗糖業工人的研究，這方面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甘蔗地里的工人：一個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史》他運用了生活史的方法去理解和分析這些類似工奴的甘蔗地工人。而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機制的研究，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1985年出版的《甜與權力》。這本小書被列入企鵝出版社的經典叢書，他以人類學視角來探討糖的歷史，主要研究了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歷史流轉中，糖在不同階級和不同時段中的意義的變遷。

西敏司細緻地描述出糖在加勒比地區的生產如何為了滿足世界對糖的需求，而大大提高糖的產量；以及糖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英國）的傳播，而在歐洲，他主要是考察十七世紀後英國社會開始大量消費蔗糖這一歷史現象，他描述了蔗糖（和茶葉）如何形塑了英國人全國性消費習慣或者說是飲食習慣的具體過程，以及在這種形塑過程的背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方式如何操作著這一切，使得糖從最初的上層階級的奢侈品一步步成為無產階級的日用消費品，並進一步使得無產階級依附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那時，徵得他的同意，開始了這本書的中文翻譯，其實當時也是給自己找一個合適的借口可以不斷跟他請教。這本書有兩點讓我震撼：一是他認為，為了滿足世界的蔗糖市場，中美洲的種植園率先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居然起源不是在歐洲，而是在甘蔗的種植園裡！這個觀點後來他有所修正，但是當時讓我腦洞大開。

二是他揭示了蔗糖消費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文化中的意義賦予來表現。在蔗糖的消費過程中，蔗糖這種物質不僅有其作為食物的最基本的外在食用意義，而且還含有內在的象徵符號意義。

在英國，從1750到1850年，蔗糖與飲茶習慣開始結合，成為平民家庭中輔助麵包主食的副食品；但是從1850到1950年，蔗糖、飲茶、甜點的重要性卻大幅度增加，逐步取代了麵包，成為平民家庭的主食。在蔗糖消費激增的整個過程中，西敏司排除了其他諸如價格之類的外在因素，將這一現象歸因於英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也就是說，是一種文化因素使然。而這種文化的象徵意義並不是象格爾茨認為的那樣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文化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通過權力和權力集團操作並賦予的。西敏司指出在蔗糖的生產、運輸、銷售這一系列的經濟行為的背後，有著一整套經濟運行體系的支撐，而在經濟運行體系的背後又是擁有財富和權勢的人在控制著。總而言之，從蔗糖的消費，到蔗糖消費的激增，都是在這種權力作用控制下的，進而人的飲食習慣也是受這種權力作用影響。在我看來，研究這樣食物文化背後的政治經濟過程，是西敏司真正關心的問題。

這部書的翻譯耗費的時間遠遠超過我和他的預期。我不得不承認我其實自不量力，翻譯對我而言有的時候真是一件超乎我能力的事情。一方面因為我在語言天賦方面實在魯鈍，另一方面也因為這部書有大量的本地辭彙和很多生僻的植物辭彙，有時候翻譯的過程中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探根究底的執著和知識的豐富程度。如果不是我曾經的學生和同事王超的全情投入，這本書很難能夠面世。也幸虧陳志明老師不斷提醒我，「西敏司已經七十五了」，「西敏司已經八十了」。歷經多年，在商務印書館編輯的嚴格審查下，終於讓西敏司在生前看到了它的中文版本，《甜與權力》以十五種語言文字屹立在人類學的經典之中。直到前年，他還把中文本送給他的華文世界的朋友。

翻譯一直是讓我對他心懷愧意的事情，正如同寫詩一樣，我這樣的人常常有翻譯的衝動，但是為了上帝的緣故，我想我還是再也不要去搗亂了。我所鐘意的還是田野調查。而西敏司對田野調查的執著反而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在和他交往的那段日子裡，他最推薦的反而不是《甜與權力》，而是他的一篇《豬耳與銀邊》的論文。這篇文章是他1996年在美國人類學年會做榮譽演講的演講稿，標題來自兩句美國的諺語：

「You can』t make a silver purse out of a sow』s ear」，（你不可能用母豬耳做出銀線包）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每朵烏雲後面總有陽光）

那個時期田野調查的方法在後現代的嚴厲批判下面臨方法論危機。他認為對於人類學田野工作挑戰來自三個方面：

（1）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田野里的人、物質、信息高度流動，悶在一個地方的田野調查不能了解實際的變化；

(2)人類學家作為觀察者的權威地位被動搖；

(3) 文化概念被廣泛地使用，而不再被人類學家所獨有。針對現代社會的「文化研究「興起，大有取代人類學的趨勢。

對於這類挑戰，他通過四個業餘或專業的人類學家的職業故事指出，

（1）即使全球化了，仍然有很多人只生活在一個地方，田野調查仍然是了解他們的重要方式；

（2）雖然民族志工作者受到質疑，但是基於田野調查的民族志作品仍然值得尊敬，不能否認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理論功底。

（3）文化概念雖然泛化了，但是人類學可以繼續自己民族志方式的文化概念，仍然可以做最好的關於文化的民族志工作者。

他最後說道，豬耳就是人類學家自己，人類學家需要通過田野調查來完成轉變。雖然田野調查有烏雲，但是仍然可以讓田野調查編織出銀邊出來。西敏司的文章觀點雖然我並不都同意，但對於當時正沉迷於後現代思潮和建構主義理論的我來說，這是一劑很好的清涼葯，讓我不至於太上火。

今天，人類學家田野調查遇到的挑戰也許比西敏司演講那會兒更大，無論是大數據，遠距離共享以及跨越地理界限的社交媒體都使得田野調查必須進行更多的方法論革新，但是即使這樣，正如西敏司所強調的，我也堅信，在這個迅速轉型的時代，保持現場感對於理解這種轉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儘管處於大數據時代，但小數據的獲得以及讓它變得可以理解，仍然需要田野調查。

1996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我剛剛在上海開始田野調查。而和他短暫的一年的交往，當時忙忙碌碌，不覺得有什麼，但是十多年後，回頭來看，他對於年青學者那種親和平等，卻讓我如沐春風，並對我未來的職業產生了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著迷於田野調查，關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脈絡，關心權力的脈絡如何滲透到底層，關心社會底層的生長，這些都有著他的影子。尤其重要的是，他雖然不是中國專家，卻在新亞書院飯堂里每周固定一次的討論中，讓我意識到知識分子其實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的戰爭，而人類學的意義在於，如果堅持在各種邊緣群體里的田野調查，那麼知識分子就不容易被抽象的價值判斷所蒙蔽，而能夠去洞察在意識形態背後的複雜的權力運作。從而能夠更好地和那些邊緣群體站在一起。

我是個害羞的人，很遺憾沒有和他合影的照片。只是有段時間，和學生一起想在馬丁堂建立一個「人類學家咖啡館」，我代表同學找他要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的他，有種無以名狀的悲憫。

而對我來說，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像在《甘蔗地里的工人》那本書封面上的工人。那只是一個背影，他埋沒在比人還高的甘蔗下面，辛勤地勞作。我覺得這張照片是對他自己的隱喻。據說他直到去世前，還在寫作。我想對他最好的紀念還是回到我們的甘蔗地里，繼續勞作。

（本文發表在《南方周末》及作者個人公眾號【一個人的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