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於新舊與是非的看法

05-14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孔子是一個守舊的人，孔子的思想是一種復古主義。因而把研究孔子學說與發揚孔子思想視為提倡復古。然而孔子真是一個守舊的人嗎？他的思想真是復古主義嗎？若把孔子所說的話會合起來一看，一定能瞭然於此種看法的不合事實。孔子誠然有若干話、表示他的好古。人們之所以誤解孔子為守舊復古、大概從這些話而起。孔子曾經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因為孔子自稱好古，遂推想他是守舊而復古的。然而孔子一方面雖好古，另一方面卻亦推重新的。根據一部分的言論以斷定其守舊復古、以偏概全，不能算是精確的論斷。

孔子有好幾則言論、表示新舊並重，甚且表示新的勝過舊的。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知新」的新字、雖不一定專指新近發生的事情，亦可能包括舊日所發生而為從前所未及知道的，但總不至於把新近發生的排斥而不包括。他不說：溫故可以為師，卻說：溫固又兼知新，才可以為師，可見他並不一味看重舊的，實亦同時重新的，換句話說，就是新舊並重的。

顏淵問治國之道，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論語衛靈公）。夏時是古制，殷輅亦是古制，周冕在孔子當時，是今制。依照孔子這一番話，他是主張古制與今制夾雜採用的。孔子若真是一個守舊而主張復古的人，何致於願意採用今制的周冕！他既主張雜采古制與今制，又可見其於新舊之間並不偏重偏輕。至於他為什麼主張雜采古制與今制、在這一番話內未有所說明。

孔子又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遠眾，吾從下」（論語子罕）。「今也純」與「今拜乎上」都用著一個今字，可見冕用純制與拜於堂上，是當時通行的新禮。由此又可推知，「麻冕、禮也」與「拜下、禮也」的禮、是指古禮而言。孔子關於冕、主張棄古禮而從新禮，關於拜、主張從古禮而不用新禮。對於古禮、一則從，一則不從，對於新禮、亦取同樣的態度，又可見孔子是主張雜采古禮與新禮，不是一味尊古而賤今的。孔子所以如此主張的理由、在這一番話內，說得很明白。「今也純、儉，吾從眾」，就是說：新禮的冕用純來制、比古禮的冕用麻來制、更為儉樸，所以他棄古禮而從新禮。「今拜乎上、泰也，雖遠眾，吾從下」，就是說：新禮的拜於堂上、過於驕縱，不如古禮拜於堂下的謙恭，所以他從古禮而不用新禮。由此看來，孔子所取為標準以決定從與不從的、不是古與今，而是儉與奢，或是恭與驕。新禮儉而古禮奢，則從新禮，古禮恭而新禮驕，則從古禮。儉與恭、是合理的，奢與驕、是不合理的。故綜合言之，孔子是以合理與不合理為從與不從的標準，其或從或不從、與古今是不相關涉的。讀了孔子這一番話，還可以說孔子是守舊而主張復古的嗎！

孔子又嘗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吾從周」、當然只是大體的說法，不是就每一件事情說的，因為孔子是主張夏時與殷輅的。孔子從周而不從夏殷二代，從古今的觀點上來看，竟是從今而不從古了。不過孔子之所以從周、孔子自己說得很明白，因為周制「鬱郁乎文哉」，比夏殷二代的制度更進步了，不是因其為當代的制度。所以孔子決定從不從時所注重的、是制度的進步與不進步，至於該制度之為古制或今制、則非孔子所重。

孔子又嘗概括地說明從不從的原則。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又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論語述而）孔子雖虛心學習，但對於所見所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有所批判選擇，不是盲目接受的。孔子主張採用新禮的純冕與採用古禮的「拜下」，正是擇善而從。所以孔子擇善而從的態度，不僅用於學習，亦用於其他事情，可說是貫通一切的。孔子擇善而從，故孔子所從的、即是孔子所認為是的，所不從的、即是他所認為非的。他所是的、有舊的亦有新的，他所非的、同樣有舊的亦有新的。可見孔子只講求是非，不追究新舊，只以是非定是非，未嘗以新舊定是非。

