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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化」志向

回來北京一年半了。我換了工作,但地點一直都在東直門。地鐵站離家快快走路十八分鐘能到,每到春秋天冷暖不定的時候,常常走得小腿外側緊繃繃地疼。到望京西站,換車。運氣好的時候,扶梯上沒有人,運氣不好時,要從人流中側身穿過,三步並作兩步跨上所有的樓梯。地鐵門打開的瞬間,人們就竄出去,一路小跑,因為被人群淹沒意味著你會耽誤上好幾分鐘。高中時候,聽去日本交換的同學說,東京的地鐵里人們都是跑著的,當時能感覺到自己瞪大了驚訝的眼睛。而今天,我所居住的城市,情形居然毫無區別。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在心裡埋怨那些站在電梯左側的人,怎麼就不能像在香港時那樣全部在右側排成一排。直到聽到地鐵廣播里說:乘坐扶梯請扶穩站好,趕時間的乘客請走樓梯。我不知道這該算是地域習慣差異,還是高效方式不得不向很難接受它們的大眾低頭。

我沒去過清晨人頭聳動的四惠東或是天通苑,上下班單程一小時,在北京實在算不得慘,然而已經到了讓我在周三就開始盼望周末不用參與這場忙碌與擁堵的程度。

在更為繁忙的二號線、十號線上,我見過好幾次賣唱乞討的人。除了被老婆牽著,嘴裡吆喝著的盲人,或是坐在地上艱難移動的殘疾人,也有談著吉他敲著鼓,留著長發的年輕男子。他們直勾勾地盯著地鐵上的姑娘唱情歌,女孩們只得一直低頭撥弄手機,翻過已經看過三遍的朋友圈。有一次,有個老太太快速揮著手,眯著眼睛,斜眼瞪著一個小夥子說:「你去前邊唱去。我聽著心臟疼。」

不知道在這些小夥子的眼裡,他們受的委屈換來的價值,是否可和歐洲街頭滿身塗滿金色顏料的街頭藝術家比肩?

每天的行色匆匆里,我似乎沒太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審視過自己。或者說,我接受了「不好不壞」的默認設置。通過每月買大把戲票,放棄大學專業「轉型」、以及試著做所謂「斜杠青年」的方式,我感到,我已經在踐行著我所屬於的這個世代的夢想了。

然後,前兩天,我坐在會議室腦暴會上,被問到買房子的問題。

我想了下,如實答道:「我現在掙的錢,還沒讓我認真計划過靠自己在北京買房這件事。但是,如果我要在北京買房,肯定還是會靠自己。」語畢,感到了一點小失落。

幾乎是在同一天,王健林一句話,又搞得微博上不太平。他用砸6億多商鋪的事埋汰海爾砸76台冰箱,被海爾回嘴,誕生了一句新的微博一日熱點:#我還是買不起房#。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句事實。但在各路官微戲謔的包裝下,它甚至已經不再有居無定所的辛酸,反倒是一種破罐破摔的……自嘲

三年前,梁文道說,日本、台灣、香港的年輕人會有一種「下流志向」,意思是,以前人們總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要有志氣,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生活越來越好。但是,這一代的年輕人,經歷了日本十年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看到父輩們辛苦奮鬥一輩子,也似乎並未能如願過上理想生活。於是,他們會說自己「不願工作」,「不看書的」,或者最大的愛好是「睡覺」,看起來消極的態度背後,是從根本上懷疑以前社會運作的邏輯。

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不是這樣,梁文道說。相比這三個地方的人,他們會更積極,會更感到「我會越來越好,社會也會越來越好」。

但是,從此類自嘲第一次出現開始,我就一直在疑惑,大陸青年們真的沒有呈現出、或在拒絕「下流志向」嗎?

明明,我們對「一個億的小目標」無奈而輕蔑地揚起嘴角,也不吝於展示自己與房價之間究竟有多遠,並且對15萬年薪究竟是高是低態度曖昧不明。從「屌絲」一詞變得朗朗上口開始,當下中國的年輕人們,難道不是已經選擇用自我貶低的嘲諷來掩飾內心的不安與焦慮了么

前幾天,向來「月光」的 H 開始計劃存錢,甚至準備在二線城市買房了。雖然這事還八字沒一撇,但他做這個決定的思考讓我覺得有趣。在同齡人里,他薪水算是不錯,也算有能力。不過,「對於我們這種沒有固定資產,只有現金流的人來說,一旦面對大的社會時代變革,就會很慘,」他說,「很多人在家鄉買房也是一個道理,算是作為自己在大城市打拚的風險對沖。

這可能是我聽過的最積極向上,同時也最消極焦慮的話了。

有一個朋友算得上是標準的投行精英,收入很多,存款也很多,但她告訴我——依然很焦慮。握在手中的金錢,本該是安全感的來源,但似乎卻並不能完全緩解自己的不安;另一個朋友,掙得很多,花得更多,甚至有時仍需家裡支援,但她也沒有富二代的無憂樂觀,也一樣會用薪資和地位衡量自己的價值。

但當我把他們擺在一起——連同我自己——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看似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背後,寫滿的其實是這一代人相同的焦慮。而這種身份焦慮本身,代表了大陸年輕人與「下流志向」者的不同——前者還是有著趨利的動力,只是怕自己做不到,但沒有要放棄——這,算是積極的態度么?

我沒有答案。

梁文道所說的下流志向,是對上一個時代的反叛,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那麼,今天的我們對照著父輩的境遇,對什麼是正確的道路和選擇,其實充滿了反叛和質疑。我們也把 Gap Year,經常性的旅行,把賣花、修車、做皮具作為事業等當做是高尚而值得嚮往的事情——當然,說說總是容易,真正去做可能需要些勇氣和決心。

——矛盾就在這裡。確實,其他國家「下流志向」年輕人的狀態,似乎使得「另一個社會」的社會選擇於大陸年輕人而言也觸手可及,並值得觀望,但另一方面,情況又還不夠「壞」,不足以讓我們放棄實在的夢想。

H 說,你去問現在的年輕人那個問題,尤其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他們大多會回答你,「社會會越來越好,我也會越來越好」。

「不能問你們這些海龜」,他說。

雖然其實我不能算海龜,但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原以為自己會比其他人強很多,事實卻證明未必如此的失落,與純粹的向上挺進的壓力,並不是一回事。

然而,與此同時,我又看到了這樣一條悲觀的豆瓣廣播:

感覺現在很多年輕人很有身份焦慮,雖然念上北大復旦了但還是為自己家境貧寒買不起房當不了前1%壓力山大。其實日本泡沫那會日本年輕人也這樣,尤其是沒在東京買上房的。後來泡沫破了發現不光是買房,工作都找不到了好吧,就紛紛地信邪教的信邪教宅廢的宅廢搬磚的搬磚,這麼多年不也過來了嘛。

這段話讓我想到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在《想像共和國》中寫道:

每一代新人都必須找到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應對他們自己特有的孤獨。我們所知的是,孤獨,就其本身而言,並非積極正面的特性。即使是獨來獨往騎著馬進城的牛仔,也需要幾個讓他保護的好人和幾個讓他打敗的壞人,他才能繼續前行,去下一個城鎮。

焦慮和無助或許也是如此。

說到這,我已經不在乎自己的志向究竟是向上還是向下了。

我只是很好奇,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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