中國人、至少從前的中國人、懷有一種偏見，以為舊的無一不是，新的無一不非。淮南子脩務訓里有一段話、描寫這一種偏見道：「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拖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偏見偏到這種程度，無怪淮南子不勝感慨地批評到：「此未始知音者也」。近數十年來，矯枉過正，釀成了相反的偏見，以為新的無一不是，舊的無一不非，甚至把新舊二字當作是非的意義使用。青年們好奇喜新，尤其容易感染這種偏見的影響。這兩種偏見、其內容雖相反，其病根是相同的，同在於以新舊為評定是非的標準。以新舊定是非，都足以淆亂是非，使是非分辨不清。所以我們應當宏揚孔子以是非為是非不以新舊定是非的精神，以救治我們過去及現在的偏見，以領導我們的思想走上求是的正途。

新舊不足用以評定是非、實在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事實上、舊的中間、有是的，有非的，新的中間、同樣亦有是的與非的。此一情形、孔子在「麻冕、禮也」一章中、已明白指點出來，現在試用眼前的事情為例，作一番淺近的解釋。二加二等於四、恐怕是史前人傳下來的知識，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是奉為真理。這是舊而是的例。天圓地方，是我們中國人從前所同具的常識，科學傳入以後，一般人已知其不合事實。這是舊而非的例。民主政治、在中國是新建立的，足以提高人民的福利，足以增進國家的安定，這是新而是的例。共產主義、是近世紀才產生的，使人民遭受荼毒，使世界擾攘不安。這是新而非的例。新舊與是非，有相一致的，有不相一致的，新舊怎能用以評定是非，更怎能用以代表是非！

社會上常有舊翻新的現象。所謂舊翻新，即言原來已經成了舊的、過了若干歲月，又一變為新的而流行起來了。服裝式樣的舊翻新、是最習見的現象，現在試舉兩件較重要的事情來做例。中國古代女子都是天足，後來盛行纏足，到了民國建立以後，纏足的風氣才逐漸革除。天足這一風俗、是舊翻新的，所以既可稱之為舊風俗，亦可稱之為新風俗，因而清末民初的提倡天足、可以說是維新運動，亦可以說是復古運動。中國古代女子是可以再嫁的，後來以從一而終為貞節，中等以上家庭以寡婦再嫁為有辱門楣，近二三十年來，風氣始轉變，女子再嫁、已被一般人視為正常的事情。女子再嫁這一風氣、亦是舊翻新的，可以稱之為舊，亦可稱之為新，因而民初對於女子守寡的攻擊、遂亦可稱之為維新，又可稱之為復古。這兩種風俗是舊又是新。若用舊者必是新者必非的眼光來看，固然可以因其舊而認定其為是，但亦何嘗不可以因其新而認定其為非。若用新者必是舊者必非的眼光來看，同樣可以因其新而認定其為是，又可因其舊而認定其為非。同此事情、可是又可非，則是非無從確定了。新舊既於某些事情上沒有力量論定是非，還能用作衡量是非的標準嗎？

新舊是用以形容時間上的先後的，時間上在前的、稱之為舊，在後的、稱之為新。故依理而論，在時間這條線上、應當有一點，作為新舊的分界。假使沒有這分界的一點，便無法斷言某一現象是舊的，某一現象是新的，同此現象、甲可以稱之為舊的，乙可以稱之為新的，新舊將無可分別了。但就通常所用新舊二字來看，看不出一條新舊分界的普遍原則。通常說到新舊，有以一件事情形態上的改變作為分界點的。例如結婚儀式、在從前、新郎新娘行交拜禮而不請人證婚，現在改為新郎新娘行鞠躬禮而請人證婚，乃稱從前的儀式為舊式，稱現行的儀式為新式。但亦有事情、其形態未改變，而不得仍用新字來形容。例如結婚之初、稱為新婚，結婚的一對，稱為新郎新娘。經過一年半載，婚姻關係未有改變，但若仍稱之為新婚新郎新娘，則人將笑其用詞不切當了。故同一事情形態上的改變、不足為一切新舊的分界點，亦即不足以說明新舊二字的通常意義。新舊二字的意義、嚴格來講，實在不甚分明。用不分明的概念評定是非，徒使是非混亂不清。由此一點來看，新舊亦不足以評定是非，更不足用以代表是非。

以舊為必是與以新為必是、同是偏見，同樣不足以論定真是真非，唯有像孔子那樣、只問是非，不問新舊，才是人認識是非的正當途徑。所以孔子的精神是大家所應當效法的，孔子的思想是我們所應當宏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